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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脱脱不花的举动也加深了也先对他的怀疑，而东蒙古对非黄金家族的瓦剌也早已心存不满，再加上也先征伐明帝国导致兵力受损严重，一向敢怒不敢言的东蒙古部也开始“敢言甚至敢动”起来，矛盾逐渐升级。双方最终因册立蒙古太子的问题而彻底决裂，脱脱不花率先起兵攻击瓦剌，也先竟被打得连连溃败，其领导的卫拉特四部面对战斗十分恐惧，竟互相商量是否要直接投降。脱脱不花及东蒙古实力之强大，已足以和蒙古的实际统治者也先相抗衡，也从侧面说明了进攻明帝国让也先的直系军队造成了大量减员。但是，后来形势急转直下，特凌古斯的阿卜杜拉认为脱脱不花汗“有智”，“不可图”，阿噶巴尔济济农（脱脱不花的二弟，“济农”蒙古语意为“君王”）性愚，可试谋之。于是瓦剌利用脱脱不花与阿噶巴尔济济农之间的矛盾，以汗位为诱饵，拉拢济农，济农不顾其子、也先女婿哈尔固出克的反对，悍然对脱脱不花出兵。明景泰二年十二月底，脱脱不花虽奋勇拒战，无奈兵已溃败，于是骑着黑松黄马，仓皇奔至肯特山，渡过克鲁伦河，逃往兀良哈，投靠其休妻之父彻卜登。彻卜登惧怕也先，最终将脱脱不花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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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不花死后，也先履行之前的诺言，拥立阿噶巴尔济为可汗，又自立为济农。但是阿噶巴尔济从即位伊始就已经难逃傀儡的命运，瓦剌甚至嘲讽阿噶巴尔济“类若畜牲”，称其为“阿噶巴尔济济农之驴”。明景泰四年，也先设谋，修建了相连的二大室，在后室挖掘大坑，用大毡覆盖。又宴请阿噶巴尔济，待其人马依次入内以后，瓦剌部勇士齐声大呼，擒杀阿噶巴尔济一行，然后掷于后室的大坑中。在此次事件中，阿噶巴尔济的亲信三十三人都被杀死。杀死阿噶巴尔济及其羽翼以后，也先并没有收手，“凡故元头目苗裔无不见杀”。也先此举使得东西蒙古的联盟彻底破裂，也为其称汗清除了最后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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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与清军鏖战的准噶尔人就是卫拉特蒙古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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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四年夏秋间，也先终于自立为汗，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建年号为“天元”，并封其次子为太师。也先自此走上了蒙古人的权力巅峰。但是这一切都是也先透支部族对他的信任来实现的。也先本身就是一代枭雄，他自视甚高，并没有想过在政治上与被收服的东蒙古合作，而是一味地以军事优势迫使东蒙古低头，这就让表面上统一的蒙古部并没有走向一个政治共同体，而是仅仅维持了军事上的联合，这是后来瓦剌分崩离析的最大原因。同时，也先行事果断甚至偏激。土木堡之战以后，他的野心膨胀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史载“也先恃强，日益骄，荒于酒色”。俘虏明英宗归来以后，也先完全抛弃之前拥戴故元宗室的表面功夫，肆意地杀戮故元苗裔。他不仅对东蒙古部族如此，甚至连瓦剌本部首领也不放过。例如，也先遭到脱脱不花的攻击，首战不利时，盛怒杀死了昂克平章，使得整个蒙古联盟离心离德。故当脱脱不花起兵攻击也先时，东蒙古首领纷纷倒戈支持脱脱不花，甚至连也先营的三万人都相继反叛，归附脱脱不花。当时不论东西蒙古，都对也先的残暴和自私产生了极大的厌恶，也先对蒙古的统治岌岌可危。最终，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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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景泰五年，瓦剌右翼首领阿剌知院、左翼首领帖木儿来到也先营中，请求也先道：“你现在既然是整个蒙古部的可汗，阿剌知院劳苦功高，应该让他当丞相。”而也先居然说：“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说，我已经把丞相之位给了我的儿子。”由此可见也先政治能力的低下和自私。阿剌知院作为也先的丞相，一直忠心耿耿跟随也先，但是也先对于阿剌知院这样忠诚的部下都不信任，甚至连副手之位都要给自己的儿子，这彻底让阿剌知院崩溃了。阿剌知院感觉自己对瓦剌付出的心血全都付诸流水了，他愤怒地说：“看你们父子二人怎样治理整个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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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剌知院旋即离开。已经被说到这个份上，也先不仅不想办法解决内部矛盾，反而进一步破坏。也先萌生了削弱阿剌知院的想法，很快就用计毒死了阿剌知院的两个儿子。阿剌知院忍无可忍，起兵三万攻伐也先。也先经过数次大规模用兵，兵力不足，猝不及防，兵败被杀，从此瓦剌一蹶不振，最终被崛起的东蒙古部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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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战瓦剌的胜利并没有给蒙古部带来军事和政治上的统一，也先的野心和贪婪最终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自己的部族，一代枭雄如此落幕，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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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也先与瓦剌的悲惨结局与其在土木堡之战和北京保卫战中“用力过猛”不无关系。对蒙古部族来说，土木堡之战是一场辉煌的胜利。但如之前所说，无论是瓦剌本部还是仆从的蒙古部族，都在此后的北京保卫战中付出了惨重代价。虽然在之前的胜利中，瓦剌军队所得颇丰，但是也先在胜利后暴露出居功自傲和自私吝啬的本性，把大多数战利品据为了己有。草原上的法则是遵从强者，但前提是这个强者能给追随者带来好处。现在其他部族付出了惨重伤亡却没有什么收获，不免对也先心怀怨恨。加之也先军的核心部众也损失不小，这就等于也先在自身虚弱的时候又遭到了别人的怨恨。虽然也先能够凭借以往的威势和土木堡的胜利暂时压制这种怨恨，但仇恨的种子只要种下，就必将结出复仇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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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土木堡之战以及紧随其后的北京保卫战可谓影响深远。其实这两次战役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其军事意义，它彻底改变了明帝国边境的军事体系框架，也改变了蒙古部的政治格局，甚至影响了明蒙双方数代人的命运以及明帝国未来的国运。其经验和教训，到现在依然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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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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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从土达之乱到红盐池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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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克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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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随着也先于内讧中被杀，瓦剌与明帝国的恩怨情仇终于告一段落。但是，明帝国与蒙古诸部的纷争却没有结束，反而越发复杂。也先死后，瓦剌迅速衰落，蒙古也再度陷入纷繁跌宕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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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鞑靼喀剌沁部孛罗忽、翁牛特部毛里孩以太师身份拥立鞑靼小王子重组汗庭，但蒙古始终保持着四分五裂的格局。接着，阿罗出、癿加思兰、亦思马因等势力迭相兴起，直到达延汗异军突起，蒙古高原上数十年走马灯般的政治乱局方才结束。另外，因为明初防线战略收缩、东胜卫内迁而暴露于蒙古铁蹄下的河套地区，也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沦为了蒙古诸部自由进出的屯牧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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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彻底回到游牧生活模式的蒙古人，因为游牧经济低下的生产力与蒙古高原上资源的贫乏，又不得不依托稳定的朝贡贸易以及与周边民族的物资交流来弥补游牧经济的不足。但之前瓦剌挑起的战端与其统治的土崩瓦解，使得蒙古诸部无法获得朝贡贸易，又没法作为一个整体与周边民族进行物资交流，因此，对中原地区的侵袭成为其获得生活物资的主要途径。成化年间吏部尚书李贤言：“胡虏为中国患不过苟图衣食而已，往者每岁进贡，赖此赏赐衣食充足不来侵犯……衣食无所仰赖，遂至穷困。所以数来犯边……”这个观点其实有些片面，因为这种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之前瓦剌在能获得朝贡贸易和物资交流的条件下还要发动南侵。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先政治野心的终结并没有带来边关的安宁。相反，蒙古诸部与明帝国围绕边疆物资的劫掠与保卫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兵戎相见。据统计，成化年间蒙古诸部对九边大大小小的侵扰多达近四十次，几乎是土木堡之变前的三倍。当河套那块抵背扼喉的战略要地也被蒙古人充当入寇跳板后，毗邻河套的陕西三边，即甘肃、宁夏、延绥，还包括后来的三边总制府驻地固原地区，都成了边患的重灾区。正所谓“山崩钟应”，在当时，“套虏”、“套患”开始兴起，一场与之紧密相连的蒙古内附部落的叛乱也开始酝酿并爆发。这场叛乱被明朝政府称为“土达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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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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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祸起萧墙：固原土达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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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达，顾名思义即为“土著”的“鞑人”，泛指明庭安置在西北部的蒙古族裔。明初时期，蒙元势力在西北地区的瓦解造成了大批鞑人内附明朝。明政府考虑到这批前朝降众特殊的身份，对其安置政策进行了一番慎重的安排。明洪武初年，中书省臣认为，归降的蒙古人的忠诚不能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很可能会叛乱倒戈，这样对守边的官军十分不利，所以土达应该居住在内地，而不是边地。明太祖却主张道，应该要顺胡虏的习惯而治之，如果强制让他们迁居内地，环境的不适应反而会让他们产生叛乱的想法。于是在朱元璋的决策下，位于明蒙战线的西北边陲成了这群故元降夷的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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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明廷还进一步发掘了土达诸部在抵御蒙古南侵方面的战略价值，明军开始招募健壮的土达加入战斗部队。比如宁夏和灵州等处的边防，边地一旦有警，明军多借助土达的力量来驱逐蒙古人。效力于明朝的土达士兵称为对明朝边军兵员的补充，而且土达强悍的战斗力也为明朝边将所有目共睹。兵部尚书白圭在《军务七事疏》中就曾称赞“陕西平凉及高桥等处多土达土人善射敢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