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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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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从土达之乱到红盐池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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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克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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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随着也先于内讧中被杀，瓦剌与明帝国的恩怨情仇终于告一段落。但是，明帝国与蒙古诸部的纷争却没有结束，反而越发复杂。也先死后，瓦剌迅速衰落，蒙古也再度陷入纷繁跌宕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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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鞑靼喀剌沁部孛罗忽、翁牛特部毛里孩以太师身份拥立鞑靼小王子重组汗庭，但蒙古始终保持着四分五裂的格局。接着，阿罗出、癿加思兰、亦思马因等势力迭相兴起，直到达延汗异军突起，蒙古高原上数十年走马灯般的政治乱局方才结束。另外，因为明初防线战略收缩、东胜卫内迁而暴露于蒙古铁蹄下的河套地区，也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沦为了蒙古诸部自由进出的屯牧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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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彻底回到游牧生活模式的蒙古人，因为游牧经济低下的生产力与蒙古高原上资源的贫乏，又不得不依托稳定的朝贡贸易以及与周边民族的物资交流来弥补游牧经济的不足。但之前瓦剌挑起的战端与其统治的土崩瓦解，使得蒙古诸部无法获得朝贡贸易，又没法作为一个整体与周边民族进行物资交流，因此，对中原地区的侵袭成为其获得生活物资的主要途径。成化年间吏部尚书李贤言：“胡虏为中国患不过苟图衣食而已，往者每岁进贡，赖此赏赐衣食充足不来侵犯……衣食无所仰赖，遂至穷困。所以数来犯边……”这个观点其实有些片面，因为这种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之前瓦剌在能获得朝贡贸易和物资交流的条件下还要发动南侵。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先政治野心的终结并没有带来边关的安宁。相反，蒙古诸部与明帝国围绕边疆物资的劫掠与保卫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兵戎相见。据统计，成化年间蒙古诸部对九边大大小小的侵扰多达近四十次，几乎是土木堡之变前的三倍。当河套那块抵背扼喉的战略要地也被蒙古人充当入寇跳板后，毗邻河套的陕西三边，即甘肃、宁夏、延绥，还包括后来的三边总制府驻地固原地区，都成了边患的重灾区。正所谓“山崩钟应”，在当时，“套虏”、“套患”开始兴起，一场与之紧密相连的蒙古内附部落的叛乱也开始酝酿并爆发。这场叛乱被明朝政府称为“土达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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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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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祸起萧墙：固原土达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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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达，顾名思义即为“土著”的“鞑人”，泛指明庭安置在西北部的蒙古族裔。明初时期，蒙元势力在西北地区的瓦解造成了大批鞑人内附明朝。明政府考虑到这批前朝降众特殊的身份，对其安置政策进行了一番慎重的安排。明洪武初年，中书省臣认为，归降的蒙古人的忠诚不能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很可能会叛乱倒戈，这样对守边的官军十分不利，所以土达应该居住在内地，而不是边地。明太祖却主张道，应该要顺胡虏的习惯而治之，如果强制让他们迁居内地，环境的不适应反而会让他们产生叛乱的想法。于是在朱元璋的决策下，位于明蒙战线的西北边陲成了这群故元降夷的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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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明廷还进一步发掘了土达诸部在抵御蒙古南侵方面的战略价值，明军开始招募健壮的土达加入战斗部队。比如宁夏和灵州等处的边防，边地一旦有警，明军多借助土达的力量来驱逐蒙古人。效力于明朝的土达士兵称为对明朝边军兵员的补充，而且土达强悍的战斗力也为明朝边将所有目共睹。兵部尚书白圭在《军务七事疏》中就曾称赞“陕西平凉及高桥等处多土达土人善射敢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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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九边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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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之前相关官员对归附的西蒙古人不宜居住在边地的担忧不无道理。明朝势力在西北地区如日中天的永乐朝就发生过土达叛逃事件。永乐九年，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琥在奏疏中报告称有归附的蒙古人因流言而叛逃。他把此事归因于“无籍之徒造言鼓惑”，但同时向土达发出警告，若再有任何叛逃行为，明军将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这里面蛊惑土达叛逃的“无籍之徒”很有可能就是明朝治外的蒙古部民。土木之变后，类似现象愈演愈烈。土达三五成群的叛逃行为，也预示着不久后在边关恶化的形势下这些蒙古部族的大举倒戈。在边防线千里，水草茂盛，畜牧繁多，内忧外患的固原镇，反叛的暗流也越来越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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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初年，毛里孩纠合各部南侵，在土达部族的居留地烧杀掳掠。土达李俊却私自拿出羊酒招待来犯的蒙古人。毛里孩甚为欣喜，将马匹赐予李俊。鞑靼太师的赏识，让有着蒙古血统的土达萌生起反叛的念头。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巴丹部土达头目满四因包庇盗贼、杀害官员被官府缉捕。在李俊的煽动下，目无法度的满四下定了“起事从北”的决心。当时明朝官府还在追究先前满四及其团伙的抗法行为，遂派遣平凉卫指挥佥事、满四的侄子满璹带领二十余人前去缉捕。一行毫无防备的衙差去抓捕满四自然如狼入虎口。除了满璹与另外几人被劫持外，剩余人员均被土达杀害。自此满四挑起了叛明的大旗，自封“招贤王”，封李俊为“顺理王”。他们在一日之内便召集了一千多名土达，披甲持弓，一路呼号，非常猖獗。短短半个月时间，隆德、静宁、会宁等地四千土达投入满四帐下。叛军先是在甘州一带大肆劫掠，后又进攻固原千户所。在战斗中，李俊被明军杀死，满四完全接掌土达叛军。之后，他率领部众转进地处固原山区的石城，占山为王，凭借着他之前偶然得到的“元代行帅府印”呼风唤雨。不过数月的时间，满四便纠集起两三万土达部众。甚至一度又有谣传称，满四曾通使过毛里孩太师，约定六月十五日合谋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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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四起事无疑加剧了固原乃至整个明朝西北边境的紧张局势。如诸边的情况一样，明代中期，军屯开中制度为明朝边军带来的活力已经一去不返。日暮途穷的明朝卫所军制的种种弊端，造成了军士的大量逃亡与兵员素质的衰颓。成化八年，吏部右侍郎叶盛曾对固原的孱弱守备做出过这样的描述：靖虏卫、固原卫等各处，防备冬季虏寇入犯的官军仅仅只有八千人，而且老弱居多；堪战的战马仅有两千匹，步军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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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被兵员缺额、战斗力衰退等问题困扰着的当方守备力量难以胜任平定土达叛乱的任务。除此之外，固原一带州县在成化二年毛里孩的入侵中损失惨重，守备固原指挥使哈昭之前也在抵抗蒙古人的战斗中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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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靖虏卫分守参将刘清初征石城不利，最后以损失三百余人收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随后又抽调了附近各卫总共三万兵马继续征剿，明军在石城外与土达激烈交战。不幸的是，指挥使申澄在交战中阵亡，明军再度败于土达叛军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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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战况令朝野坐立不安，兵部紧急调派各路大军再行攻讨，调兵范围也扩大到了延绥和宁夏二镇。五月，陕西巡抚都御史陈介、总兵任寿与宁夏总兵官吴琮所率宁夏镇官军率先抵达。他们不等与延绥都御史王锐和参将胡恺的部队会合，便擅自向石城开进。这时候突然有土达数千出城十里请降，陈介竟信以为真。可当部队毫无防备地拥向城下的时候，城中却突然冲出数以千计的牛羊，土达精兵手持长兵相继而出。这时陈介才知中计，然而猝不及防的明军早已阵脚大乱。任寿、吴琮且战且退，率部退守东山。陈介轻率的冒进令明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除了死伤五百余人外，遗失军器辎重不下数千，其中丢失有大将军炮两座。没来得及撤出山里的汉军皆被叛乱的土达杀死，明军中的土达则被强逼入城中协同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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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十年大铁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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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战过后，满四统领的土达叛军的声势也如同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周边凡系土达者一律归于其帐下。明军再度战败的消息传出，朝堂上下风声鹤唳，甚至传起了满四计划袭击陕西各府县的风闻，一时间人心惶惶。满朝文武悚然认识到，固原周边的守军难以抵挡这股加速膨胀的势力。八月，朝廷再次从京营及甘州、凉州、延绥、宁夏、陕西等地调集官军、土司军总计三万三千四百四十六人，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项忠统领，再度进剿固原土达。明廷还委派南京大理寺卿马文升接替陈介，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陕西，协助项忠剿灭土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