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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土达完备的防御工事下，强攻登城绝非易事，明军首先要克服的阻力便是石城前那条深度超过三米的壕沟。马文升的对策是用土石填平，不过如此一来填土的部队就会完全暴露在守军的投射火力下。于是，马文升根据棚车与云梯等攻城器械的设计思路，设计出了一种兼备掩护工兵填埋战壕和攻城功能的临时器械。他命人将周边城池上的围杆木取下，绑缚成“天桥”，安装在可以自由牵拉的厢车底盘上。然后命令士兵将车推到壕边，将天桥放倒在壕沟上方遮蔽守军的箭矢，以掩护明军在壕内填土。很快，明军的人马军械就能够在石城城墙外畅行无阻了。此后，土达叛军又无可奈何地看着明军将此车推到城下，把天桥的一端精准地搭在二丈五六尺高的城头上。两军的决战即将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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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这时，城外明军的中军大帐里却再起争执。有些将领担心攻击城墙会造成大量伤亡，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明军还是取消了强攻的计划。但出乎明军意料的是，惊弓之鸟般的叛军见明军欲大举攻城，纷纷出城投降。马、项两人不但决定放投诚的土达一条生路，而且赏赐给降兵银两，甚至派出通晓番语的人前去城下传话。如此一来，城中越来越多的土达在明朝优厚条件的诱惑下，不顾满四严苛的军法，在求生欲的驱使下出城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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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大张旗鼓地招降纳顺，甚至引诱来了满四最为倚重的谋士阳虎力。十一月十六日，马文升将他招至明军帐下，许诺如果生擒或者杀死满四，朝廷将重赏其白银一百两、黄金一百两，并擢升其为指挥。重赏诱惑下，阳虎力透露了土达叛军的行军动向，并向马文升保证第二日自己将骗满四亲率主力突围，并将其带入明军设下的伏击圈。这桩事关全局的密约在明军内部仅有少数几名高级将领知悉，并且反对者居多，主帅项忠也对这名敌军将领持将信将疑的态度。最终马文升力排众议，撤换下原来的延绥军，将自己统领的中路军调防东山口，设伏静候满四统领的土达主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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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东山上出现了几百名盔明甲亮的土达精锐。明军向城门眺望，果然有一人骑着白马，在众军裹挟下向东山行进。马文升稳住全军，命令东山一路少量的明军稍作抵抗即佯装败退。满四后军果然如马文升设想的那样匆忙与前军会合，直奔明军设下的诱饵而去。当满四率领着全部主力毫无戒备地踏入伏击圈的时候，蛰伏已久的明军立刻从四面杀出，叛军顿时乱作一团。土达士兵仓促迎战，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不过随着其他各路明军源源不断地开赴东山口，叛军的顽抗还是化作了一场不可抗拒的溃败。在激战中，满四被击落马下，最后被明军擒获。战斗以明军全歼敌军的大获全胜告终，明军斩获首级七千。捷报传开，陕西各州县民心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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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满四的主力被全歼，战局的主动权完全落入了明军的掌控之中。马文升想要一鼓作气拿下石城，但项忠担心土达在最后关头的困兽犹斗可能会给明军造成严重损失，以“恐仓促难拔”为由，取消了强攻的计划。第二日，城中土达又拥立原平凉卫达官镇抚火敬为叛军领袖。然而，缺少了满四的统领，残存的守军早已人心涣散。刘玉希望尽早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围攻战，于是建议项忠命明军撤围，放任城内的残兵败将散去。项忠则认为土达叛军的抵抗意志正处于冰消瓦解的前夜，坚持将包围继续下去。果然如项忠所料想的那样，十天后，残存叛军的士气终于土崩瓦解，一夜之间全军作鸟兽散。项忠令明军追击漫山遍野四散奔逃的土达，又斩获数千首级。包括满四侄子满能在内的百余名叛军首领家属也被明军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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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番得胜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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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残存土达又败逃至彗箒山，搭建了数十顶帐篷继续抵抗。明军屡次招降，他们都不肯投降。这时项忠突然接到了延绥镇的急报：有一队千余人规模的蒙古军队出现在了沙窊寺一带，不时地以三五百骑的规模在边墙附近出没。这支姗姗来迟的军队明显已无力左右战局，而且这一小股蒙古军队还选择了河套以东守备空虚的延绥镇作为目标，刻意避开了明朝集结在河套西南部固原一带的平叛主力。这背道而驰的行军方向无疑说明：蒙古人此次南下的目的只是想接着土达叛乱，乘虚而入劫掠钱财，并不是真想支援固原土达的叛乱。因此，土达如飞蛾扑火般的反叛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地为他人作嫁衣，成为蒙古人南侵的炮灰和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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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蒙古人趁机南侵的现状，项忠决定留三千精兵收尾，剩余部队班师返回固原。为防止今后再有叛军盘踞石城，明军出发前派遣了一万多人，彻底夷平了这座要塞，并在山下刻石铭记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同时，延绥方面也开始与大规模蒙古骑兵交战。首先是三千多名蒙古人在迤西泥涧滩等处抄掠，被参将胡凯领兵击败，俘虏二十余人，解救平民十一人，夺回牲畜二百六十多头。十五日，游击将军许宁与三千多名蒙古人战于迤东沙河墩，明军结阵力战，最终将敌人击退。当晚又有数千敌军劫掠焦家川，杀掠平民与牛羊数百，许宁与高家堡指挥随后率领官军出境一百五十里，大败敌军，夺得牛羊马匹千余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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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延绥方面捷报频传，当月，败退彗箒山的残余土达也被明军剿灭，固原土达之乱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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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也先打破边墙内外的军事格局后，蒙古诸部的频繁入套南略、土蒙纠合、满四反叛，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土木之变产生的蝴蝶效应。仅就土达叛乱事件来看，虽起自满四自身的违法行为，但这种违法行为与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民族因素交错在一起，最终才演变为一场规模浩大的部族叛乱。明代史学家高岱在其所著的《鸿猷录》中对满四反叛一事有一段较客观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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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达）虽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狼子野心之众乃使之聚处边境，密迩塞下。具鲔北泳，越鸟南翔，能保其百年无异为哉？今降胡多处畿辅之地，国家承平，彼何敢肆。万一胡马南牧，气类感召，则满寇之乱不但固原尔。也往也先寇京师闻亦有说，幸其驱荡平定之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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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洪武之初满四的曾祖父万户把丹被授予平凉卫正千户以来，满四家族一直拱卫明廷西北疆土近百年。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较为松散的羁縻体制最终会由于外族势力的逐步渗透而被破坏。无独有偶，早在二十余年前，瓦剌也先太师席卷女真诸部时，就曾将招抚文书传予诸酋。结果原本“世受节制”的建州三卫立刻归附为蒙古人的耳目，1450年女真攻抚顺之战便是建州三卫转投新主的投名状。与蒙古人并没有多大血缘关系的女真人尚会见风使舵，主动当起蒙古人的马前卒，更何况与蒙古诸部羁绊很深的土达？可见明初的布置还是有着很大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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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土达虽坐拥精兵坚城，但在初期接连击败明军后，仍寄希望于不切实际的蒙古援军，一味选择固守城池，将战场主动权拱手相让。满四采取的这种消极防守战略堪称自掘坟墓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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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对土达的平叛战争也体现了明军项忠、马文升等将领高屋建瓴的指挥才能。他们吸取前几次失利的教训，采取重兵合围的战略，并以持续的炮击与烧荒等手段逐步瓦解守军的士气，避免强攻要塞的伤亡。在与满四的决战中，明军以少量部队诱敌深入，再集中兵力将敌军主力一举歼灭。最后，明军势在必得时又不穷追，待残兵败卒四散而逃时再出兵追击，从而将一场强攻恶战化作了一次毫无悬念的追亡逐遁。根据明朝战后清点的损失情况，明军整场战役总共伤亡仅有1685人，而土达叛军已确认的阵亡人数就已多达一万以上。此战不失为明代中期一场经典的攻坚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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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固原镇境内勾结蒙古的反叛势力被明军完全肃清。为平定这场荼毒西北的异族叛乱，明廷从西北四镇抽调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及时在西北边患的下一个高潮期到来前击碎了土达叛军“起事从北”的妄想。戡平这场萧墙之祸，也是明帝国在西北地区与蒙古的百年较量中留下的影响深远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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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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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其费非常：成化年间的“搜套”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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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定固原土达叛乱之际，陕西三边四镇的明军也在努力摸索，试图找到一条能够彻底解决套患的途径。总体而言，解决套患的战略计划是出兵深入河套腹地，扫荡蒙古部落的据点，凭借武力手段将蒙古势力逐出河套，也就是俗称的“搜套”、“捣剿”。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实行这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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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随着也先时代的终结，蒙古诸部彻底失去了入主中原，光复大元的实力与野心。蒙古人对明朝的战争目的也回归到对物资、人员、牲畜的掠夺上，因此他们对明朝边境的袭扰往往采取避实就虚的闪击战术。由于明朝对铁器输出的封锁，蒙古在多数时候难以大量装备铁制盔甲。因此，百十人规模、装备简陋的小股蒙古游骑对于装备相对精良的明朝边军来说不足为惧。然而当有强酋纠合起众多部落，发动数千乃至上万骑兵规模的南侵，这种入寇就是边镇军民的梦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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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入侵的蒙古骑兵在面对明朝漫长的军事防御线以及屯驻于其上的数十万明军时，充分发挥轻骑兵的机动性，采取了“殿数百以羁全营，纷千万以震零堡”的战术策略。也就是用小股部队佯攻牵制住明军主力，再集中兵力从薄弱环节切入。这样一来，分散在九边万里防线上的明军小部队很难应对突然出现、数倍于己的敌军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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