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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也先打破边墙内外的军事格局后，蒙古诸部的频繁入套南略、土蒙纠合、满四反叛，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土木之变产生的蝴蝶效应。仅就土达叛乱事件来看，虽起自满四自身的违法行为，但这种违法行为与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民族因素交错在一起，最终才演变为一场规模浩大的部族叛乱。明代史学家高岱在其所著的《鸿猷录》中对满四反叛一事有一段较客观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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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达）虽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狼子野心之众乃使之聚处边境，密迩塞下。具鲔北泳，越鸟南翔，能保其百年无异为哉？今降胡多处畿辅之地，国家承平，彼何敢肆。万一胡马南牧，气类感召，则满寇之乱不但固原尔。也往也先寇京师闻亦有说，幸其驱荡平定之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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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洪武之初满四的曾祖父万户把丹被授予平凉卫正千户以来，满四家族一直拱卫明廷西北疆土近百年。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较为松散的羁縻体制最终会由于外族势力的逐步渗透而被破坏。无独有偶，早在二十余年前，瓦剌也先太师席卷女真诸部时，就曾将招抚文书传予诸酋。结果原本“世受节制”的建州三卫立刻归附为蒙古人的耳目，1450年女真攻抚顺之战便是建州三卫转投新主的投名状。与蒙古人并没有多大血缘关系的女真人尚会见风使舵，主动当起蒙古人的马前卒，更何况与蒙古诸部羁绊很深的土达？可见明初的布置还是有着很大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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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土达虽坐拥精兵坚城，但在初期接连击败明军后，仍寄希望于不切实际的蒙古援军，一味选择固守城池，将战场主动权拱手相让。满四采取的这种消极防守战略堪称自掘坟墓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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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对土达的平叛战争也体现了明军项忠、马文升等将领高屋建瓴的指挥才能。他们吸取前几次失利的教训，采取重兵合围的战略，并以持续的炮击与烧荒等手段逐步瓦解守军的士气，避免强攻要塞的伤亡。在与满四的决战中，明军以少量部队诱敌深入，再集中兵力将敌军主力一举歼灭。最后，明军势在必得时又不穷追，待残兵败卒四散而逃时再出兵追击，从而将一场强攻恶战化作了一次毫无悬念的追亡逐遁。根据明朝战后清点的损失情况，明军整场战役总共伤亡仅有1685人，而土达叛军已确认的阵亡人数就已多达一万以上。此战不失为明代中期一场经典的攻坚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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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固原镇境内勾结蒙古的反叛势力被明军完全肃清。为平定这场荼毒西北的异族叛乱，明廷从西北四镇抽调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及时在西北边患的下一个高潮期到来前击碎了土达叛军“起事从北”的妄想。戡平这场萧墙之祸，也是明帝国在西北地区与蒙古的百年较量中留下的影响深远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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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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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其费非常：成化年间的“搜套”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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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定固原土达叛乱之际，陕西三边四镇的明军也在努力摸索，试图找到一条能够彻底解决套患的途径。总体而言，解决套患的战略计划是出兵深入河套腹地，扫荡蒙古部落的据点，凭借武力手段将蒙古势力逐出河套，也就是俗称的“搜套”、“捣剿”。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实行这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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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随着也先时代的终结，蒙古诸部彻底失去了入主中原，光复大元的实力与野心。蒙古人对明朝的战争目的也回归到对物资、人员、牲畜的掠夺上，因此他们对明朝边境的袭扰往往采取避实就虚的闪击战术。由于明朝对铁器输出的封锁，蒙古在多数时候难以大量装备铁制盔甲。因此，百十人规模、装备简陋的小股蒙古游骑对于装备相对精良的明朝边军来说不足为惧。然而当有强酋纠合起众多部落，发动数千乃至上万骑兵规模的南侵，这种入寇就是边镇军民的梦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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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入侵的蒙古骑兵在面对明朝漫长的军事防御线以及屯驻于其上的数十万明军时，充分发挥轻骑兵的机动性，采取了“殿数百以羁全营，纷千万以震零堡”的战术策略。也就是用小股部队佯攻牵制住明军主力，再集中兵力从薄弱环节切入。这样一来，分散在九边万里防线上的明军小部队很难应对突然出现、数倍于己的敌军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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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明代镇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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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蒙古各部落往往会用数月的时间来准备一场大规模的入寇。首领会暗中派人日夜兼程联络散落在草原上的各部，并命其自备弓矢甲胄以及充作军需的牲畜。此外，每个蒙古骑兵还要准备3—9匹马以备骑乘或驮运物品。在约定的日期和地点，这支全副武装的队伍会集结起来，宰牲、祭神，接着誓师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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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对明朝边地的大规模劫掠相当有组织性和计划性，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略战术。他们往往不是大张旗鼓地一股脑破墙而入，而是事先派遣精兵组成别动队。别动队向着大部队行军路线的反方向行进，寻机翻越边墙。然后，蒙古人的主力部队会派出数百乃至数千名轻装骑兵为先导，携带锄头，快速在边墙上掘开一道入口，大队从这个入口一拥而进，同时此前翻墙而入的精锐部队配合主力，在明帝国守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因此，前去迎击敌军大部队的明军时常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中伏，被蒙古骑兵打得措手不及。可以说，蒙古骑兵的纵深穿插战术是十分卓越的，经常让明军因措手不及而野战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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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番得胜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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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军队深入边墙后，会以日行百里的速度推进到明军的屯堡、墩台乃至城池下。之后，蒙古人会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整座据点，发动围攻。攻城时，蒙古大军号角齐鸣，从四面用钩子攀爬城墙。大队蒙古人在弓手的火力掩护下，像蚂蚁一样密集地登城肉搏。当时明朝守堡的边军常年缺额而且战意低迷，自然难以抵抗拥有数倍优势兵力的敌人的猛烈围攻。因此，在蒙古诸部这种风驰雨骤般的侵袭中，明朝的寨堡城池经常连连失陷，蒙古侵袭部队动辄深入明朝境内数百里，辗转各地大肆掳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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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应接不暇的频繁袭击下，明朝边镇人员、财物损失惨重，可谓满目疮痍。严峻的边关局势也迫使明军进行战术战略上的革新，即由旧有的专守防御，迈向先发制人的攻势防御。明朝一贯重视陕西诸镇的防务，而陕西边防又是西北最关键的地方，所以陕西地区成为明军实践这种“攻势防御”的优先战略方向，其六千多里边防线上的“套患”自然也成了明军“攻势防御”的首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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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景泰年间，陕西三边官军就已经开始尝试小规模的“搜套”活动了。天顺八年，延绥都指挥同知房能更是在奏疏中为河套一带军务提了三条建议，除修建城堡、制造兵器以外，还主动请缨领兵“搜套”。房能的“搜套”提议无疑是明军“攻势防御”战略的开始。房能计划以张泰、王清总制西北三边，以徐廷章管理军务，足见整项行动的规格远超以往。原先有小警则各自为战，大警则不相救援的陕西诸镇也罕见地进行了统筹调度。这项联合军事行动计划在初春草木还没有生长茂盛，蒙古部落粮草不济之时，派遣宁夏镇和偏头关的兵马分头过河进剿，同时房能率领延绥镇下辖边堡内的精锐日夜兼行，齐头并举，“捣其巢穴，绝其种类”，最后达成驱除随时可能寇边的贼寇，肃靖边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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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同时集中西三边精锐守备力量的作战计划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将对明朝西北边防造成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另外，明军的战线长度达到七百里，其风险大大超越了兵部所能承受的底线，加之房能本身才能有限，该提案最终未能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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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成化初年，毛里孩攻杀孛罗忽，称霸漠北。在他将触角伸向东方的兀良哈三卫，企图率部分军队入犯辽东的同时，本部也与其辖下的小王子（摩伦汗）、阿罗出等部侵吞河套，窥探边墙内的大明疆土。蒙古诸部在套内地区的大规模集结再次令明廷惶惶不安。吏部尚书、大学士李贤面对当时河套近边烽火不绝的紧张形势，于成化二年再度提议“搜套”、“捣剿”。他在关于此次“搜套”计划的奏疏中，归纳了明朝河套地区边防策略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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