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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罗出一部在开荒川的战斗中受挫，但河套之患并未就此平息。很快癿加思兰太师就为争夺河套的控制权而与阿罗出交恶，最终后者被击败。同时，癿加思兰太师控制着黄金家族出身、鞑靼汗位正统继承人满都鲁与孛罗忽。这就意味着癿加思兰太师也成了明朝北方的首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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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癿加思兰为首的套虏频繁的扰边行为也在一次次触碰着明廷的底线。成化七年，兵部尚书白圭再次“议大举搜河套”。他上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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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势深入，顷已敕吏部右侍郎叶盛亲诣陕西、延绥、宁夏会议边务。然臣等切虑虏性桀点，苟知我内地空虚，未免复肆剿掠。宜如臣等所会议，救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调甘、凉、庄浪、兰县官军防守要害。又今河冰既开，虏无遁意，计其秋高马肥，必复入寇。在边并见调官军仅足捍御，未可穷追，若明春复然，则边患何时可息？必须于明年二月大举搜剿河套，庶收一劳永逸之功。请先调军夫五万摆堡运粮，计可足半年之费，然后选集精兵十万，简命文武重臣各一员充总督，总兵二员充副、参将官，每兵一万，坐营、统领者各一人，所须出战驮马、鹿角、战车、军器之类，俱宜预备，期以十二月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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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成化八年四月，明廷令武靖侯赵辅挂平虔将军印，充总兵官，王越也辞去大同巡抚一职，改任总督军务，陕西巡抚马文升、延缓巡抚余子俊、宁夏巡抚徐廷章以及各边总兵参将、游击将军等官，悉听其节制。明军再次大举“搜套”。然而未等搜套部队在延绥集结完毕，供给粮饷的各州府就已经民怨沸腾。赵辅与王越认为，要想彻底扫清两千余里的河套地区的十万多敌寇，必须要调遣十五万军队分道并行。当时两者手下军队只有两万，而且“士卒衣装尽坏”，难以胜任“搜套”的任务。另外，当时边境战事的发展也大大超出了明朝的设想。癿加思兰“六月入平凉、巩昌、临挑，杀掠人畜，迫七月而纵横庆阳境内”。同时，赵辅与王越的客兵按兵不动，不但引起了白圭的不满，也让陕西当地的守军关系出现了裂痕。延绥兵屡屡向兵部派往延绥咨访军情的官员抱怨“搜套”客兵贻误战机，致使敌寇肆虐内地；陕西巡抚马文升也对赵辅的客兵作壁上观而怨言满腹。很快赵辅与王越就以“玩寇殃民”的罪名受到了弹劾。但这场政治风波同“搜套”计划一起，随着赵辅因病被召回京师而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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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搜套”并未重现成化三年无果而终的结局，因为王越为明朝河套地区乃至整个西北的军事格局创造了一次罕有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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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九月十三日，王越接到情报，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率部自河套全线出动，向安定（今定西市）、秦州（今天水市）一带州县逼近。节制诸镇的王越立刻命令宁夏、延绥等各地镇抚官员拘收人畜，做好迎敌的准备，自己亲领明军由榆林行至波罗堡。这时候，王越意识到，如果按部就班地领兵支援，当地占地狭小、粮草不足的屯堡将难以驻扎下如此庞大的队伍，而且到达当地要经过上千里的跋涉，军队疲惫不堪，同样不利于战局。另外，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一项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借蒙古主力西行之际，深入边墙之外的河套，奔袭蒙古军后方，完成十年来明廷所企盼的“搜套”、“捣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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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凭借着他敏锐的军事直觉，毅然深入河套进行军事冒险，并做好了两手准备。他分兵给延绥巡抚余子俊，命其日夜兼程赶赴宁夏，配合当地守军防备癿加思兰的入侵。同时他调集了延绥总兵官许宁、宣府游击周玉等路明军共四千六百余名骑兵。二十五日晚，明军全军从榆林红山儿墩出境北行，拉开了进军河套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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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昼夜兼行一百八十余里，首先到达白碱滩北下营。在该地，王越选派了十二名探子，分三路侦察敌情。第二日，全军又行一百五十余里，然后接到情报，得知蒙古军老营在北方五十余里外的红盐池附近。王越立即作出部署，挑选精锐部队作为先锋，分作两哨，分别由许宁与周玉统领。在两队兵马向红盐池推进的同时，他又派出了一支一千余人的队伍，以地形为掩护，悄悄逼近敌军营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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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行至距离红盐池营帐二十余里的地方时，蒙古人才如梦方醒，急忙召集部队摆列阵形。随后两翼明军向着蒙古匆忙布置的阵列发起冲锋，两军在红盐池畔展开了激战。然而，当蒙古军队看到从身后营帐里呼啸杀出的明军时，全军陷入了混乱。很快，这支蒙古部队就在明军骑兵的马刀与箭矢下变作了一群抱头鼠窜的乌合之众。在一片绝望的呼号中，蒙古人纷纷逃向明军在西北方向上的缺口以寻求活路。满山遍野的牛羊、骆驼、马匹，堆积成山的弓箭、皮袄，乃至蒙古壮丁的妻子儿女统统被留给了明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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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盐池之战以明军的完胜告终。明军满载战利品返回境内，身后只留下火光冲天的一座座庐帐。然而这场出征并未就此结束，在王越红盐池之战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抄掠内地的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正准备带着抢夺的财物与人畜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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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领兵回到明帝国境内，接着便马不停蹄地挥师西进，与各路明军在韦州城会合，围堵从边境退走的蒙古主力。十月十一日，几路明军在红城儿一地与蒙古军队遭遇。这支蒙古部队约有一万人，全部披戴明盔青甲，以潮水之势向明军冲来。明军苦战许久，最终将其击败。据战俘供称，这支部队正是孛罗忽与满都鲁所率领的劫掠明地的部队，两人战败后惊惶逃往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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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三日，明军再传捷报。刘聚于三岔一地再败蒙古军队，被击败的蒙古人系癿加思兰部的主力部队。至此，此次河套内外的战争以明朝的胜利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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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被誉奇功的红盐池之战中，许宁的左哨生擒四人，斩获首级二百九十三颗；周玉的右哨生擒三人，斩获首级五十五颗；总计生擒、斩首三百五十五名。从明朝纸面上的斩首数来看，蒙古的人员损失并不是很大，而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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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绥边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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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对于明军“首功制”与实际战绩的关联有着误解，认为明军上报的首级数等同于敌军的损失人数。因而有不少人根据明帝国每战收获的仅数十、数百的首级数，判断蒙古方面在与明朝的对抗中损失极小，乃至研究界也充斥着过于抬高蒙古战斗力，贬低明朝军事水平的论调。其实这种谬误往往建立在对明朝“计首论功”制度的错误认知上。为了防止将领夸大战功，明朝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军功制度。明军在战斗后以割取的敌军首级为凭据，向兵部讨取赏银或获得升迁。同时明朝也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首级审核制度，由兵部与巡按御史两个系统严格把关，以避免出现杀害非战斗人员冒取功名的情况。但明军时常受蒙古人敬重尸首的风俗以及战争环境所限，没有机会割取敌军的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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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崇祯元年宣府抗击察哈尔部的战争中，明军“冲打击死许多夷人，彼势委众，各山高出俱有贼兵压梁，谁敢轻出割级，当被贼令步夷将死夷拉扯连送边外”。可见明朝在边疆复杂的地形上，面对机动多变的蒙古军队，时常难以获得清扫战场的机会。涂宗浚在《狡酋紏众屡犯疏》中也写道：“紏众万骑入犯安边，又令千馀窥讧波罗，比欲犄角死敌，横肆蹂躏之谋，讵知我兵闻烽肆集，堵剿败北，各营报胜于西，大将奏揵于东。虽两地斩级不及，而射打死伤颇众，亦足以纾华气，而夺戎心矣。”这段记载同样强调了敌军伤亡数与明军得到的首级数是两个概念，而投射武器造成的敌军伤亡也难以计入明军的斩首数中。可见，像红盐池这样的大捷，蒙古伤亡远不止三百五十多人。像前文所述的击伤鞑靼首领阿罗出的开荒川之战，歼灭数也同样远超明朝所得的一百六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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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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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红盐池之战对明代边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明朝凭借这场光辉的胜利，重写了边墙内外的势力格局。自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三部在红盐池之战以及后续的红城儿、三岔之战等一系列战役中遭受重创后，心有余悸的蒙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胆量再次入据河套。《明通鉴》中这样形容战后的河套局势：“自是稍徙北去，不敢久踞套中，亦不敢恃险深入。于是延绥得息肩者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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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感叹明朝最终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恢复国初所设的东胜卫，收复河套地区。其实客观上讲，放弃“复套”实为明廷的无奈之举。河套的自然环境相比明初已有巨大的差异，占河套总面积三分之一以上的毛乌素沙地已向南扩张至明朝境内。成化年间扩建延绥边墙时就有人提出“境土夷旷，川空居多，浮沙筑垣，恐非久计”的观点，到嘉靖年间，成年累月的风沙甚至已将数段边墙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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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明朝北方边防所采取的军屯模式，延绥镇的维持时常需要依赖外地粮草的转运，东胜卫不毛之地上的屯垦更不可能满足驻军的需求。如果从内地横穿数百公里的沙漠将粮草调运至今呼和浩特市附近的东胜卫，成本更是难以设想。即使主张“复套”的王越，最后也不得不妥协于现实，将对河套策略改作“增兵守险”原先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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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红盐池之战没有达到收复河套的目的，但为西三边防御体系的完善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内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兴役”，余子俊著名的边墙修筑工程得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展开，最后修筑起了一道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长达一千七百七十余里的边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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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胜利同样带来了制度上的革故鼎新。成化十年，明廷设三边总制，确立了一系列职官系统。王越成为肩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三边四镇防务的首位要员。从此三边四镇协同调度，互为犄角，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西三边的防御功能，也再度强化了大明王朝对关西七卫与西宁、洮州、河州、岷州四卫的蒙古人以及藏地番夷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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