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23653
1700123654
◎毛乌素沙地
1700123655
1700123656
总之，红盐池之战对明代边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明朝凭借这场光辉的胜利，重写了边墙内外的势力格局。自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三部在红盐池之战以及后续的红城儿、三岔之战等一系列战役中遭受重创后，心有余悸的蒙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胆量再次入据河套。《明通鉴》中这样形容战后的河套局势：“自是稍徙北去，不敢久踞套中，亦不敢恃险深入。于是延绥得息肩者数年。”
1700123657
1700123658
曾有人感叹明朝最终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恢复国初所设的东胜卫，收复河套地区。其实客观上讲，放弃“复套”实为明廷的无奈之举。河套的自然环境相比明初已有巨大的差异，占河套总面积三分之一以上的毛乌素沙地已向南扩张至明朝境内。成化年间扩建延绥边墙时就有人提出“境土夷旷，川空居多，浮沙筑垣，恐非久计”的观点，到嘉靖年间，成年累月的风沙甚至已将数段边墙埋没。
1700123659
1700123660
另外，以明朝北方边防所采取的军屯模式，延绥镇的维持时常需要依赖外地粮草的转运，东胜卫不毛之地上的屯垦更不可能满足驻军的需求。如果从内地横穿数百公里的沙漠将粮草调运至今呼和浩特市附近的东胜卫，成本更是难以设想。即使主张“复套”的王越，最后也不得不妥协于现实，将对河套策略改作“增兵守险”原先的防线。
1700123661
1700123662
虽然红盐池之战没有达到收复河套的目的，但为西三边防御体系的完善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内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兴役”，余子俊著名的边墙修筑工程得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展开，最后修筑起了一道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长达一千七百七十余里的边墙。
1700123663
1700123664
这场胜利同样带来了制度上的革故鼎新。成化十年，明廷设三边总制，确立了一系列职官系统。王越成为肩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三边四镇防务的首位要员。从此三边四镇协同调度，互为犄角，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西三边的防御功能，也再度强化了大明王朝对关西七卫与西宁、洮州、河州、岷州四卫的蒙古人以及藏地番夷的管控。
1700123665
1700123666
法国历史学家雷纳·格鲁塞曾说过：“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面或是兵营里面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蒙古人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和蒙古关系中的一种规律。如果细究中国的编年史，突厥—蒙古人的掠夺性入侵是经常性的，除在汉、唐全盛时期以外，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掠仅仅是侵掠，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是死亡。”最后一句即是对明代中后期明蒙战争很好的概括。而蒙古这只蛰伏在明帝国躯壳上的巨虫，也会将这种形态的拉锯战延续下去。从达延汗的复兴，到吉囊、俺答的成王霸业，直至林丹汗的垂死挣扎，河套上明蒙间的战火一直都不曾熄灭。
1700123667
1700123668
1700123669
1700123670
1700123671
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17]
1700123672
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明代边防的火器与战车
1700123673
1700123674
◎杨继正
1700123675
1700123676
1700123677
1700123678
1700123679
1700123680
1700123681
1700123682
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如前所言，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九月，满都鲁及孛罗忽留妻子老弱于红盐池，率部出套，深入秦州、安定等地劫掠。明军主将王越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与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率五千骑突袭红盐池，擒斩三百五十，夺获驼马器械无数，焚其庐帐而还。满都鲁和孛罗忽劫掠归来以后，见妻子畜产皆已荡尽，相顾痛哭，不敢再居住于河套，明帝国西部边境终于获得了数年的和平。
1700123683
1700123684
1700123685
1700123686
1700123687
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18]
1700123688
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划时代的车营“复套”战略
1700123689
1700123690
其实从本质上说，红盐池的大胜所采用的战术是冷兵器时代中原农耕民族对抗草原游牧民族最典型的战术模式。几千年来，农耕民族的步兵在结阵后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但在机动力、情报能力、战略主动权上面对游牧骑兵却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如果农耕民族仅凭步兵作战，就只能被动挨打，根本无法对游牧骑兵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要想对游牧民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农耕民族往往也必须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去袭击对方的老巢。因为虽然游牧骑兵来去如风，但是其畜群和营帐却移动缓慢，非常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因此，自汉代名将霍去病之后，出动精锐骑兵，以快打快，袭击游牧民族的老巢，已经成为中原农耕民族摧毁草原游牧民族战争潜力的不二法门。
1700123691
1700123692
不过，这种战术的基础是大量的战马，比如汉武帝时代为了实行这种战术，很快就消耗掉了四十万匹官马。另外，牧场需要占用耕地，这使得农耕民族在大量饲养战马这点上与游牧民族相比处于劣势。特别是唐代之后，因为气候的变化，北方沙漠化情况严重，再加上很多牧场处于农耕、游牧民族双方争夺的区域，养马成本水涨船高。中原政权虽然在战马的绝对数量上并不算少，但与游牧政权相比，在相对数量上却明显处于劣势。同时草原游牧民族的组织水平也在提升。因此这种战术越来越难以实行，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红盐池之战成了中原农耕政权这种“剿巢”战术的绝唱。
1700123693
1700123694
在套虏被逐出河套的弘治初年，明廷并没有更进一步强化边境防务，反而不加作为。后来一项重要的决策失误，甚至导致明帝国再也无力驱逐河套地区的套虏。河套的蒙古诸部站稳脚跟，成了明中叶以后不可小觑的军事存在。
1700123695
1700123696
这个错误的决策就是明孝宗朱祐樘废除了当时边军的命脉——“开中法”。所谓“开中法”，就是明政府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的制度。商人因为长途运输粮食耗费巨大，干脆在边境雇人开垦田地，生产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从而在军屯和民屯之外催生出了“商屯”。
1700123697
1700123698
总而言之，当时的食盐生产大部分集中于沿海地区，其中以两淮的盐场最为重要。但是远在北部边防线上的明朝基层政府不会知道各个盐产区每年的具体产量，所以召商输粮，有时不免多发盐引。因为盐引过多，远大于食盐产量，商人持盐引前往各盐产区换盐时常常不能马上得到食盐，只好“候支”，也就是守候食盐的支给。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正月，“两淮都转运使司奏：各处纳米中盐客商，有永乐中候支，到今祖父子孙相代，尚不能得者”。这种情况到成化年间更为严重，商人对此怨声载道。
1700123699
1700123700
另一方面，商人开始雇人屯垦耕种，边地的粮食产量增加，粮价自然下跌。粮价下跌的时候，如果仍按原来“盐一引易粟二斗五升”的比例来置换盐引，当地政府不免感到吃亏，因此也很有意见。
1700123701
1700123702
由于以上的原因，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出身淮安的户部尚书叶淇便应两淮盐商的请求，改革“开中法”，规定以后商人不必纳粟于边，只要在盐产区向都转运使司交纳银两，即可得到盐引，换盐出卖。因为每一盐引所纳银数远高于原来在边地缴纳粮食的时价，官方也觉得比较合算。明孝宗朱佑樘为了增加中央收入，也认可这一改革方式，等于变相废除了“开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