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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胜利同样带来了制度上的革故鼎新。成化十年，明廷设三边总制，确立了一系列职官系统。王越成为肩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三边四镇防务的首位要员。从此三边四镇协同调度，互为犄角，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西三边的防御功能，也再度强化了大明王朝对关西七卫与西宁、洮州、河州、岷州四卫的蒙古人以及藏地番夷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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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历史学家雷纳·格鲁塞曾说过：“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面或是兵营里面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蒙古人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和蒙古关系中的一种规律。如果细究中国的编年史，突厥—蒙古人的掠夺性入侵是经常性的，除在汉、唐全盛时期以外，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掠仅仅是侵掠，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是死亡。”最后一句即是对明代中后期明蒙战争很好的概括。而蒙古这只蛰伏在明帝国躯壳上的巨虫，也会将这种形态的拉锯战延续下去。从达延汗的复兴，到吉囊、俺答的成王霸业，直至林丹汗的垂死挣扎，河套上明蒙间的战火一直都不曾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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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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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明代边防的火器与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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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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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如前所言，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九月，满都鲁及孛罗忽留妻子老弱于红盐池，率部出套，深入秦州、安定等地劫掠。明军主将王越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与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率五千骑突袭红盐池，擒斩三百五十，夺获驼马器械无数，焚其庐帐而还。满都鲁和孛罗忽劫掠归来以后，见妻子畜产皆已荡尽，相顾痛哭，不敢再居住于河套，明帝国西部边境终于获得了数年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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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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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划时代的车营“复套”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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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本质上说，红盐池的大胜所采用的战术是冷兵器时代中原农耕民族对抗草原游牧民族最典型的战术模式。几千年来，农耕民族的步兵在结阵后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但在机动力、情报能力、战略主动权上面对游牧骑兵却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如果农耕民族仅凭步兵作战，就只能被动挨打，根本无法对游牧骑兵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要想对游牧民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农耕民族往往也必须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去袭击对方的老巢。因为虽然游牧骑兵来去如风，但是其畜群和营帐却移动缓慢，非常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因此，自汉代名将霍去病之后，出动精锐骑兵，以快打快，袭击游牧民族的老巢，已经成为中原农耕民族摧毁草原游牧民族战争潜力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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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战术的基础是大量的战马，比如汉武帝时代为了实行这种战术，很快就消耗掉了四十万匹官马。另外，牧场需要占用耕地，这使得农耕民族在大量饲养战马这点上与游牧民族相比处于劣势。特别是唐代之后，因为气候的变化，北方沙漠化情况严重，再加上很多牧场处于农耕、游牧民族双方争夺的区域，养马成本水涨船高。中原政权虽然在战马的绝对数量上并不算少，但与游牧政权相比，在相对数量上却明显处于劣势。同时草原游牧民族的组织水平也在提升。因此这种战术越来越难以实行，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红盐池之战成了中原农耕政权这种“剿巢”战术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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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套虏被逐出河套的弘治初年，明廷并没有更进一步强化边境防务，反而不加作为。后来一项重要的决策失误，甚至导致明帝国再也无力驱逐河套地区的套虏。河套的蒙古诸部站稳脚跟，成了明中叶以后不可小觑的军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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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错误的决策就是明孝宗朱祐樘废除了当时边军的命脉——“开中法”。所谓“开中法”，就是明政府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的制度。商人因为长途运输粮食耗费巨大，干脆在边境雇人开垦田地，生产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从而在军屯和民屯之外催生出了“商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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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当时的食盐生产大部分集中于沿海地区，其中以两淮的盐场最为重要。但是远在北部边防线上的明朝基层政府不会知道各个盐产区每年的具体产量，所以召商输粮，有时不免多发盐引。因为盐引过多，远大于食盐产量，商人持盐引前往各盐产区换盐时常常不能马上得到食盐，只好“候支”，也就是守候食盐的支给。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正月，“两淮都转运使司奏：各处纳米中盐客商，有永乐中候支，到今祖父子孙相代，尚不能得者”。这种情况到成化年间更为严重，商人对此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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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商人开始雇人屯垦耕种，边地的粮食产量增加，粮价自然下跌。粮价下跌的时候，如果仍按原来“盐一引易粟二斗五升”的比例来置换盐引，当地政府不免感到吃亏，因此也很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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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的原因，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出身淮安的户部尚书叶淇便应两淮盐商的请求，改革“开中法”，规定以后商人不必纳粟于边，只要在盐产区向都转运使司交纳银两，即可得到盐引，换盐出卖。因为每一盐引所纳银数远高于原来在边地缴纳粮食的时价，官方也觉得比较合算。明孝宗朱佑樘为了增加中央收入，也认可这一改革方式，等于变相废除了“开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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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么做却使得商人没有必要再把粮食送到边境地区或者开设“商屯”。在北方进行“商屯”的淮商纷纷撤业南下，西北商人亦大多将家业迁往江南地区，其结果自然是边地荒芜、粮产锐减，粮价快速上涨。据记载，当时九边屯田数量直线锐减，一石米甚至达到了五两银子的卖价，边军的粮饷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明廷无法满足明朝边军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必然导致明边军战斗意志和战力直线下降。认识到纳银而不纳粟的弊端后，也有不少人建议恢复“开中法”，弘治帝以后的四代明朝皇帝也都曾试图弥补弘治帝的错误决策。可是由于屯垦设备的废坏、壮丁的离散、边地的荒芜以及其他因素，事实上“开中法”和“商屯”制度再也不能有效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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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宗朱佑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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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开中法”被废除的同时，鞑靼部首领达延汗继也先之后再次统一蒙古诸部，实力日渐强盛。面对日趋严峻的边患，明廷在弘治十年及弘治十三年对套虏进行了两次“捣巢”行动。虽然明军的出击颇有成效，但是由于边军战力下降，明廷无法抵御达延汗的报复行动。面对汹涌而来的蒙古铁骑，吃不饱饭的明边军纷纷溃败。达延汗横扫西起宁夏东至延绥，南到花马池、盐池、萌城乃至固原、韦州的大面积区域，让明帝国边境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明廷得不偿失，更加无力再进行大范围的“搜套”及“捣巢”行动。因此，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明军都丧失了在西北边境上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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