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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抵御骑兵冲击的防御工事拒马枪及最外围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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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马枪的主体是一个大横木。使用时，将横木用铁枪五杆、横木四杆交叉架起，并用铁索连接。横木每个长七尺五寸，宽三寸八分；横木上每七寸七分钻一孔洞，孔径一寸三分，用于插射枪头。铁索打作长环，长一丈，重三斤半，一头钉在拒马上，一头设有一钩，用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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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每一队编制为四十五人，装备拒马三架。其中每一个拒马配枪刀手五人，伏于铁索下方；弓箭手五人，立于铁索之后；神机手五人，立于拒马之后；另有执旗手二人在两段，驮骡随之。可以看出，在明军的战斗序列中，火器手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在15世纪初期，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比例都是非常之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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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要提一下，17世纪的奥地利军队为了抵抗奥斯曼帝国的骑兵冲击，也给步兵装备了一种绰号为“西班牙骑士”的反骑兵栅栏。这种栅栏宽达三米，两侧有坚固底座，中间的横梁上开孔，用于插入一种名为“猪羽”的短矛。这种短矛原来是农夫用于捕猎野猪的，后来被配发给奥地利的步兵火枪手。使用时，火枪手们将“猪羽”插在“西班牙骑士”上，矛尖呈四十五度左右斜向前方。这种栅栏既是一种“矛墙”，同时也可作为架枪的工具，很难有骑兵能够直接冲破这样的壁垒。“西班牙骑士”与明军的拒马枪极其相似。由此可见，在相同的战术需求下，东西方武备必然走向一种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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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术角度上说，正是这种拒马枪式防御阵形，而不是随军的武刚车，为后来的明军提供了火器战车的发展思路，成为明代火器战车的雏形。明人曾这样描述拒马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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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善战，势险而节短，五步之内，长兵技竭，复短兵不备，接战无伦，被冲即窘矣。用车难于履险，为垒难于猝办，拒马者，携垒以行而兼车之用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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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中出现的两个“车”，意义并不相同。“用车难于履险”的“车”，自然不是带有火器的战车，而是指单纯用来阻碍敌方骑兵冲击的辎重车一类的车，也就是武刚车。后一句的“车”，指的才是后来出现的、用于野战战斗的火器战车。根据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后来的明人认为拒马枪的作用和火器战车相同，既可用于作垒，亦可用于履险。再结合明军在拒马枪后使用单兵火器进行远程杀伤的纯步兵战术，可以推出，明军所需要的是一种既能让步兵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反骑兵作战，也能在平时如堡垒一样构成坚固外围防御工事的武器。简单地说，将拒马枪装上轮子就可以实现这个战术目标。不过，什么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要克服这样或那样的困难，甚至要走不少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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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拒马枪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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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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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明代火器战车的攻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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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说，明代正统年间，北方的蒙古诸部虽然受到明初三代帝王的高压打击，但是顽强的生命力却让他们在不久以后再次登上了和明帝国角逐的舞台。脱欢、也先等草原枭雄连续出现，导致明帝国的边防形势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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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二年九月，由于瓦剌不断南下，以及明朝马政的败坏，明军通常要以步兵正面抗衡敌方大规模骑兵的冲击，因此建造战车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上疏请造战车。朱冕请求修造的战车有两种形制，其中一种是用于阻止骑兵冲击步兵的辎重车辆，在行军途中可以运载辎重，作战时则可以结为营垒对敌；第二种是“火车”，是一种攻城用车。火车是两轮车，车的中部是一个炉，上面是一个锅，锅里盛油。使用前先烧炭煮沸油，同时在车的四面堆积柴薪。攻城时，将该车推至城门楼下，伺机纵火。城上敌人见火起，必会用水来浇灭，但是油遇火以后火焰更高，可以焚烧门楼，让守军失去守卫屏障，从而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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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主要用于攻城的火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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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冕上奏的请复战车议在过去被认为是明帝国复兴战车战术的标志和起点，但是细究起来，却可以发现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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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朱冕请求建造的辎重车是从汉代开始就有的。其次，朱冕请求建造的第二种车辆并不是用于野战的战车，而是专门用于攻城的火车。而且前面也说过，对于步兵，辎重车抵御骑兵的劣势为不方便涉险、不利于筑垒。综合环境因素以及《明实录》中也先入犯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超乎意料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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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也先部的南下，明帝国边境形势急转直下。明帝国边境的民堡、军堡接连失守沦陷。也先占领一地后，会在此地驻扎，搬运城中的物资，这从土木堡之变以后瓦剌搬运独石城物资数月之久就可以看出。那么朱冕请造战车，并不是为了野战准备，而是为了在夺回陷落城池的攻城战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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辎重车不适合野战，但是朱冕依然使用辎重车而不是拒马枪，这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和蒙古部野战或是进行长途奔袭的追击战。从这两种车辆的建造效能来看，朱冕的第一种车辆的作用是在沿边军堡陷落以后保障步兵在平原机动过程中不被敌方骑兵突然袭击，顺利抵达被陷堡垒。明初北方边界各个城堡的守备设施不完善，城墙低矮的夯土制堡垒比比皆是，瓦剌主要就是向这些堡垒下手的。而正由于城墙低矮，火车正好能焚烧到城墙上的门楼，最终驱逐敌军，完成军事行动。所以，朱冕复兴战车的意图纯粹就是城池之间短距离的救援攻城作战，而拒马枪无法在步兵移动过程中使用，亦不利于急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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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朱冕只是想建造用于收复被陷城池的攻城类战车，而在野战战车方面却没有构想。不过，朱冕的奏议中确实提出了在军队行军途中以移动车辆来保证外围步兵安全这一战术思想。虽然起初仅仅是为了满足短距离作战的需要，但是这一构想对明帝国未来的战车战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此启发，一些人开始考虑，是否可以将永乐时期的拒马枪战术升级，即由“守”（大部分时候以驻扎时防御为目的）转“攻”（野战和攻城）。因此，不久以后，请求建造战车的提议接连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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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八月，出击瓦剌的明帝国亲征军在土木堡遭遇瓦剌大军，明帝国军队溃败，皇帝被瓦剌俘虏北狩，史称“土木堡之变”。几天以后，消息传到京师，京师大震。沮丧之余，京师地方迅速反应起来。其中，户科给事中李侃上疏战守之法，建议以“战车”击敌。李侃所说的战车，并非专门用于作战用途的车辆，而是临时征募京师内外的骡车。另外，根据李侃的奏疏来看，征用的骡车本身也并没有经过相应改造，这和当时的紧张局势有关。按李侃的计划，征募的骡车应列在明军四周作为屏障，车厢用铁索相连，并藏神铳于车内。交战时，车上的刀牌手五人趁空下车击敌，敌退时解开锁链便于骑兵追逐以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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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李侃此战术是明成祖时期拒马枪战术的升级版，堪称明代野战类战车战术的雏形。这一战术以战车而不是拒马枪作为步兵外围的防御工事。同时，李侃注意到战车和火器的联系，明确了战车上应配备火器这一基础思想。另外，李侃认为应先用步兵刀牌手与对方骑兵接战，然后再用骑兵进行追击，而不是直接用骑兵驰突，这正是依照北京的地理环境做出的最佳选择。当时京师城外巷陌街道居多，不利于骑兵驰突。在狭窄的范围内，步兵迅速出阵追击，“滚牌而进”，斩断敌方马腿，扰乱敌方骑兵部署，能让明军取得优势地位。然后，熟悉本地建筑规划的明军骑兵可以从战阵的另一侧绕道到敌方骑兵之前，步骑夹击，最终歼灭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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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李侃大胆地放弃了以拒马枪拒敌骑兵的做法，提出了以战车拒敌，车辆载人施放火器，车、步、骑三个兵种相互配合的战术。这一战术思路影响深远，明军后来的野战战车战术基本承袭了李侃的这一思路。可以说，李侃的奏请为明代的战车战术输入了新鲜血液，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明帝国战车战术复兴的标志和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