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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陕西西兰县都指挥佥事李进又提出了一种战车的设计方案。李进认为，宁夏的战车虽好，但是追敌时山路崎岖，很是不便。于是他建议修造更为轻便的独轮小车，每车只用三人，行则为阵，止则为营。但这种每车仅有三人的独轮车，在火器配置方面却极为恐怖，共计有碗口铳一门、手把铳四门、神机箭十四杆、枪四杆。由于其为独轮车，推挽人数当为一人或二人，炮口如碗口大的重型碗口铳自然不会装备在车上，因此这种战车装备的碗口铳应该是使用超口径石弹的第一种碗口铳。按照该型战车所装备的火器数量来推测，遇敌时，士兵将用车上已放好火药的大量火器轮番射击，拥有很高的射击频率、强大的火力持续性和极大的杀伤密度。因此李进的战车属于实用性和可靠性都非常高的轻型战车。明廷也立即同意了李进的建言，命令其在本地修造车辆以为战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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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登战车议中的大将军炮，根据正德初年的大将军炮数据，其全长81厘米，口径22厘米，重348公斤，属于碗口铳类的大型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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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边将对战车的重视，明廷中的有识之士也逐渐注意到了战车的重要性。景泰二年，吏部郎中李贤上奏战车议，对战车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说明，总结出了一套战车的基础理论。李贤认为，军中的拒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却不能拒马，而战车不但能起到避弓马的作用，也往往能够取胜。而战车取胜的原因全在于火器的使用，明帝国的长处就在于火器的大规模使用，其规模是前代所没有的。当步兵手持火器面对豕突而来的敌方骑兵，如果没有车辆的保护，往往手足无措，无法命中目标，所以步兵作战需依托战车。李贤的进言也是第一次正式提出“车以火器”这一战术理论，为明帝国的战车战术提供了正式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一直被沿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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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李贤也请求明廷修造新式战车。新式战车四围装备箱板，内藏军士，下留铳眼，上开小窗，车长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后左右横排枪刃，每车前后占地五步。明代一步为五尺，约为1.6米，五步即为8米。李贤的战车“可谓有脚之城”，能让脆弱的步兵安心地在坚固车辆中施放火器，提高命中率和己方生存率。李贤的战车和郭登的相同，明显是大型战车，然而和郭登难产的战车命运完全不同，皇帝命令马上开始修造这种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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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贤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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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明代初期到中期火器战车的发展之路，李侃、张泰、郭登、李进和李贤是当之无愧的倡议者和发起人。不过这其中，只有郭登的纯防御性战车提议没有被采纳。这就说明，明帝国复兴战车，就是打算用于积极攻击，而不是消极防御或其他用途。使用火器，特别是大口径火器，既可抑制骑兵的冲击，又可防箭，并且适合攻击作战。这些特点成为日后明帝国发展火器战车的几个必备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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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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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壮志未酬的曾铣“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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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军逐渐完善火器战车的同时，蒙古草原上的形势也在剧烈动荡中。如前面所说，明正统十四年，也先击败明英宗亲征军并俘虏皇帝以后，声威大震，野心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此后，他和蒙古名义上的可汗脱脱不花决裂。也先使用离间计，让脱脱不花的二弟阿噶巴尔济与脱脱不花反目，杀死了脱脱不花。随后也先又杀死阿噶巴尔济，自立为汗。景泰五年，对也先早已心怀不满的阿剌知院起兵攻打也先，也先被杀，从此瓦剌由盛转衰。长期被打压的东蒙古贵族纷纷起兵反抗西蒙古，蒙古诸部又变成了分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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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一死，代表东蒙古鞑靼诸部的大酋孛罗忽、毛里孩等便和脱脱不花正妻萨睦尔太后共同拥立她的幼子马可古儿吉思为乌珂克图汗，号“小王子”，时间大约在景泰五、六年之间。孛罗忽和毛里孩二人以乌珂克图汗的名义频频征伐瓦剌，瓦剌力不能敌。终于，在景泰七年，瓦剌部阿剌知院被部下所杀，毛里孩和孛罗忽雄视蒙古诸部。瓦剌自此没落，被打压了二十余年的东蒙古鞑靼部再次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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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天顺、成化年间，小王子乌珂克图汗被权臣孛罗忽所杀。毛里孩以此为理由出兵打败孛罗忽，孛罗忽被杀。毛里孩又拥立了前可汗的异母兄弟摩伦汗托谷思，亦称“小王子”。但是不久以后，毛里孩又杀死了摩伦汗，此时正是成化元年、二年（公元1465年、1466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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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伦汗死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蒙古部一度缺乏最高领导者。直到约成化十年，满都古丽汗才即汗位，太师是癿加思兰。成化九年以后，满都古丽汗率众进入河套地区，冬入河套，春季出套东行，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明代十分出名的“套虏”。这是成化年间蒙古诸部内部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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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鞑靼的兴起，对明帝国周边的兀良哈和女真的影响颇大。天顺三年，孛罗忽积蓄了一定的实力，率领大军欲劫掠兀良哈三卫中的泰宁卫。明帝国闻讯以后迅速做出反应，承诺若孛罗忽劫掠泰宁卫，明军将出塞和泰宁卫一同征剿孛罗忽。可见在蒙古骚乱初始，明帝国就已经拿出了相当强硬的态度对待来犯的鞑靼军。了解到这种坚定决心的孛罗忽，由于实力还不足以和明帝国对抗，推迟了征伐三卫的计划。但是明帝国的强硬不能阻挡孛罗忽的东渐，此后，兀良哈三卫在孛罗忽所拥戴的“大元皇帝”的威令下，逐渐接受了孛罗忽的存在，甚至出现了使用故元官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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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顺五年，孛罗忽统一鞑靼东蒙古，自称太师淮王（也先也曾经使用过这个称号），并在同年向明帝国通贡。搞定了明帝国的孛罗忽再次打起了三卫的主意。天顺六年九月初三，孛罗忽率领万余骑兵入侵兀良哈地方。同年十一月，孛罗忽再次率军二万，东掠朵颜三卫。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孛罗忽大举进攻朵颜三卫，竟然打着替明帝国招讨的旗号。在大摇大摆地劫掠横扫了朵颜以后，孛罗忽竟然还恭敬地派人到明帝国献捷。前面以“大元皇帝”的名义欲劫掠兀良哈的孛罗忽，这次反过来用替明帝国招讨的名义攻打朵颜，并受到了明帝国的嘉奖，无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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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明廷方面。土木堡之变以后，兀良哈三卫获得了大量资源，在之后的时间里不断侵扰明帝国的边境，让明廷头痛不已。明廷很清楚兀良哈三卫摇摆不定，不能信任，但是也决不能将兀良哈推向孛罗忽一面。所以，在孛罗忽打着“大元皇帝”旗号征服兀良哈时，明廷马上拿出了强硬的态度欲和孛罗忽死磕。当孛罗忽打着明帝国皇帝的旗号侵略兀良哈时，一方面明帝国无法对孛罗忽做出处理，因为兀良哈确实时常劫掠明帝国边境，另一方面孛罗忽此举也确实削弱了兀良哈的实力，于是明廷只能默默地吃哑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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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次哑巴亏对明帝国来说损失相当大。孛罗忽武力征服兀良哈以后，鉴于也先当年一味高压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对兀良哈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招抚政策，从而收复了兀良哈三卫，削弱了明帝国对兀良哈三卫的控制力。不过幸运的是，孛罗忽在成化元年被毛里孩所杀，毛里孩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蒙古诸部的统一。但是成化五年，立足不稳的毛里孩又被不满其统治的朵颜千户奄可帖木儿纠集各部酋长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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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景泰末年至成化末年，鞑靼和瓦剌纷争不断，蒙古诸部重新陷入分裂割据状态，稳定的时间非常短，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名义上的可汗都无法选出。蒙古诸部纷争不断，生产生活受到严重破坏，急需粮草和生活物资，于是纷纷南下劫掠。明帝国边境短暂的安宁被打破了。尤其是进入成化年以后，明帝国边境几乎无月不战，战火从最西边的延绥、宁夏一直延伸到宣府、辽东。南侵的蒙古人多为孛罗忽与毛里孩所率领的鞑靼诸部，其入犯规模和正统年间也先大举伐明的时候不相上下，甚至频率更高，损害更大。鞑靼部动辄数千数万规模的入犯明显超出了明帝国当时尚不完善的边境防御体系的承受能力。面对蒙古诸部因为割据而引起的大规模混乱，在整个成化时期，明帝国边军为减轻城防负担，频频和鞑靼大军在数千里的边防线上野外作战，以避免像土木堡之战前夕那样沿线堡垒被逐个击破的悲剧。但是因明帝国马政疲软，能够调动的骑兵数量十分有限，步兵的作用尤为突出，所以在成化年间，更多的战车车型相继被开发出来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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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二年，郭登又上疏请制战车。这次的战车可载军士九人，用二人推挽，战术思路延续了李贤的一套，即“行则为阵，止则为营”。其车的人员编制为一队四十八人，其中神枪手十人，弓箭手十人，刀牌手各五人，神炮手及弹药手八人，杂用者十人。战斗序列中使用火器的人数达到十八人，实在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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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成化十三年，甘肃总兵官王玺也上疏请求改造兵车。王玺认为，兵车利处虽大，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战车遇敌发炮时，由于敌人不断移动，车辆需停下，然后随着敌人方向的变动而旋转角度，十分不便。边战边行，或者三面受敌时，更加难以御敌。于是王玺在旧式车辆上设置立木并安置转轴，上面安装神炮，这样可以让大炮不用停车就能快速变换任意角度，开火毙敌。明代的旋转类火炮——旋风炮就此诞生，这对战车可行性的提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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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其中也有一些插曲。比如弘治元年，都察院有一名名叫李晟的官员请造战车，但是李晟的战车与之前的不同，居然只配有冷兵器，而没有装备明军拿手的火器。制造出来后，其所装备的弓弩只能射出二十步远，而且车身笨重，难以运转。由于过于笨重，明帝国的边境都不适合这种战车作战。但李晟却还不自知，接二连三地请求修造他的战车，以至于出了名好脾气的皇帝弘治帝也怒不可遏，将他一贬再贬。这位大人从弘治年间蹉跎到正德年间，最终被兵部呵斥为“大言无实，垂老不悟”，发回原籍闲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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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正统年间到正德年间，战车的发明和改进不乏其人，装备和建造可谓为数不少。然而清代官修的《明史》却表示战车实属鸡肋，未能有效地对抗蒙古军队。事实果真如此吗？明代的战守档案由于各种原因，很多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们很难直接了解战场细节。但是一些蛛丝马迹却能让我们找到当时战车的辉煌。比如《西园闻见录》中就对甘肃、宁夏战车有这样的描述：“天顺年间，臣守西安，曾办车料至宁夏成造兵车，用无不利，至今赖之。”这个“至今”的时间最早也在弘治以后。也就是说，宁夏甘肃的战车，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间段内明帝国对抗蒙古侵略的战绩中，相当一部分应该属于战车。可以说，明代的火器战车正是因为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数十年的发展，以及与蒙古草原上各部族实战较量的积累，才在嘉靖年间以车营的形式进入明军的正规军队编制，成为明代中后期边防武力中最核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