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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成化十三年，甘肃总兵官王玺也上疏请求改造兵车。王玺认为，兵车利处虽大，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战车遇敌发炮时，由于敌人不断移动，车辆需停下，然后随着敌人方向的变动而旋转角度，十分不便。边战边行，或者三面受敌时，更加难以御敌。于是王玺在旧式车辆上设置立木并安置转轴，上面安装神炮，这样可以让大炮不用停车就能快速变换任意角度，开火毙敌。明代的旋转类火炮——旋风炮就此诞生，这对战车可行性的提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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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其中也有一些插曲。比如弘治元年，都察院有一名名叫李晟的官员请造战车，但是李晟的战车与之前的不同，居然只配有冷兵器，而没有装备明军拿手的火器。制造出来后，其所装备的弓弩只能射出二十步远，而且车身笨重，难以运转。由于过于笨重，明帝国的边境都不适合这种战车作战。但李晟却还不自知，接二连三地请求修造他的战车，以至于出了名好脾气的皇帝弘治帝也怒不可遏，将他一贬再贬。这位大人从弘治年间蹉跎到正德年间，最终被兵部呵斥为“大言无实，垂老不悟”，发回原籍闲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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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正统年间到正德年间，战车的发明和改进不乏其人，装备和建造可谓为数不少。然而清代官修的《明史》却表示战车实属鸡肋，未能有效地对抗蒙古军队。事实果真如此吗？明代的战守档案由于各种原因，很多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们很难直接了解战场细节。但是一些蛛丝马迹却能让我们找到当时战车的辉煌。比如《西园闻见录》中就对甘肃、宁夏战车有这样的描述：“天顺年间，臣守西安，曾办车料至宁夏成造兵车，用无不利，至今赖之。”这个“至今”的时间最早也在弘治以后。也就是说，宁夏甘肃的战车，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间段内明帝国对抗蒙古侵略的战绩中，相当一部分应该属于战车。可以说，明代的火器战车正是因为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数十年的发展，以及与蒙古草原上各部族实战较量的积累，才在嘉靖年间以车营的形式进入明军的正规军队编制，成为明代中后期边防武力中最核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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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明代战车发展的前世今生之后，我们再回来看曾铣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提出的逐套大阵，就能明白这在当时是可行性和“性价比”最高的驱逐河套蒙古诸部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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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一场战争，尤其是一场能一劳永逸、一战永逐套虏的战争，绝不是光凭一位将军，一个万全的车营，举朝上下的决心就能完成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以及一个能及时供给前方的后勤，还有一个能承载大规模军队的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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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铣作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自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的重要性。所以，曾铣还提出了一个配套计划。他认为首先要做的是重新恢复成化年间的定期“搜套”行动，即春季入套“搜套”，秋季在边关守卫。将蒙古人赶出河套地区后，就要据河为城，分兵戍守。这是复套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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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在河套地区重新设立行都司、卫所州郡以及守巡兵备道进行管理，并且在收复的河套地区屯田，军民一户给田二顷，并引黄河水灌田。这样在数年之后，河套地区就可以尽数复耕，明帝国从而可将河套地区重新纳入实际控制区，最终彻底解决河套的蒙古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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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边总制，曾铣的逐套虏计划可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定居河套、加强军备的方式来对付套虏，将河套地区从明帝国的“客地”变为“主地”，彻底纳入实际控制版图，计划十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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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次“搜套”的成本，我们在上一个章节有过简单介绍，现在来详细分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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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铣认为，“搜套”理应“大举”，也就是发动全面进攻。因为曾铣的车营还只是构想，没有正式成军，所以在计算成本的时候，他依据的数据来源于传统的、以骑兵为主的“剿巢”。先来看看前期“搜套”的成本和规模。以五十日为限，“搜套”需用精兵十万，其中马军六万，步军四万。每名军士每日需粮食一升五合，三个月一共用米十三万五千石。马军中有战马六万匹，其中包括驮马一万二千匹，每日给料三升，草一束。十万大军三个月就要消耗粮豆十九万四千四百石，草料六千四百八十万束。以当时一石米折银一两二钱、草一束折银二分来计算，共需要白银四十二万七千六百八十两。再加上为鼓励军士奋勇作战，还需要给予厚赏和肉类酒水，预计需要犒赏银十五万两。总共用银达到了五十七万七千六百八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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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搜套”成功，套部远遁，则又需要二十万兵马负责守卫延绥和河套地区，包括卫所旗军十二万人，其中十万人修筑防御工事，十万人负责防守。这样每年一共耗费白银达两百万两，而且需要数年的时间来修筑防御工事。西北地区环境恶劣，士兵不愿服役，所以需要厚赏士兵，让他们安心戍边。十二万卫所士兵一个月除自带的粮饷外，另需米二万七千石。还有六万匹马，每匹马给豆一石一斗，共需豆七万二千石。总共需要米豆九万九千石。这些亦是不菲的费用，而且还不包括雇佣民车和饲养驮马以及牛等牲畜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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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大造用于春季配合“搜套”作战的黄河战船等等的费用还没算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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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前期“搜套”一次战役的成本。《孙子兵法》里那句“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实在是说得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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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延绥镇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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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铣还强调，之前调动宣大地区的客兵来西北守卫，一年就要花费白银一百五十万两。现在延长守卫时间，减少调动，每年也要花费白银一百二十万两。因此他的“复套”消耗，还不及宣大客兵一年的费用，此后的屯守修筑，也不过其三倍的消耗，所以他的计划花费并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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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曾铣的预算中人马消耗和客兵军饷占了大头，因此如果是七万两千人的车营，其中骑马步兵选锋奇兵只有两万，而且也不需要抽调山东客兵，开销其实要小得多。而且建造战车和打造火器属于一次投资、长期受益的基础建设。因此从性价比方面看，还是车营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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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再来逐句分析曾铣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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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六万精锐骑兵的问题。这些精锐无疑大多数都要从宁夏和延绥征集。嘉靖二十八年，这两个镇的相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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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绥镇辖下共有官兵44036名，马骡20557匹（头），消耗军费513135两白银，粮料145440石。宁夏镇共有官兵31890名，马骡13343匹（头），消耗军费493866两白银，粮料318661石；甘肃镇共有官兵39882名，马骡18206匹（头），消耗军费517883两白银，粮料218673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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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曾铣所计划的六万骑兵对战马的需求量超过了三镇马匹的总和，更别说三镇的数据还是将骡子与战马合算的。而且这些军士和马匹要分布在三镇一共数千个城、堡、寨中驻防。也就是说，这六万骑兵能从三镇中抽调的马匹少得可怜。九边中其他地区的情况和这三镇相差无几，自然也指望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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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点，就是六万骑兵“五十日搜套行动”的粮饷问题。根据曾铣的说法，“五十日搜套”所用的粮饷一共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余两，加上二三万两的火器费用，达到了四十万两白银之巨，是西北三镇各镇一年所费帑金的大半，而三镇的用帑包括军饷、城堡器械修缮、马匹军需购买等项。综合算来，单单就“五十日搜套”所用的帑金就和三镇中任何一镇一年的军饷持平，“搜套”成本之巨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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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曾铣的计划里还有一些军事和政治层面的漏洞。首先就是“五十日搜套行动”是否能够成功的问题。成化年间，明军大将王越率兵“搜套”，当时明军在套虏立足未稳的时候一举扫除了套部，但是河套地区是否就从此长治久安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文所说，成化“搜套”不久以后，弘治初年，蒙古诸部再次进入河套，并很快形成了套部。弘治年间的两次“搜套”，不仅没有彻底扫除套部，反而遭到了套部的疯狂报复，明帝国九边生灵涂炭，其惨烈之状前所未有。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套患还未成形时，还是在套部站稳脚跟后，明帝国都无法彻底消灭套患。单凭这一次的计划，在广袤的河套地区，能否找到蒙古部族主力并将其彻底扫除，都是未知数。而且就算明军能够消灭河套地区原有的蒙古部族，之后也难保证其他蒙古部族不会再进入河套地区。如上所说，所谓的“套部”并不是指一个固定的部落，而是指进入河套的部落。也就是说任何蒙古部落，只要进入河套，就可能是新的“套部”。那么，从根本上讲，只要河套地区还有能够放牧的草场，套部就不会消失，河套之患就不会消失。因此明帝国要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里长期保持六万骑兵的编制，其操练、军饷、给养、安置的花费将是一笔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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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七月，明帝国曾商议囤积大兵，打算一次性“复套”。当时主战派并不在少数，而担任户部主事的余子俊却力排众议，争取到了成化皇帝朱见深的信任，阻止了“复套”的军事行动，并增修了西北地区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长达一千七百七十余里的边墙。成化皇帝为什么会被余子俊说服？余子俊给皇帝算了一笔账：若要复套，参加复套的边军要达到八万以上，马匹需要七万五千余匹。可是以明帝国在成化八年的岁入，只可给饷到第二年的七月。当时正值山西、陕西有很严重的干旱和冰雹等恶劣天气，一钱银子只能买七八升米。如果套部冬天不渡河回到北方，明帝国还要筹措第二年的需费。以八万军队的规模，米豆一年需银九十四万六千余两，每人运米六斗，共需一百五十七万七千余人。每一束草需银六分，共需银六十万两，每人运草四束，共需二百五十万人，往返两月，每人约需路费二两。加上其他零散费用，共要花费八百一十五万四千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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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旧有模式下，在河套地区长期驻军的消耗非常惊人。对此，曾铣的解决办法是将这六万骑兵安置到新规划的河套卫所去，以屯田自给，从而减轻明廷的财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