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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成化十三年,甘肃总兵官王玺也上疏请求改造兵车。王玺认为,兵车利处虽大,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战车遇敌发炮时,由于敌人不断移动,车辆需停下,然后随着敌人方向的变动而旋转角度,十分不便。边战边行,或者三面受敌时,更加难以御敌。于是王玺在旧式车辆上设置立木并安置转轴,上面安装神炮,这样可以让大炮不用停车就能快速变换任意角度,开火毙敌。明代的旋转类火炮——旋风炮就此诞生,这对战车可行性的提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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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其中也有一些插曲。比如弘治元年,都察院有一名名叫李晟的官员请造战车,但是李晟的战车与之前的不同,居然只配有冷兵器,而没有装备明军拿手的火器。制造出来后,其所装备的弓弩只能射出二十步远,而且车身笨重,难以运转。由于过于笨重,明帝国的边境都不适合这种战车作战。但李晟却还不自知,接二连三地请求修造他的战车,以至于出了名好脾气的皇帝弘治帝也怒不可遏,将他一贬再贬。这位大人从弘治年间蹉跎到正德年间,最终被兵部呵斥为“大言无实,垂老不悟”,发回原籍闲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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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正统年间到正德年间,战车的发明和改进不乏其人,装备和建造可谓为数不少。然而清代官修的《明史》却表示战车实属鸡肋,未能有效地对抗蒙古军队。事实果真如此吗?明代的战守档案由于各种原因,很多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们很难直接了解战场细节。但是一些蛛丝马迹却能让我们找到当时战车的辉煌。比如《西园闻见录》中就对甘肃、宁夏战车有这样的描述:“天顺年间,臣守西安,曾办车料至宁夏成造兵车,用无不利,至今赖之。”这个“至今”的时间最早也在弘治以后。也就是说,宁夏甘肃的战车,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间段内明帝国对抗蒙古侵略的战绩中,相当一部分应该属于战车。可以说,明代的火器战车正是因为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数十年的发展,以及与蒙古草原上各部族实战较量的积累,才在嘉靖年间以车营的形式进入明军的正规军队编制,成为明代中后期边防武力中最核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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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明代战车发展的前世今生之后,我们再回来看曾铣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提出的逐套大阵,就能明白这在当时是可行性和“性价比”最高的驱逐河套蒙古诸部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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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一场战争,尤其是一场能一劳永逸、一战永逐套虏的战争,绝不是光凭一位将军,一个万全的车营,举朝上下的决心就能完成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以及一个能及时供给前方的后勤,还有一个能承载大规模军队的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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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铣作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自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的重要性。所以,曾铣还提出了一个配套计划。他认为首先要做的是重新恢复成化年间的定期“搜套”行动,即春季入套“搜套”,秋季在边关守卫。将蒙古人赶出河套地区后,就要据河为城,分兵戍守。这是复套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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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在河套地区重新设立行都司、卫所州郡以及守巡兵备道进行管理,并且在收复的河套地区屯田,军民一户给田二顷,并引黄河水灌田。这样在数年之后,河套地区就可以尽数复耕,明帝国从而可将河套地区重新纳入实际控制区,最终彻底解决河套的蒙古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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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边总制,曾铣的逐套虏计划可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定居河套、加强军备的方式来对付套虏,将河套地区从明帝国的“客地”变为“主地”,彻底纳入实际控制版图,计划十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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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次“搜套”的成本,我们在上一个章节有过简单介绍,现在来详细分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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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铣认为,“搜套”理应“大举”,也就是发动全面进攻。因为曾铣的车营还只是构想,没有正式成军,所以在计算成本的时候,他依据的数据来源于传统的、以骑兵为主的“剿巢”。先来看看前期“搜套”的成本和规模。以五十日为限,“搜套”需用精兵十万,其中马军六万,步军四万。每名军士每日需粮食一升五合,三个月一共用米十三万五千石。马军中有战马六万匹,其中包括驮马一万二千匹,每日给料三升,草一束。十万大军三个月就要消耗粮豆十九万四千四百石,草料六千四百八十万束。以当时一石米折银一两二钱、草一束折银二分来计算,共需要白银四十二万七千六百八十两。再加上为鼓励军士奋勇作战,还需要给予厚赏和肉类酒水,预计需要犒赏银十五万两。总共用银达到了五十七万七千六百八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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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搜套”成功,套部远遁,则又需要二十万兵马负责守卫延绥和河套地区,包括卫所旗军十二万人,其中十万人修筑防御工事,十万人负责防守。这样每年一共耗费白银达两百万两,而且需要数年的时间来修筑防御工事。西北地区环境恶劣,士兵不愿服役,所以需要厚赏士兵,让他们安心戍边。十二万卫所士兵一个月除自带的粮饷外,另需米二万七千石。还有六万匹马,每匹马给豆一石一斗,共需豆七万二千石。总共需要米豆九万九千石。这些亦是不菲的费用,而且还不包括雇佣民车和饲养驮马以及牛等牲畜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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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大造用于春季配合“搜套”作战的黄河战船等等的费用还没算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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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前期“搜套”一次战役的成本。《孙子兵法》里那句“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实在是说得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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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延绥镇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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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铣还强调,之前调动宣大地区的客兵来西北守卫,一年就要花费白银一百五十万两。现在延长守卫时间,减少调动,每年也要花费白银一百二十万两。因此他的“复套”消耗,还不及宣大客兵一年的费用,此后的屯守修筑,也不过其三倍的消耗,所以他的计划花费并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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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曾铣的预算中人马消耗和客兵军饷占了大头,因此如果是七万两千人的车营,其中骑马步兵选锋奇兵只有两万,而且也不需要抽调山东客兵,开销其实要小得多。而且建造战车和打造火器属于一次投资、长期受益的基础建设。因此从性价比方面看,还是车营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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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再来逐句分析曾铣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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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六万精锐骑兵的问题。这些精锐无疑大多数都要从宁夏和延绥征集。嘉靖二十八年,这两个镇的相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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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绥镇辖下共有官兵44036名,马骡20557匹(头),消耗军费513135两白银,粮料145440石。宁夏镇共有官兵31890名,马骡13343匹(头),消耗军费493866两白银,粮料318661石;甘肃镇共有官兵39882名,马骡18206匹(头),消耗军费517883两白银,粮料218673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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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曾铣所计划的六万骑兵对战马的需求量超过了三镇马匹的总和,更别说三镇的数据还是将骡子与战马合算的。而且这些军士和马匹要分布在三镇一共数千个城、堡、寨中驻防。也就是说,这六万骑兵能从三镇中抽调的马匹少得可怜。九边中其他地区的情况和这三镇相差无几,自然也指望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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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点,就是六万骑兵“五十日搜套行动”的粮饷问题。根据曾铣的说法,“五十日搜套”所用的粮饷一共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余两,加上二三万两的火器费用,达到了四十万两白银之巨,是西北三镇各镇一年所费帑金的大半,而三镇的用帑包括军饷、城堡器械修缮、马匹军需购买等项。综合算来,单单就“五十日搜套”所用的帑金就和三镇中任何一镇一年的军饷持平,“搜套”成本之巨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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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曾铣的计划里还有一些军事和政治层面的漏洞。首先就是“五十日搜套行动”是否能够成功的问题。成化年间,明军大将王越率兵“搜套”,当时明军在套虏立足未稳的时候一举扫除了套部,但是河套地区是否就从此长治久安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文所说,成化“搜套”不久以后,弘治初年,蒙古诸部再次进入河套,并很快形成了套部。弘治年间的两次“搜套”,不仅没有彻底扫除套部,反而遭到了套部的疯狂报复,明帝国九边生灵涂炭,其惨烈之状前所未有。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套患还未成形时,还是在套部站稳脚跟后,明帝国都无法彻底消灭套患。单凭这一次的计划,在广袤的河套地区,能否找到蒙古部族主力并将其彻底扫除,都是未知数。而且就算明军能够消灭河套地区原有的蒙古部族,之后也难保证其他蒙古部族不会再进入河套地区。如上所说,所谓的“套部”并不是指一个固定的部落,而是指进入河套的部落。也就是说任何蒙古部落,只要进入河套,就可能是新的“套部”。那么,从根本上讲,只要河套地区还有能够放牧的草场,套部就不会消失,河套之患就不会消失。因此明帝国要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里长期保持六万骑兵的编制,其操练、军饷、给养、安置的花费将是一笔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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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七月,明帝国曾商议囤积大兵,打算一次性“复套”。当时主战派并不在少数,而担任户部主事的余子俊却力排众议,争取到了成化皇帝朱见深的信任,阻止了“复套”的军事行动,并增修了西北地区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长达一千七百七十余里的边墙。成化皇帝为什么会被余子俊说服?余子俊给皇帝算了一笔账:若要复套,参加复套的边军要达到八万以上,马匹需要七万五千余匹。可是以明帝国在成化八年的岁入,只可给饷到第二年的七月。当时正值山西、陕西有很严重的干旱和冰雹等恶劣天气,一钱银子只能买七八升米。如果套部冬天不渡河回到北方,明帝国还要筹措第二年的需费。以八万军队的规模,米豆一年需银九十四万六千余两,每人运米六斗,共需一百五十七万七千余人。每一束草需银六分,共需银六十万两,每人运草四束,共需二百五十万人,往返两月,每人约需路费二两。加上其他零散费用,共要花费八百一十五万四千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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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旧有模式下,在河套地区长期驻军的消耗非常惊人。对此,曾铣的解决办法是将这六万骑兵安置到新规划的河套卫所去,以屯田自给,从而减轻明廷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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