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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旧有模式下，在河套地区长期驻军的消耗非常惊人。对此，曾铣的解决办法是将这六万骑兵安置到新规划的河套卫所去，以屯田自给，从而减轻明廷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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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在西北屯田是否可行。明帝国建国一百余年来，由于屯田军队的大规模逃亡，全国的屯田面积普遍处于减少状态。嘉靖二十八年前，西北三镇虽然新开辟了一些田地以供军需，但是从数据上看，屯田数和屯粮数并没有相应地增长，反而大幅减少。要注意的一点是，西北三镇与其他镇屯粮数减少的原因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一些差别。西北三镇屯田以及粮食产量的减少，很大程度上是当地越来越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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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说，经过了几百年的气候变化，西北地区已不再是隋唐时期富足的地方，这里沙漠化严重、降雨稀少。西北三镇北面即是直抵长城的沙地，土地非常贫瘠，相关记载在明代沿边记载中屡屡出现：“榆林沙漠不毛，军士寒若至极。”“镇城不产五谷，刍粮皆仰给腹里。馈饷不足。而连年调遣入卫、兵力少弱矣。”“沿边诸处，地多荒漠。”到了万历时期，西北地区的沙漠化已经严重到“亲诣沿边踏勘积沙，形势甚大，逐一丈量。本道所属中路一带，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也就是说，当时的延绥及周边地区，沙居然已经堆到了边墙之上五七尺甚至一丈（3.1—3.2米）的高度！边墙的作用全无，蒙古诸部入犯内地易如反掌。“沙与城齐”这种情况持续困扰着中后期的明朝。所以，西北三镇因为当地环境过于恶劣，即使开垦了新的军田以备军需，但是情况依然毫不乐观。虽然曾铣有引黄河水灌溉的计划，但能否实行也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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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八年九边屯粮石数的原额与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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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镇 原额 现额 差额 辽东镇 716107 277788 -438319 蓟州镇 不详 149200 — 宣府镇 254340 62302 -192038 大同镇 127000 127721 -721 山西镇 257746 111134 -146612 延绥镇 不详 66135 — 甘肃镇 603188 213380 -389808 宁夏镇 322722 175946 -146776 固原镇 365240 268550 -96690 合计 2646343 1452156 — 最后再来看一下嘉靖二十八年明帝国的财政情况。嘉靖中期，明帝国财政压力持续增大，太仓银库的赤字情况十分严重。当年明帝国太仓的白银收入仅有1106100两（不包括存留银和各地运往九边的折银），却要支付各镇年例银430000两、新增年例银412047两、维修边墙的费用408446两、募军银234748两、防秋银964084两。这仅仅是九边用费，还没有算东南水灾、西北亢旱的用度。可以说，明帝国根本不可能支付得起曾铣日后庞大的“复套”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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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地理位置图。可见毛乌素沙地直抵明长城，地理环境十分恶劣，而明军进行的“搜套”活动，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穿越沙漠和后勤的严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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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钱不是问题，但问题是没钱。废除“开中法”后，日益增长的边境正常花费已经让当时十分低效的明帝国财政系统捉襟见肘，更别说宏大的曾铣“复套”计划的花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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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曾铣在申报自己计划的时候，玩弄了一下春秋笔法。因为他列举出来作为对比的都是当时明军边防的日常开销，不管他是否“复套”，那些钱都是要花的。而他的“复套”计划则是要另外拿出钱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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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铣长期在九边领导军事工作，以上这些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因此可以想见，曾铣先抛出那个不太可能实行的“六万骑兵复套计划”，再给出《曾铣拟逐套虏阵图》的车营计划，其实就是希望嘉靖皇帝能够了解边境的实际情况。既然传统的骑兵“剿巢”作战无法实行，那么不妨采用车营那种全新的作战模式。这也是兵部否决曾铣的提议，边境地方官员也不认可他的计划，只有嘉靖皇帝坚决支持他的原因。嘉靖皇帝认清了边境因为财政和马政的不利因素，已经无法支撑旧有骑兵“剿巢”战术的现况，因此打算以“复套”战略检验曾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车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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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曾铣的计划，明军水路并进，车营层层进逼，不一定能彻底扫除河套里的蒙古部落。但按照以往的经验，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一场彻底的胜利，保证边境地区十余年的和平是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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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嘉靖二十七年，曾铣不幸被卷入了严嵩夏言之争。在严嵩的构陷下，曾铣被下狱处死，史称此案“天下闻而冤之”。曾铣的车营设想就这样出师未捷地消失在了明帝国的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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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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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历史上的古典冷兵器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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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战车出土于殷墟，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殷商晚期。出土的商代车辆车厢高度为0.5米，轮径为1.2—1.5米；独辕，有直衡和弯衡两种，在衡两端上缚轭，用来驾马；方形车厢，车厢面积约为1.8平方米，门大多开于车后。另外，车马坑中车队全部为一车两马形制，并且有大量的兵器做随葬品，如铜质、骨质的戈、刀、镞等。由此可见出土的这些车辆是战车，并且在殷商时代，用于驱动战车的马匹数量为两匹。在殷墟以外，于殷商时期的方国地出土的车马亦皆为一车两马。这说明在殷商晚期，马车已在商人的统治地区传播开来，并作为战争工具投入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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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随葬人员的分析，在殷商晚期的战车作战中，一辆战车的人员配置基本为二人和三人。但是从随葬的兵器数量分析，一驾两士的可能性不大，一驾三士当为主流。根据随葬兵器的位置，战车上的三人中，居中者为御手；居右者当为持戈的武士，承担肉搏任务；而居左的武士当为射手，持弓，同时配有近战用的戈。根据墓葬考古，商代战车还配备有二十五名左右的徒步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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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中不乏关于商人大量使用战车作战的记载，如《淮南子》中的商汤以战车三百辆在南巢与夏桀展开大战等记载。根据考古发现，殷商战车应该以五辆、二十五辆、一百辆、三百辆为编制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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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中国刚出现战车的殷商晚期，战车的人员配置和装备较为完善，这也为后来周代的战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战车相较于步兵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在战场上，战车的运用并不多，由此可以推测出当时的战车成本较高，多是作为“撒手锏”和“奇兵”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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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发掘出的战车在结构上与在两河流域、高加索、埃及和欧亚草原发现的战车遗迹相似点颇多，而且如此大量的战车突然在商代晚期出现，可以推出我国战车外来的可能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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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中国进入了大规模使用战车的时代。在此期间，为了满足日益迫切的军事需求，战车的配置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首先是战车的挽马数，根据现有文献来看，时人及后人多记载为“战马四匹”。如《诗经》中的“驷骐翼翼”“四牡业业”、《左传》中的“驷介百乘”等。但是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沿袭殷商一车二马配置的战车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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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逐渐扩大，战车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以战斗型车辆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战车的车厢增大为广14—16米，进深11米或12米。殷商和西周时期的战车车厢过于狭小，因此车上的军士只能紧紧背靠背来战斗，战斗空间很小。春秋战国时期车厢的扩大，使得战士在车上不会过于拥挤，活动空间变大，便于和敌方战斗。另外，当时战车的车辕较殷商时期增长了数十至一百厘米，长辕易于平稳，较为省力；轮辐增多，辐多则轮坚。这反映了制轮工艺的提高和重型战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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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殷墟车马坑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