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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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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历史上的古典冷兵器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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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战车出土于殷墟，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殷商晚期。出土的商代车辆车厢高度为0.5米，轮径为1.2—1.5米；独辕，有直衡和弯衡两种，在衡两端上缚轭，用来驾马；方形车厢，车厢面积约为1.8平方米，门大多开于车后。另外，车马坑中车队全部为一车两马形制，并且有大量的兵器做随葬品，如铜质、骨质的戈、刀、镞等。由此可见出土的这些车辆是战车，并且在殷商时代，用于驱动战车的马匹数量为两匹。在殷墟以外，于殷商时期的方国地出土的车马亦皆为一车两马。这说明在殷商晚期，马车已在商人的统治地区传播开来，并作为战争工具投入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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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随葬人员的分析，在殷商晚期的战车作战中，一辆战车的人员配置基本为二人和三人。但是从随葬的兵器数量分析，一驾两士的可能性不大，一驾三士当为主流。根据随葬兵器的位置，战车上的三人中，居中者为御手；居右者当为持戈的武士，承担肉搏任务；而居左的武士当为射手，持弓，同时配有近战用的戈。根据墓葬考古，商代战车还配备有二十五名左右的徒步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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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中不乏关于商人大量使用战车作战的记载，如《淮南子》中的商汤以战车三百辆在南巢与夏桀展开大战等记载。根据考古发现，殷商战车应该以五辆、二十五辆、一百辆、三百辆为编制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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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中国刚出现战车的殷商晚期，战车的人员配置和装备较为完善，这也为后来周代的战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战车相较于步兵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在战场上，战车的运用并不多，由此可以推测出当时的战车成本较高，多是作为“撒手锏”和“奇兵”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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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发掘出的战车在结构上与在两河流域、高加索、埃及和欧亚草原发现的战车遗迹相似点颇多，而且如此大量的战车突然在商代晚期出现，可以推出我国战车外来的可能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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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中国进入了大规模使用战车的时代。在此期间，为了满足日益迫切的军事需求，战车的配置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首先是战车的挽马数，根据现有文献来看，时人及后人多记载为“战马四匹”。如《诗经》中的“驷骐翼翼”“四牡业业”、《左传》中的“驷介百乘”等。但是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沿袭殷商一车二马配置的战车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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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逐渐扩大，战车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以战斗型车辆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战车的车厢增大为广14—16米，进深11米或12米。殷商和西周时期的战车车厢过于狭小，因此车上的军士只能紧紧背靠背来战斗，战斗空间很小。春秋战国时期车厢的扩大，使得战士在车上不会过于拥挤，活动空间变大，便于和敌方战斗。另外，当时战车的车辕较殷商时期增长了数十至一百厘米，长辕易于平稳，较为省力；轮辐增多，辐多则轮坚。这反映了制轮工艺的提高和重型战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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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殷墟车马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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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甲骨文“车”字与卡尔梅克草原出土的黏土车模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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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殷商时期战车作为“奇兵”作战不同，春秋时期车战规模扩大，车战很快成了主流的战争形式。如公元前632年晋、楚之间的城濮之战，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一次性就出动了战车七百辆；公元前607年，郑、宋的大棘之战中，郑国一次就俘虏了宋国战车四百六十辆。春秋晚期，中国的战车规模达到了一个顶峰，晋国战车数量达到了惊人的四千辆。然而到了战国时期，虽然战车仍然在不断发展，战车的规模仍在扩大，但是战车在战场上的作用和地位却在迅速降低。这要归咎于战车本身的局限性。战车虽然是陆战的利器，冲击性、机动性强于步兵，但是其本身的问题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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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环境因素的限制。随着战争的需要，用于战争的车辆变得高大而笨重，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在中国，战场环境十分复杂，南方多河网、森林、沼泽、丘陵，北方多山地与沙漠，平原地区相对较少，这极大地限制了战车的生存范围。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在双方出动数百辆战车的情况下，由于要摆出阵列，就需要非常理想的大平原环境，而中国这种少平原的地理环境难以满足这种需要。而且，战车的性能虽然高于步兵，但是一旦被步兵包围，丧失了冲击性，就难逃全军覆没的厄运了。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车战中，强国因为环境原因战败的战例比比皆是。例如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中，晋国的战车就因为陷在沼泽中而几乎全军覆没。又如晋国在与北方狄人的作战中，也因为战车受困而在前期吃了不少苦头，不得不“毁其车以为行”，这就是环境因素决定战车成败的一个深刻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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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车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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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一车四马战车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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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就是战术方面的劣势。由于战车本身相对于普通步兵价格昂贵，驾车者也以贵族居多，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作战不利，指挥官必须做出选择，即保车弃卒，所谓“殿其卒而退”。这一做法无疑会扰乱原有阵形，只能让大败变为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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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存在种种劣势，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更先进的兵种投入使用，战车无疑会以蓬勃的生命力继续存在下去。不幸的是，这样的先进兵种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它很快对战车在战场上的统治地位造成了威胁，让战车退出了历史舞台，并改变了未来中国近两千年的军事格局——它就是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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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甲骨文研究和墓葬发掘，殷商时期中原地区便已经有骑兵出现。但是当时骑兵数量过少，装备和战术过于原始，战场效果并不为诸国所认可。中原地区骑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10年）春正月，武灵王面对心腹肥义，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当时赵国虽然强大，但是四周强敌环绕，“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一兵之救”。武灵王甚至预言如果不尽早加以处理，“是亡社稷”。因此，雄才大略的武灵王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决定胡服骑射，将骑兵确立为正式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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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兴的兵种进入军队序列后不久就改变了诸国传统的作战方式。骑兵的机动性强，冲击力大，用途广，各方面皆优于车兵。“急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是对骑兵作战最好的概括。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完善战车性能，骑兵取代战车统治战场也是不可逆的潮流，战车就这样在更加先进的骑兵面前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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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后，随着高桥马鞍和硬质马镫的出现，骑兵更是迸发出了超强的生命力，而战车却逐渐成为骑兵的从属。在后来的车战中，战车队基本都以车骑相混的方式出现，如西晋时期马隆创偏厢车击败鲜卑、北魏太武帝北伐柔然动用战车十五万辆、唐代马燧利用战车大败安史叛军等。可以看出，历史的车轮越是向前走，战场上的战车规模就越小，战车的辅助倾向就越明显。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骑兵战术的成熟，冷兵器时代的古典型战车已经被画上了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