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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俞大猷一改在东南时提倡用数倍乃至十数倍的兵力消灭对手的战法,开始提倡以步兵奇兵取胜的小成本战法。他发现,一直以来大同镇步兵对敌,都是驱马到敌军阵前,然后下马使用单手操作的环刀或骨朵御敌,和蒙古军使用的武器相同。但蒙古军是在马上作战的,所以交战时“彼高我下,万无取胜之理”。于是俞大猷将明军步兵的环刀、骨朵改为钩镰刀、虎叉、龙刀。这些武器长度都在七八尺(2.6米左右),可砍可刺,对付骑兵最为便利。俞大猷还安排士兵在作战时左手持圆牌、右手执环刀滚杀敌马(和戚继光的藤牌手相似)。这些改变让明边军步兵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提高了步兵对抗骑兵的可能性。但是要在野战的环境下彻底击溃蒙古骑兵,这还远远不够,于是俞大猷又提出了其在两广地区使用过的新法——马上步兵、骑兵和战车配合作战,这也是大同镇兵车操法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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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龙刀枪的明军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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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的战车车阵,用马上步兵十人,骑兵二十人,战车一辆,步兵十人,一共四十人为一队。遇敌则用战车列于前,车上军士击发弓弩铳炮,马上步兵骑马出阵,距离近到和敌军马匹相交时放铳及弓矢,完毕后回到本阵,之后骑兵趁机冲入敌阵砍杀,步兵十人专管割首级。战车车式为独轮,车前装有长矛,轻便易运,遇坑数人即可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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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中所谓的“车胜骑、骑胜步”,是指步兵无法抵抗骑兵的践踏,而战车能阻挡骑兵的践踏,又能发挥火器优势。俞大猷根据这种相克关系,在训练初始车营有了一定成效以后,干脆放开手脚,创造了全新的战车及兵车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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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的新型战车车式,使用独轮车,车轮直径四尺六寸(约1.5米),直着铺设大木头二根,各长一丈二尺(约3.8米),两根大木头中间横三根小木头,以便推运,并有绳索三条以便挂肩挑扯。车前横一块长六尺的木头并竖着装上两小根直木作为屏障。车上共装大枪头四根,大佛郎机一门,盾牌两个,小月旗两面,布幔一幅。车的后部中间有一根立木,相当于车的方向盘,由队官一人把握。车前有两个支架,停车时放下作为车架。车后又有两个铁锥,停车时插入地里,相当于船锚。车辆本身再加上车上的铳、牌、枪等,总重不过三百斤,以十六人分班推行,即使是崎岖险路也可顺利通行。各车相互配合,行则为阵,止则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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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战车分解图第一车式图,车前装大枪头四件,大佛郎机一件,小佛郎机二件 ◎俞大猷战车分解图第二车式图,车前安皮牌二面,布幔一幅,月旗二面,每旁四人推挽,共八人,车后一人把舵,为管队官 ◎俞大猷战车分解图第三车式图,车辆两边各有四人推车,每旁执大旗一人,执挨牌二人,用虎叉一人,钩镰刀一人,拨刀二人,执神枪二人,鸟铳二人,车后把舵一人,骑兵十人 新战车每车五十人。其中大旗手两名,牌手四名,虎叉手两名,钩镰手两名,拨刀手四名,共十四人。这些人精习武艺,平时站在车旁,不参与推车,遇敌则前出冲锋破阵。推车者一共有十六人,分两班,一班八人,两边各四人推车。这十六名推车者并不是民夫,而是火器手。十六人中,有鸟铳手四人,神枪手四人(明代所说的神枪有两种,一种为前文提到的击发木矢的铳筒,另一种即为此神枪手所用神枪,枪管长一尺,木柄长三尺五寸,全长四尺五寸,约144厘米,重量达到十二斤多,用细铅子打散弹,一次击发二十余粒,枪长接近人的身高,且枪管细长,握法和鸟铳一样右手靠前),击发佛郎机并携带子铳者四人,拨刀手四名。这十六人只负责推车和守车,而不冲锋破阵。各兵不许放行李在车上,每四人给驮马一匹搬运行李,而且只有推车的人才能够把兵器放在战车上。最后有管队官二名,一人执车上青旗监督冲锋兵破阵,一人在车后负责掌舵及督兵守车。所有的车营官军都必须佩带一把环刀,以作近战之用。此外还有十名骑兵,另有八人专门管理三十二个步兵的八匹驮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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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鸟铳的明军甲士 ◎大同镇车兵小营操练阵图 ◎明军所用神枪 最后再来说一下阵形问题。俞大猷以十三队为一个小营,共十三辆车,六百五十人。其中一队为中军,其他的十二队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队。每小营设千总官一员,把总官二员。把总官一个要督促冲锋官兵破阵,另一个要督兵守车。十三小营为一大营,共八千四百五十人,其中一小营为中军,其他十二小营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小营。每大营设参将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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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的兵车操法走的是人少而精的精兵路线。要求所有的作战单位都能用环刀近战,火器兵能熟练地击发火器,近战单位也要能够施放弓矢,让兵车的军士能适应各种突发环境下的作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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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认为,若要破敌,必率战车三百辆,约用步卒万人,另用骑兵一万人藏于车营中,再有骑兵两万人布埋伏于四方要路。兵车的作用是依托火器和战车截断并冲散敌军骑兵,然后明军骑兵从车营和埋伏地出击歼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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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俞大猷的车营更接近传统,因为作为伏兵的骑兵和车内骑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车议里骑兵的数量甚至达到步兵的三倍。如果单有战车,而没有埋伏的骑兵和车内骑兵的话,俞大猷的战车阵营就是不完整的。这么看来,俞大猷的大同镇兵车操法,其实很符合当时明帝国边境情况和财政的双重要求,不用重新征募新兵,只需抽调边军训练即可;也不用大兵团作战,只需注重冷热兵器的相互配合;更不用和曾铣一样需要大量的火药等军用物资。因此,此战阵无疑给已经十万火急的明帝国边防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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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俞大猷车营效果的战斗马上就打响了。在俞大猷积极训练车营以后,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总督李文进率领训练有素的战车百辆、步骑三千(明史里此段记载有误,按一辆车五十人计算,百辆战车应有步骑五千余人),大败数万蒙古军于安银堡,追奔蒙古军数百里。此战直接证明了俞大猷战车的可行性和作战能力,也为在各边作战不利的明军发出了一个相当积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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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可惜的是,由于明末清初大量记载明军战绩的塘报被损毁,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这次大胜的具体细节了。但仅凭五千车营,没有动用附属骑兵,就大败数万蒙古军,足可见俞大猷车营的强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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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大同总兵官刘汉在出塞焚毁蒙古“版升”(即固定房屋,指蒙古诸部定居的城池)的战役中,也听取了俞大猷的建议。李文进乘势将俞大猷战车式上表于朝,明廷对该战车议亦赞许有加,并下令在九边、京营成立兵车营。可以说,京营有车营即自俞大猷始,而俞大猷的战车也影响了明军后来的战车编制,大同兵车操法成为嘉靖时期战车战法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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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戚继光的蓟镇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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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镇是明代为防御蒙古部族进犯、保卫京师而在北方边境设立的一个军事区域。因其地在蓟州、永平、山海一带,故以“蓟”为该区之名,称作蓟镇。蓟镇是明帝国京师的北大门。俗话说“门户固,堂室安”,只有蓟镇防卫稳固,北京才会安全。所以就重要性来讲,蓟镇居九边之首,明嘉靖之后尤其如此。因此,每次蒙古部族破边而入,就有一帮边防大员要掉脑袋。比如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蒙古俺答汗从古北口西黄渝关入,进犯北京,大掠而去,兵部尚书丁汝夔等因之被朝廷斩首。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蒙古把都辛爱部从潘家口入,进三屯营,掠遵化、迁安等地,总督王伃也因此被杀。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蒙古骑兵入墙子岭,大掠顺义、三河,总督杨选亦被问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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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连串地砍边防大员的脑袋,并不能减轻蒙古部族对蓟镇所形成的军事压力。于是,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给事中吴世来建议调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到北方训练蓟门士兵。最后,明廷决定只调派戚继光前往蓟门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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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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