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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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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大凌河之战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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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驾崩，熊廷弼又遭弹劾罢黜，明军政局不稳，边军易帅，接任的袁应泰又是个不知兵之人，这对努尔哈赤来说是个天赐良机，于是他乘势发动了沈阳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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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攻击沈阳，用船舶携带盾车和扎营的栅栏等工具顺浑河而下，水陆并进。明军侦察到八旗军到来，立刻在城外布阵，并在城墙外挖掘壕沟，沿壕沟竖起木墙。在靠近木墙的地方，明军又挖掘了两条大壕沟，宽三丈（10米），深二丈（6.6米）。明军还用土做成木墙的城垛，并在上面排列火器战车。面对这样守备严密的敌人，八旗军并没有贸然攻打，而是利用明军总兵贺世贤“勇而嗜酒”的弱点，用侦骑数十引诱贺世贤。贺世贤果然率千余骑出城追击，结果被引入包围圈。中伏后的贺世贤且战且却，一直退到城下。可此时后金内应已经毁掉了壕沟上的桥梁，贺世贤无法入城，最后身中十四箭战死。城中的另一位总兵尤世功为了救援贺世贤，出城死战，结果也力战而死。此后，八旗军趁着沈阳城内失去指挥的时机，用盾车云梯进行猛攻。当时战况激烈，明军火炮因为频繁发射而过热，只要装入火药就会被膛温点燃。最终，八旗军在内应的配合下，攻陷了沈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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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被围之时，辽阳总兵童仲睽、陈策率军来援。这支明军执丈五竹柄长枪，配大刀、利剑、铠甲，是当时辽东明军中的精锐。当这支明军还在渡浑河时，沈阳已经失陷。于是已经渡过河的石硅土司秦邦屏在浑河北岸扎营，童仲睽、陈策则率领浙兵三千在浑河南岸扎营。结果秦邦屏还未筑好营垒，八旗军就已经杀到，秦邦屏率军死战，三次打退八旗军的进攻。最后八旗军凭借盾车的掩护才击败了秦邦屏部。秦邦屏战死后，余部退入浙营，八旗军围之数重。明营中发射火器，对八旗军多有杀伤，直至明军火药用尽，八旗军凭借兵力优势才压垮了明军。最后童仲睽、陈策等挥刀冲突，各杀十余名八旗军后战死。是役，八旗参将布哈，游击郎格、石尔泰战死，士卒折损数千。女真人称此战：“明以万余人当我数万众，虽力屈而覆，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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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沈阳城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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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阳和浑河之战可以看出，当时的八旗军缺乏重火力，面对明军车营的严密防守，要靠诡计和内应来取胜。虽然八旗军想出了“以车制车”的战术，但更多地是以盾车防御明军的投射力量，让八旗军队可以抵近肉搏。这种战术对于缺乏火器或者布阵不完全的明军军队，如浑河北岸的秦邦屏部来说尚且有效，但面对浑河南岸的陈策部就显得很无力了。特别是浑河南岸之战，八旗军依靠盾车防御明军的投射火力，然后以重步兵抵近，试图依靠自身铠甲的防弹性能硬冲，结果在强大的火力攻击下伤亡惨重，直到明军火药用尽，才通过近身战击败了明军。可以说，此战中明军车营战术优势尽显，八旗军虽然获胜但代价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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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军所用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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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浑河之战也让努尔哈赤明白了“以车制车”战术是正确的。而攻陷沈阳、辽阳后，八旗军也缴获了大量明军火器，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战车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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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四月一日，努尔哈赤规定：每牛录遣甲兵百人，以十人为白巴牙喇，携炮二门、枪三支；四十名为红巴牙喇，携炮十门、枪二十支，其中十人携盾车二辆、水壶二个；黑营五十人，携炮十门、枪二十支，其中二十人携盾车二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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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努尔哈赤起兵八年后，火器与战车在八旗军中的比例已经很高了。由此可见，虽然很多人认为八旗是骑射立国，但他们首先倚重的是重装步兵突击，后来很快转为依托火器与战车。八旗甚至规定“遇敌若无盾车，切勿出战”，并有因未携带盾车就贸然投入作战而获罪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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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死后，继位的天聪汗皇太极更加倚重火器。他以满人勋贵佟养性为指挥官，以汉人为兵丁组建炮兵营，同时大力仿制红夷大炮，最终于天聪五年正月仿制成八旗第一门红夷大炮。至此，八旗军通过收编以及仿制，拥有了红夷大炮之类的重型火炮，并且凭此创立了车营战术，拥有了野战条件下正面击败明军火器车营的实力。而这种实力将在1631年的大凌河之战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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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说大凌河之战，就要先把时间退回到崇祯二年，也就是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十月。当时皇太极以喀喇沁台吉布尔葛为向导，出沈阳，经都尔鼻（辽宁彰武），进入科尔沁，至青城扎营，打算迂回入边，突袭北京。大贝勒代善和三贝勒莽古尔泰都不同意这次远征，但皇太极硬是以一己之力促成了远征。八旗军于二十四日到达老河，皇太极“各授以计，分兵前进”。然后八旗军从喜峰口突入塞内，连下数城，逼近北京。明将袁崇焕得知后立刻星夜驰援京城，同时急调大同总兵满桂兵马五千、宣府总兵侯世禄兵马两千，前往救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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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此前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导致崇祯对其疑心极大，且当时谣言四起，关于袁崇焕通敌的言论不绝于耳，加之崇祯本身就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这一切都导致崇祯宁可相信蒙古将领满桂也不相信袁崇焕，最后直接将袁崇焕逮捕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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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操演中的后金红夷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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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这个当口抓走一军主帅，直接导致了明军的再次崩溃，名将祖大寿更是直接东走山海关。此后，剩余明军被迫以区区数千精锐与八旗主力野战，导致蒙古将领满桂于永定城外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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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八旗诸将争请攻城，但皇太极认为明王朝“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撤军东返。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被迫启用了已逾古稀之年的大学士孙承宗。之后明军反攻，夺回了被八旗占领的永平四城，守城的贝勒阿敏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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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四年（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正月，永平四城夺回后不久，孙承宗便东出巡关，准备重新整备关外防务。经过崇祯批准，他决定先修筑大凌河城（大凌河中左千户所），以连接松山、杏山、锦州等城。因此，总兵祖大寿、何可刚等率领十余名副将正式前去动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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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知道后表示：“坐视汉人开疆拓土，修建城郭，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同时声称明帝国的精锐皆在此城。七月二十日，皇太极率领八旗部队从沈阳出发，八月一日，臣服于后金的蒙古部落领兵前来会合，驻扎于旧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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