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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A1高地的炮兵观察员维尔佐中尉听到了东面群山中响起炮声，接着炮弹呼啸从他头顶飞过，直扑机场。扭头回望，两三股烟柱从机场升起。他确认自己看到东面一座植被覆盖的山坡上出现了炮口焰，赶紧打电话给火控中心，请求155毫米榴弹炮压制。几分钟后，15发155毫米榴弹在指定目标周围爆炸，此后机场再没遭到炮击。下午6点，皮罗斯亲自来到A1高地，他们又发现6个可疑的越军炮阵地，155毫米榴弹炮再次开火，但射击效果无法核实。最后，第4殖民地炮兵团2营营长乌尔卡比上尉叫来2辆M24“霞飞”坦克爬上高地观察弹着情况。1名坦克炮手发现越军炮口焰，随即用75毫米主炮装填高爆弹轰击，但也无法核实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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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皮罗斯上校把维尔佐调入火控中心，负责根据空军拍摄的最新照片绘制50000∶1的炮兵坐标图。在图上，他详细标出了越军的堑壕、新建小道和许多可能的迫击炮、高射炮和榴弹炮阵地，但这些都只是可能而已。法军炮兵无论怎样努力，就是伤不了越军炮兵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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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炮击，皮罗斯和乌尔卡比发现，曲射的榴弹炮对打击藏匿在山坡并有良好伪装可随时转移的越军火炮没有什么效果，倒是坦克主炮的平射还可能奏效。但坦克爬坡速度太慢，反炮战需要准确的情报和快速的炮火反击，因此它们不适合。直到这时，皮罗斯才想到了75毫米无后坐力炮，他认为应在多米尼克和艾兰防区制高点部署75毫米无后坐力炮，只要发现敌炮目标，则立即平射攻击，或许能奏效。但遗憾的是，第35伞降轻炮兵团此时正在老挝苦战，他们不可能帮到皮罗斯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要把第35伞降轻炮兵团运到的8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送走！现在的皮罗斯可以说是后悔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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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反炮战打得不理想，皮罗斯的炮兵也没法对步兵突击周围高地提供准确的炮火支援。缺乏精确的大比例军用地图，使法军炮兵难以在山林攻防战中准确轰击目标，误伤事件时有发生。例如1954年2月6日对781高地的攻击作战中，法军的支援炮火竟然落入第4摩洛哥步兵团1营战线，炸死了几名摩洛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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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皮罗斯上校和来访的法国远征军统帅纳瓦尔中将、远征军作战部长贝特尔上校研读了一份越军战俘的审讯报告，这名战俘供认越军火炮现在藏匿在地下室里。这个报告让大家陷入沉思。贝特尔上校提醒皮罗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藏匿大炮，从而使联军反炮战效果大为降低，现在如果越南人也这么做，那么他们的反炮战的努力就是徒劳的。贝特尔进一步质问皮罗斯，他难道就没想到给他的炮兵掩体加顶盖吗？皮罗斯敷衍说，这个问题他已经和德卡斯特里讨论过了，准备执行。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准备给自己的炮兵加盖顶。如果法军的榴弹炮群不能自由地以各种角度射击的话，那么掩护整个盆地就需要至少48门105毫米榴弹炮，而他们并不能找到这么多，且为炮阵地加盖顶需要不少资材和人工，这两点对奠边府来说都很吃紧。皮罗斯想当然地认为越军也会面临人工和资材不足的问题，所以对贝特尔的提醒不以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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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边府战役 [:170012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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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边府战役 杜勒斯的“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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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起，奠边府补给量减少，迫使法军炮兵不得不大幅减少反炮战行动。奠边府的关注焦点从压制越军炮兵转向了空运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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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族村民的协助下，法军开始修筑奠边府的工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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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远东空军对奠边府的运量从1月中旬就开始下降。1月25日，德卡斯特里上校清点了奠边府库存，发现各种军需品只有9日份存量，各种武器弹药存量甚至只有5～7个基数！进入2月，奠边府的天气更差了，红河三角洲的天气也不容乐观，导致飞进奠边府的运输机架次急剧下降。从2月1日到3月13日，运进奠边府的物资仅有11月26日到1月31日的46％，日均90吨，导致奠边府守军战前物资储备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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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天气，制约远东空军运量的最大因素是飞行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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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初，美国空军又向法国远东空军交付了一批C-47，法军马上组建了第4个运输机中队——德·圣马克少校的第63运输机大队2中队。虽然运输机数量越来越多，但可用飞行员数量却在不断减少。1954年1月底，远东空军统计属下共有108名运输机飞行员，实际能参战的只有60～78人，其他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出作战任务。2月，15名新飞行员从法国抵达，但在执行作战任务前必须进行几周的适应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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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奠边府守军的空运主要由C-47和C-119进行。C-47满载量小，单架只有2.5吨；C-119满载量大，单架载重达6吨之多，是当时美国空军列装的重型运输机。为了加强法军在印度支那战场的物资投送能力，法国政府早在1953年就通过正式渠道向美国政府求援，获得批准。1953年4月，美国空军向法国远东空军提供了首批6架C-119，准备用于向中寮重地——查尔平原营地守军空运M24“霞飞”坦克和105毫米榴弹炮。但远东空军派往驻德美国空军基地学习的法军C-119飞行员还没归来。不要说把坦克重炮运往查尔平原营地，现在连怎么把美国空军移交的6架C-119从菲律宾克拉克机场飞回来都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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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法国只得再度求援。最初，艾森豪威尔总统左右为难，军援已经一批批地运往印度支那，但绝不能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就介入印度支那战争，否则会被舆论压垮。可不支援法国的话，一旦越军攻下查尔平原营地，万象也就无险可守了，法国远征军陷入困境，对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将是个不小的打击。正当艾森豪威尔为抽调飞行员一事发愁时，国务卿杜勒斯献上了锦囊妙计——仿照二战飞虎队，让在台湾的美国民用航空公司（简称CAT，由陈纳德少将组建）退役美军飞行员以民用的形式调到印度支那——这样既支援了法国远东空军，又不会给舆论落下美军参战的把柄，可谓一举两得。杜勒斯的一番高论，让艾森豪威尔茅塞顿开，当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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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第一批CAT飞行员从台湾赶到菲律宾，在美国空军第483运输机联队训练3天后，于1953年5月5日驾驶6架印有法国空军标志的C-119从菲律宾克拉克机场飞到海防的白梅机场。为了支援CAT，美国空军还从驻台湾的第14航空军抽调地勤人员身着民用服装到印度支那，负责C-119的保养作业。1953年5月6日到7月16日，C-119在印度支那出的全部运输任务都是由美国飞行员执行的。7月16日，法军C-119飞行员从德国学成归来，CAT飞行员这才离开了印度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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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二战名机一样，C-47“达科塔”运输机也活跃在奠边府战场上，为保障法军的战役后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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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狸”行动发起时，法国远东空军仍保有5架C-119（其中1架因机械故障损坏）和5名合格的法军飞行员。随着老挝、红河三角洲、越西北、西原战场和越南中部沿海的战斗规模越来越大，5架C-119远不够用。法国政府又向美国提出了加大援助C-119运输机的请求。1953年12月5日，在美国政府的指示下，美国空军又向法国远东空军移交了第二批12架C-119，由CAT飞行员和法国飞行员混合驾驶，编入远东空军战斗序列。但17架C-119依旧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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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美国政府又计划在1954年3月继续向法国远东空军提供第三批12架C-119运输机，法国远东空军仍为飞行员短缺而苦恼。“慷慨”的美国政府干脆通过中情局给CAT拨发大量经费，指示其全力支援法国远东空军，扮演好“飞虎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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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月，21名CAT飞行员进驻美国空军在日本的空军基地，学习驾驶C-119。3月3日，CAT和法国远东空军达成协议，提供12个C-119驾驶机组（一个机组由机长和副驾驶两人组成），临时编入远东空军，参加战场运输。3月9日，这批美国飞行员抵达海防吉碑机场，由法军苏拉上尉指挥。3月12日，美军飞行员首次往奠边府出运输任务，他们将于3月12日前往奠边府执行第一次空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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