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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宪政十年”却是阿富汗政局长期动荡不宁的十年。从1963年到1973年的10年中,阿富汗王国更换了5届首相,平均两年发生一次内阁危机。达乌德似乎无声无息地蛰居了整整10年,实际上却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阿富汗政局动荡,并非来自传统的右翼保守宗教势力,而在于苏联操纵,以“共产党”革命面目出现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创建于1965年1月,该党纲领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而奋斗。党的最终任务是在阿富汗社会的多民族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它的主要领导成员是前阿富汗官方巴赫塔通信社处长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阿富汗国民议会议员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另一位阿富汗国民议会议员哈菲佐拉·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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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基是普什图人,生于加兹尼一个贫穷的农牧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就辍学。15岁的塔拉基到水果公司当差,但他勤奋上进,到喀布尔大学夜校学习,成绩优良。后来他成了公司驻印度孟买代办处职员,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结识了几名印度共产党党员,经常与他们探讨了社会正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塔拉基回国后开始从事文学和新闻工作,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他进行小说和诗歌创作,撰写评论政治的文章,成为闻名全国的作家和诗人,在阿富汗青年和知识界中有广泛的影响。他的作品还被翻译成俄文。在苏联,他的作品被视为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被誉为“阿富汗的高尔基”。塔拉基后来去莫斯科大学进修,将阿富汗的贫穷落后归之于君主制。“卡尔迈勒”意即“劳工之友”,是巴布拉克的笔名。卡尔迈勒是塔吉克人,父亲是陆军上将,曾任阿富汗南部军区司令兼帕克蒂亚省和赫拉特省的省长,族谱可以追溯到克什米尔的印度教王公时代。他中学时就热衷于参加马克思主义学生团体的活动,就读于喀布尔大学时因杰出的演讲才能成为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1953年卡尔迈勒因参加反政府示威游行被捕入狱,1956年达乌德政府颁布大赦才获释出狱。1965年1月,两人在喀布尔共同创立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塔拉基和卡尔迈勒分别任总书记和中央书记。1965年8月的阿富汗议会选举中,卡尔迈勒当选国民议会议员。首相优素福再度受命组阁,遭到卡尔迈勒等激进派人士的强烈反对。10月24日,支持人民民主党的阿富汗学生占领了议会大厅,在首相官邸和议会附近游行;当天下午5时,阿富汗军队向游行学生开枪,造成伤亡。这天是阿富汗传统历法的8月3日,“八三事件”成为阿富汗政局走向沸腾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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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两年,塔拉基与卡尔迈勒便分道扬镳。卡尔迈勒不认同塔拉基的地位,对后者的激进策略也表示不赞同。1967年,卡尔迈勒在阿富汗议会中公开称查希尔国王是“亚洲所有国王中最进步的一位”。为了对抗卡尔迈勒,塔拉基竭力拉拢党内的后起之秀哈菲佐拉·阿明。阿明属于普什图人吉尔扎伊部族,1929年出生于喀布尔附近的一个小职员家庭,自幼丧父,由哥哥抚养长大。他从小聪明好学,学业优良,早年就读于喀布尔大学,毕业从教,后来得到公费赴美留学的机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时,阿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便在阿富汗学生中争取到一大批支持者。1962年,阿明又获奖学金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经济学。他被选为阿富汗留美学生联合会主席,由于参加政治活动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他回国后参加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与总书记塔拉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成为塔拉基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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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终告分裂。党内分为两派——塔拉基、阿明的“人民派”和卡尔迈勒的“旗帜派”。卡尔迈勒的“旗帜派”自称“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全体劳动人民先锋队”,因创办《旗帜报》而得名“旗帜派”;塔拉基和追随者则把自己改称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工人阶级先锋队”,因出版《人民》周刊,他们在阿富汗以“人民派”著称。两派虽然在口头上都承认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纲领、目标、任务和党章,但实际上都拥有自己独立领导机构、机关刊物和成员。两派各自领导斗争,1968年到1969年阿富汗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学潮和工潮。20世纪70年代初阿富汗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社会脆弱不堪。埃特马迪首相一度提出“真主、祖国和国王”的口号,却根本无法改变国内四分五裂的现状;任何努力都无法挽救岌岌可危的君主制度了。作为阿富汗君主政权的最后支柱,军队受到最严密的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阿富汗君主制的最后打击,正是来自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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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冷战中正处于优势的苏联对阿富汗志在必得。早在1907年,沙皇政府就曾毫不掩饰地说——对俄罗斯,在中亚具有最大战略意义的不是阿富汗,而是伊朗和巴基斯坦。从彼得大帝的时代开始,俄国人的意图昭然若揭。他们要以阿富汗为跳板,直指伊朗和巴基斯坦,进而南下印度洋。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南下战略,苏联对阿富汗觊觎已久。苏联一直试图向南实施分阶段的推进,以实现在印度洋寻求暖水港和出海口,并切断欧洲和远东联系的战略。所以,控制阿富汗是苏联实现南下战略的关键步骤。对苏联来说,等待已久的机会已经到来。克里姆林宫方面看中了蛰居在家的“红色亲王”达乌德,准备让他出面主持新政府。而苏联打算借重的力量,正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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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是伊斯兰国家,教育民众、组织民众、发动革命是一项费力费时的工作,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是等不及的,他们要走一条捷径。塔拉基依据人民革命理论,提出了在封建的阿富汗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依据。他认为——由于国内无产阶级人数太少,革命必须找到一条捷径,即先在军队的帮助下夺取政权,然后通过社会、经济措施来赢得民众的支持。简而言之,就是控制军队,发动军事政变夺权。无论是阿明还是卡尔迈勒,对此都是深表赞同。于是,“人民派”和“旗帜派”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都在阿富汗军队中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彼时查希尔国王提拔自己的女婿、中央军团司令兼宫廷侍卫长阿卜杜勒·瓦里;瓦里又大量任用亲信,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在阿富汗军队中引起强烈不满,倾向于“红色亲王”的人数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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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初,查希尔国王在瓦里的陪同下出国,赴意大利治病和休养,王储艾哈迈德摄政。艾哈迈德缺乏威信,难以驾驭阿富汗军队。达乌德和他的同谋者决心利用这一机会发动政变。参与政变的有穆斯塔加尼中将、海德尔中将和库马中将以及50名年轻军官。塔拉基亲自向达乌德表示,支持他的反国王行动,军中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服从他的命令。瓦里获悉国内有政变阴谋,中途归国协助艾哈迈德主持国务。为人骄横的瓦里得到的却是内政部提供的假情报,未能采取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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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晚,由谢里夫丁·奥马拉尼将军指挥的首都装甲师和伞兵部队,从距喀布尔50公里的哈尔卡沙夫基地向喀布尔秘密调动,理由是操练独立日军事检阅。由于傍晚时分,军事机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已下班休息,戒备最为松懈。政变部队未遇到任何阻拦盘问,径直进入首都。到晚上10时,政变部队占据了喀布尔市内各交通要道,封锁了首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包围了电台、各政府大楼和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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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凌晨2时,政变部队开始行动,首先逮捕阿富汗军队总司令部的负责人、喀布尔卫戍司令以及政府大臣,随后开始向王宫进攻。政变部队进展非常顺利,成功逮捕了瓦里和王族的其他重要成员。只遭遇轻微抵抗,政变部队就击溃了王宫卫队和喀布尔警察部队,控制了整个喀布尔。达乌德曾表示应尽量减少流血,不应无故屠杀反对派,必须善意对待王族成员,因此政变中一共只死了8个人:一名坦克手为了避免和一辆汽车相撞,连人带坦克掉进了喀布尔河,车毁人亡;7名警察在混乱中被误杀。王室的主要成员都被捕,没有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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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清晨,达乌德通过电台宣布政变成功。鉴于达乌德在阿富汗国内的巨大影响,各地驻军司令均采取观望态度。在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达乌德指出:民主制度将确保全体人民的权利和国家主权,但自己当年的民主化建议为假民主所取代,后者依赖的是个人和阶级的私利,最终导致了无政府的状态,演化为最卑鄙的独裁制度。“宪政十年”的结果是经济、社会、政治和行政的全面崩溃,因此阿富汗的爱国者,尤其是军队决定结束这个腐败政权的统治,建立共和政权,后者才符合伊斯兰教的真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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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阿富汗共和国宣布成立,穆沙希班王朝从此终结,阿富汗的君主制历史告一段落。新政府宣布废除1964年宪法,解散国会,取缔所有非政府报刊。国家行政工作由中央委员会负责,达乌德自任总统,又身兼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四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都是有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身份的军官。政变发生时,查希尔正在罗马治病。消息传来,这位阿富汗当代史上在位40年的君主,只得于8月宣布引退,每月领取阿富汗政府发放的1万美元补助金,从而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废黜国王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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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乌德以军事独裁者的身份继续推行他的改革。他模仿苏联,推行经济国有化、土地改革,超越了阿富汗极端落后的国情,结果阿富汗经济每况愈下。达乌德试图加强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行政权力,削弱部族和宗教传统势力,结果引起部族首领和宗教人士的对抗,有些地方再次出现了部族武装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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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本以为达乌德政府会是一个对苏联言听计从的亲苏政府,未及想达乌德重新执政后在对外政策方面继续奉行中立原则。1973年至1975年,达乌德先后亲自出访或派特使访问了苏联、印度、伊拉克、伊朗、中国等十几个国家。他同苏联和美国保持着大致对等的关系。经济援助上,苏联占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位。1975年9月,达乌德接受记者采访,在谈到阿富汗同苏、美、中的关系时说:“我们不属于任何集团或军事集团,但是我们始终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后来,他又对一位美国记者说:“我国的政策是同一切国家友好,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会因为友谊而忽略我们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特性。”基于这种立场,达乌德逐步加强改善和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关系。于是,阿富汗得到了伊朗的巨额援助,达乌德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实现了互访。最重要的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两次访问阿富汗,达乌德公开宣称阿富汗与美国的关系“是头等重要的”,“阿富汗特别重视它同美国的真诚合作”。下一步,达乌德就要接受邀请访问美国了。达乌德非常自信,他力图推行一套平衡等距离的外交政策,利用“复杂的平衡对抗”策略在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中得到利益。正如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精辟地指出:“当达乌德使用苏联火柴点燃手里的美国香烟时,他是再幸福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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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达乌德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如何上台的。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玩走钢丝的危险游戏,除了需要高超的技艺,更需要有能够充分控制国内局势的超强实力。事实是,苏联向阿富汗的渗透已经对阿富汗的主权和独立构成了致命威胁。苏联曾力图用它的经济力量影响达乌德。但在1975年以后,达乌德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便力图摆脱苏联的影响。1975年12月,苏联与阿富汗延长了1931年签订的中立和互不侵犯协定。然而,莫斯科已经开始着手为“后达乌德时代”谋划,推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两派的联合。苏联明白,这是自己在阿富汗可以再次借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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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乌德政变上台时得到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两派的支持。政变以后,两派在军队中,特别是在高级军官中继续发展党员。为数不少的阿富汗军官,特别是曾受过苏联培训的年轻军官,陆续加入人民民主党,或表示对该党的支持,阿明更在塔拉基的直接领导下,在军队中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他结识了包括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阿卜杜勒·卡迪尔空军上校、坦克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阿斯拉姆·瓦塔拉詹少校等人在内的不少重要人物。而且阿明是普什图吉尔扎伊部族乡下人的骄傲,他的成就极大振奋和鼓舞了吉尔扎伊部族的学生们。很多吉尔扎伊部族的学生进入了喀布尔军事学院,完成学业后大部分人都成了军官,构成了支持人民民主党乃至未来支持阿明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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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乌德意识到人民民主党两派在军队中活动的危险性。他清楚,人民民主党的两派都是坚决的亲苏派,他们虽然支持过自己上台,但发现自己试图排除苏联影响并坚持中立政策,便一直持反对立场。实际上,这批左派人物已成为苏联的代理人。加上宗教界人士强烈反对亲苏,达乌德本人也需要西方的更多支持,他决定清洗政府中的亲苏派。1977年2月14日,达乌德正式就任阿富汗共和国宪法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他开始筹组“国家革命党”,以增强自己的势力。同月,达乌德宣布解散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以亲苏人士为主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内阁,撤换有人民民主党党员身份的政府官员和亲苏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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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乌德的这一转变,遭到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猛烈抨击,苏联也表示极端不满。达乌德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合作关系破裂,苏联趁机于7月出面将人民民主党分裂的两派重新合并。塔拉基仍任总书记,卡尔迈勒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阿明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颠覆达乌德政府成了人民民主党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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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4月,达乌德再访苏联,与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勃列日涅夫抱怨,北约国家在阿富汗援助项目中增加人员过多,他们甚至进入了一向未被允许进入的阿富汗北部地区,阿富汗政府应当驱逐这些“帝国主义间谍”。达乌德当即反驳:“我们如何以及在何处聘用外国专家完全是阿富汗国家的特权。如果有必要,阿富汗可以继续贫穷,但其行动和决策是自由的。”当苏联方面问及,这些西方国家的专家何时撤离,达乌德的回答是:“一旦不再那样需要他们,将放走所有外国专家。”言下之意是,我们连苏联人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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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具体的经贸关系上,达乌德迫使苏联与之签订新的协定——自1979年始,阿富汗向苏联供应的天然气价格提高35%。1977年前已经提供的天然气,苏联按原价格给予18%的补偿。最后,勃列日涅夫直言规劝达乌德,改变疏远苏联的政策。达乌德的回答是——我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达乌德为此缩短了访问日程,临行时勃列日涅夫亲赴机场送行,企图挽回局面;两人只谈了五分钟,结果还是不欢而散。正如达乌德的助手后来回忆,达乌德此举等于“在自己的死刑状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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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达乌德政府在1978年初遇到巨大的困难。经济发展因资金短缺、人力物力不足而停滞不前,土地改革受到民间的顽强反抗以至无法进行,人民生活空前困苦。面对这些困难,达乌德加强军事独裁统治以控制局势,结果人民对立的情绪更加强烈。达乌德的政府内部,权力斗争同样激烈。达乌德素以专断出名,对待部长们就如同“将军对待中士一样”。新内阁中,仍由他本人兼任总理,内阁部长包括他的“朋友、朋友的儿子、马屁精甚至被废黜的王室旁系成员”,而且政府日常工作依赖一个非正式的四人核心内阁,其中还有达乌德的弟弟,非内阁部长的纳伊姆,这招致政府内部广泛不满。1978年2月,达乌德再次清洗政府中的亲苏派;人民民主党开始了政变的准备工作,几个月中至少进行了十次模拟政变。阿富汗即将陷入血与火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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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17日,人民民主党的著名政治家、“旗帜派”领袖、工会领导人米尔·阿克巴尔·卡比尔被暗杀。这件事引爆了阿富汗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成为人民民主党展开政变行动的导火线。人民民主党指责这次暗杀事件是达乌德策划的,进行了激烈的谴责。4月19日,人民民主党在喀布尔组织了1.5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几百名年轻军官和军校学员参加了游行,高呼“打倒刽子手达乌德”的口号,结果遭到军警的镇压,发生了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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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达乌德政府开始大逮捕,以违宪罪逮捕人民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两百多名参加反政府活动的军官首先被捕。当晚,人民民主党政治局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就在会议要结束时,达乌德的宪警队突然冲了进来,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等政治局委员都被抓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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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在会场。警察即刻集结到其住宅进行搜捕。庆幸的是,负责搜捕的奥马尔·扎伊尔警官是“旗帜派”一名秘密成员。他考虑到阿明没有参加秘密会议,估计不知道政变计划,所以凌晨3点搜查结束后,奥马尔只是将阿明软禁在家中。在塔拉基等政治局委员都被关进监狱的情况下,阿明成了人民民主党唯一一位没有被捕的领导人,他开始思考如何实施原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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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阿明与警察周旋起来,为政变争取时间。他表示:“诸位警官,现在都近凌晨四点了,大家都累了吧,要不坐下来喝杯上等好茶缓缓神,反正我已经逃不出你们的手掌心了,难道你们还有什么害怕的吗?等到7点天亮了再把我送进监狱也不迟。”警官们搜查了一夜确实已经疲惫不堪,于是接受了阿明的“好意”。他们喝着茶、聊着天,不知不觉5个半小时过去。最后阿明怀着一丝笑意、无憾地被送进了监狱。就在这5个半小时内,阿明将政变计划交给了儿子,由儿子交给了阿富汗陆军第4坦克旅参谋长、人民民主党党员穆罕默德·拉菲。经过拉菲的传递,营长穆罕默德·阿斯拉姆·瓦塔拉詹少校、谢尔贾恩·马兹都尔亚少校和阿富汗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阿卜杜勒·卡迪尔上校等人很快得知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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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卡迪尔上校和瓦塔拉詹少校等人调动坦克和装备向喀布尔方向推进。拉菲留守指挥部,采取防范反政变的措施。首先,他们欺骗旅长为坦克发放弹药,并将坦克移动到了喀布尔附近。上午9时,瓦塔拉詹少校面见并说服了旅长。卡迪尔上校指挥政变部队陆续开进首都喀布尔,切断了首都与外省的联系。上午10时,达乌德按原定计划正在总统府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讨镇压反对派的措施和处置塔拉基等人的问题。据说,政变前夕一些西方国家大使馆的情报官员已得到人民民主党准备发动政变的消息,将这一情报通知了喀布尔当局,却被有关人员忽视。当坦克陆续开进喀布尔时,达乌德才感到大祸临头,立即命令国防部长胡拉姆·海德尔·拉苏利将军离开会场组织部队抵抗。达乌德则不听从下属的劝告,拒绝离开总统府,只是命令总统卫队加强戒备。海德尔·拉苏利将军的座车驶出总统府,见到街上军队往来众多,司机惊慌失措下将汽车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海德尔·拉苏利将军受伤动弹不得。这失去了召集救援部队的机会,注定了达乌德政府的命运,达乌德坐困总统府更是犯下了致命错误。后来,拉苏利将军被政变部队开枪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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