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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有保镖们筑成的“人体碉堡”遮挡，自己又行动敏捷，一边拔枪射击自卫，一边转身冲出大门。8名忠诚的保镖全部战死，换取了左手受伤的阿明逃出生天。阿明在卫队的掩护下逃回国防部，立即命令喀布尔卫戍部队进攻人民宫，逮捕塔拉基。塔拉基的卫队被击溃，塔拉基在炮击中受重伤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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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基本想在苏联大使的协助下除掉阿明，没想到却被阿明借机推翻。这是这个国家5年之内发生的第三场政变，按照阿富汗的传统，阿明身佩长剑、腰挂手枪参加内阁会议，登台独掌国家大权。虽然喀布尔的市民都目睹了人民宫的激烈战斗，但喀布尔当局保持沉默。1979年9月16日，喀布尔电台宣布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塔拉基由于健康原因提出辞呈，由阿明接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保卫祖国最高委员会主席、保卫革命全国组织中央委员会领导人职务。阿明从此集总统、总理和总书记大权于一身，这就是所谓的“九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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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没想到阿富汗局势如此逆转，无奈木已成舟，只好对阿明表示“祝贺”。苏联是第一个宣布承认阿明新政权的国家。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评论中，称阿明是“苏联的一个忠实朋友”，实在言不由衷。但是阿明不再买苏联人的账了，“九月事件”让他对苏联异常仇视，苏联方面同样不愿接受阿明。1979年9月15日，苏共中央选定对阿富汗方针是：“考虑到现实情况，我们不应该拒绝同以阿明为首的政府打交道。”苏共中央指示苏联新闻机构对喀布尔事件的报道，“只做一些态度平和的时事性报道，不做任何评述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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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基于10月9日死去。10月10日，《喀布尔时报》刊登了一则短讯：“前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因久病治疗无效于昨晨去世，其遗体已于昨日埋葬在其家族墓地。”对于这一通告的真实性，阿明、苏联人和阿明的反对派都心如明镜。塔拉基之死，在阿富汗国内一直是一个谜，直到卡尔迈勒在苏联支持下回国，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塔拉基被捕以后，一直被关押在监狱。1979年10月9日凌晨，阿明下令处死塔拉基。当时执行这一任务的总统卫队通信官阿卜杜勒·沃杜德和另一名军官后来供出了处死塔拉基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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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沃杜德的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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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基被带到一张床铺跟前，他的喉咙变干了，他告诉我给他弄一杯水……当我回来时，我看见塔拉基躺在床上，罗济（总统府政务军官）突然用手按住他的喉咙，伊克巴勒坐在他的胸部。罗济用手掐住他的喉咙，有时，他把一个小枕头压在他的嘴和鼻子上。十或十五分钟后，塔拉基殉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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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克巴勒的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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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济搬了一张床，命令塔拉基躺在床上。他躺下以后我就开始哆嗦，我不能动弹了。罗济封住了塔拉基的嘴，塔拉基开始踢腿。罗济叫沃杜德按住他的腿。于是沃杜德抓住了他的腿，但是他的两条腿仍在踢。罗济叫我按住塔拉基的膝。此后，罗济把一个椅垫塞进了塔拉基的嘴。当罗济放开塔拉基时，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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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曾经显赫一时的塔拉基，被阿明的手下活活闷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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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后第一次召见苏联大使普拉诺夫时，阿明开门见山地提出暗杀自己的阴谋计划问题，向普拉诺夫提出警告，并要他转告苏联领导人：希望苏联不要继续干涉阿富汗内政，如果苏联政府不接受这一“劝告”，自己将不得不效仿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做出驱逐苏联顾问、苏联军事代表团以及苏联驻军，乃至废除《苏阿友好合作条约》的决定，而最后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1979年10月16日，阿富汗外交部长瓦里奉阿明之命专门召见各社会主义国家使节，特意向他们揭露苏联大使普拉诺夫策划谋杀阿明的真相及其经过；阿富汗和世界舆论哗然，使苏联政府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不久，阿富汗政府正式要求苏联政府召回一直在阿富汗从事颠覆活动的普拉诺夫大使。迫于压力，苏联方面只得将普拉诺夫召回，任命原苏共鞑靼州委第一书记塔别耶夫为苏联驻阿富汗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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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阿明要求苏联撤回在阿富汗的3000名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不许苏联人操纵阿富汗的情报机关和秘密警察，也不许苏联人控制阿富汗军队。阿明为了消除克格勃对阿富汗情报机构的控制，全面改组了秘密警察组织——阿富汗革命成果保卫部，成立了名为“阿富汗工人情报组织”的新机构，任命自己的侄子阿萨杜拉为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还让自己的兄弟们出任各省保安首脑。阿明一方面命令阿富汗政府军在帕克蒂亚省等地向穆斯林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另一方面宣布了一系列政策——释放政治犯，颁布新的宪法，保障宗教信仰，尊重农村所有制，等等。当然，这些最后均有名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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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和苏联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友好关系，但他几次拒绝了苏联向其发出的访苏邀请。当时苏联领导人一再要求阿明访问莫斯科，希望双方交换意见以消除误会，并商讨如何对付穆斯林游击队的问题。阿明借口阿富汗内部危机紧迫不能脱身，一再婉言拒绝。其实，他是害怕去莫斯科后被软禁，或苏联趁他离国时策动政变。阿明还坚决拒绝苏联政府的一再要求，坚决不肯将亲苏的卡尔迈勒从苏联召回阿富汗担任党政领导工作，协助自己处理人民民主党内部事务和国家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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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刺激最大的还是阿明的外交政策。阿明上台后，为了逐步摆脱苏联的束缚，开始在外交上疏远苏联，与美国逐渐缓和。阿明提出要实行“更为平衡的外交方针”，公开表示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他亲自与美国驻阿富汗代办秘密接触（据说与处决塔拉基同时进行），答应为美国文化中心在阿富汗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甚至要求美国恢复对阿富汗的援助。阿明公开提出，要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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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穆斯林武装力量迅猛发展，波及阿富汗全国28个省中的23个省，阿富汗政府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勃列日涅夫既不愿看到阿明的权力扩大，又不愿看到阿富汗出现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两者都是苏联不能容忍的。勃列日涅夫反复强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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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8年6月，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附近的库纳尔省和帕克蒂亚省就出现了几个穆斯林武装组织，率先打起了“民族救亡阵线”的旗号。8月，另一个穆斯林武装组织“伊斯兰党”也在巴基斯坦境内宣布成立。接下来，穆斯林武装组织越来越多，迅速由阿富汗南部和东部向全境蔓延。这些组织大多是由穆斯林宗教首领和各部族首领发动的，由于伊斯兰教教派不一，各部族间矛盾重重，所以这些穆斯林武装也往往各自为战，互不通气，甚至经常发生组织分裂和相互冲突。此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穆斯林武装主要有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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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逊尼派穆斯林武装。这些武装组织的力量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各派首脑主要活动于巴基斯坦境内，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最初有六个较大的组织：古勒布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布汉努丁·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协会”（又称“伊斯兰促进会”）、尤努斯·哈利斯领导的“伊斯兰党”（与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不一致）、赛义德·艾哈迈德·伊凡提·盖拉尼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穆罕默德·纳比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运动”和西卜迹图拉·穆贾迪迪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解放阵线”。其中前三个组织坚持以伊斯兰教义为基础理论，以捍卫伊斯兰教的同一性为己任，又合称为原教旨主义派；后三个组织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他们没有理论和指导思想，只是在口头上笼统地要求恢复以前的阿富汗，让人民享受更多的公正和平等。这六个组织的总部设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巴基斯坦境内的白沙瓦，他们一方面独立组织和指挥国内的战斗，一方面不停地在国际上开展外交活动，要求得到资助，是构成阿富汗抵抗力量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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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什叶派穆斯林武装。这些组织一直得到伊朗的支持，他们的基地或者在伊朗，或者在阿富汗国内，在伊朗均设有办事处。其中较大的组织有八个：“伊斯兰胜利党”“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卫士”“伊斯兰团结委员会”“伊斯兰革命党”“伊斯兰呼声”“伊斯兰力量”和“真主党”。这八个组织主要活动于阿富汗的中部和西部，思想上较为激进，主张进行伊斯兰革命，军事力量不如逊尼派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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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国内部落武装和左翼武装。这类组织估计有100—200个，数量最多也最为分散，大多是以村落、部落或亲属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独立的地方武装。他们主要通过缴获和自制的方法获得武器，并有很多原阿富汗军队中退出的军官和士兵在指挥、参与战斗，较大的组织有阿富汗中部山区的哈扎拉人抵抗力量、北部由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人组成的萨马组织以及东部库纳尔地区一部分由努里斯坦人组成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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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是主要由前国王查希尔为代表的上层人士组成的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组织，这些人多流亡在欧美各国，在国内几乎没有自己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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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狂热崇拜斯大林，斯大林的肖像一直摆在阿明的办公桌上。他喜欢不断重复说：“斯大林同志教会了我们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开始会痛苦，但事后一切都会非常好！”按照这套逻辑，阿明完全忘记了上台之初自己承诺的政策，转而不断向阿富汗人民施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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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后的三个月里，阿明处决了600多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军人以及被怀疑有“反阿明情绪”的人。此时的阿富汗已经到了全面失控的边缘，各种穆斯林武装合计已拥有4万兵力，控制了阿富汗全国80％的领土。当时的阿富汗全国有4万座清真寺和30万毛拉，伊斯兰信仰鼓舞着阿富汗的穆斯林武装与政府军战斗，这样的战斗甚至快要蔓延到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几个伊斯兰加盟共和国。阿富汗政府军动用飞机、坦克、火箭炮等武器全面“清剿”穆斯林武装的活动地区；军队所到之处，乡村、灌溉系统、庄稼均遭毁灭性破坏。惨烈的内战引发了难民潮，1978年底逃离家园的阿富汗难民约11万人，1979年底达到80万人左右。逃往邻国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越来越多，许多阿富汗难民在巴基斯坦境内加入游击队，又返回阿富汗与政府军作战。阿明政权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难以驾驭，而是临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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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面临抉择：要么丢掉阿富汗，要么军事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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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1979年3月15日赫拉特爆发兵变时，塔拉基政府就已经请求苏联出兵帮助镇压。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79年3月17至19日讨论了阿富汗政府的出兵请求，结论是——向阿富汗提供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暂不出兵。勃列日涅夫答应向阿富汗再提供10万吨小麦的粮食援助，除已在阿富汗的3000多名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之外，再增派1000名军事顾问和高级党务工作者。塔拉基政府先后20次请求苏联出兵，均未得到回应；阿明上台后自然不承认那些请求，苏联人却马上不请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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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核心会议，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出动规模不大的兵力，即7.5万至8万名军人，解决阿富汗问题。10日再次开会，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奉召到会；他反对出兵，理由是这些数量的军人解决不了问题。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粗暴地打断了他：“还轮不到您教训政治局！您只需执行命令。”最终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停止犹豫的决定性因素，是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能打到苏联纵深的中程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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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这样做出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决策者包括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书记处二把手苏斯洛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科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随后政治局委员全体拥护，只有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没有签字，接着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认同了这一决议。这种表决方式在苏共中央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它反映了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心态。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克夫1996年在其回忆录《阿富汗战争的秘密》中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这是我国历史上做出的困难最大、最富有戏剧性的决定之一。问题提得如此突然，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容不得进行长时间的考虑。出兵阿富汗的建议不是安德罗波夫提出来的，而且谁都谈不上是决定的起草人。可以说，从苏联、阿富汗本身和苏阿关系的战略利益考虑，做出这一重大决定是不可避免的。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考虑的都是一个问题，即苏联对阿富汗形势的发展不能漠不关心。因此，他们谁也不劝说对方放弃对阿富汗‘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想法，分歧只在于如何实施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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