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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拉法尔加之战。/ / /（作者：William Clarkson Sta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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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纳尔逊之死。/ / /（作者：Daniel Macl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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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特拉法尔加角返航的英国战舰。/ / /（作者：Thomas Butters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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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胜利”号被拖回直布罗陀。/ / /（作者：Clarkson Sta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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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战役 [:170013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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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战役 导言：朱利安·科贝特与特拉法尔加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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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ag which braved the battle and the br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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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longer owns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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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科贝特的海军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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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11月12日，朱利安·斯特福德·科贝特（Julian Stafford Corbett）出生于伦敦城肯宁顿街的沃尔科特宅邸。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商，在政治理念上奉行自由主义。科贝特自幼生活在富裕的上流社会中，深受家庭氛围的影响。他就读于剑桥大学的马尔伯罗学院与三一学院，于1875年取得法学一级荣誉学位，两年后取得律师执业资格。但是，他毕业后却从未从事法律工作，反而像小说中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花花公子，开始了漫长的浪荡生涯。他曾在斯莱德艺术学院学习绘画，1877年起便前往印度、北美、北非、意大利等地长期游历。在美国期间，科贝特与著名文学家马克·吐温结交，向他学习写作小说的技艺。回国之后，科贝特在家中致力于小说创作和传记写作，尽管入不敷出，却仍保持着花花公子的秉性。他时不时地放下手边的文稿，在垂钓季前往苏格兰或挪威度假，或是到英国南部的萨塞克斯打猎旅行。他还曾担任特约记者，前往非洲报道英军占领苏丹的消息。我们或许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游手好闲的贵公子竟会在中年之后一头扎进海军史的专门研究，成为英国最为杰出的海军史学者，甚至对一战前的英国海军战略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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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科特宅邸。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商，在政治理念上奉行自由主义。科贝特自幼生活在富裕的上流社会中，深受家庭氛围的影响。他就读于剑桥大学的马尔伯罗学院与三一学院，于1875年取得法学一级荣誉学位，两年后取得律师执业资格。但是，他毕业后却从未从事法律工作，反而像小说中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花花公子，开始了漫长的浪荡生涯。他曾在斯莱德艺术学院学习绘画，1877年起便前往印度、北美、北非、意大利等地长期游历。在美国期间，科贝特与著名文学家马克·吐温结交，向他学习写作小说的技艺。回国之后，科贝特在家中致力于小说创作和传记写作，尽管入不敷出，却仍保持着花花公子的秉性。他时不时地放下手边的文稿，在垂钓季前往苏格兰或挪威度假，或是到英国南部的萨塞克斯打猎旅行。他还曾担任特约记者，前往非洲报道英军占领苏丹的消息。我们或许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游手好闲的贵公子竟会在中年之后一头扎进海军史的专门研究，成为英国最为杰出的海军史学者，甚至对一战前的英国海军战略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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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代中期，支持科贝特文学事业的母亲病逝，而他的创作仍未赢得预想的声誉。他已完成了两部与海洋有关的小说，并撰写了德雷克与蒙克的传记，却被讥讽为写小人书的外行。受此刺激，科贝特毅然用数年时间对德雷克时期的英国海军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却由此因缘发掘出自己最强大的潜力。1898年，他出版了《德雷克与都铎海军》一书，以翔实的文献运用、对国家政策与海军战略的精彩阐释而声名鹊起。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英国海军史权威约翰·劳顿（John Laughton）发现了他的天赋，邀请他加入新近组建的海军档案协会（Navy Records Society），对无敌舰队之役的相关史料进行整理。1899年，在新婚妻子的劝说下，45岁的科贝特终于决定割舍他热爱的文学，全心投入严肃的历史撰述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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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科贝特具备一流的思维与文学训练，并且通晓多国语言，但以现代人对历史研究的普遍认知，我们或许很难相信这样一位中年转行的花花公子能够在十年之间成为当世最卓越的海军史学者。但若放眼于19世纪以降“海军史”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我们或许便能理解他的经历。作为专门学科的海军史事实上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可称之为“以海军为题材的历史”（history of navy），其二可称之为“服务于海军的历史”（history for navy）。19世纪前期的海军史以前者为主，处于广义的历史研究的边缘境地。在1840年代之前，各国海军仍以16世纪登场的风帆木制炮舰作为主要武器，其作战模式与17～18世纪并无本质区别。此时主掌海军的军官正是从拿破仑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对这套作战模式有着丰富的经验，并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益的需要和动力。英国律师威廉·詹姆斯撰写的《大不列颠海军史，1793～1827》（1822～1824年）与法国小说家欧仁·苏（Eugène Sue）撰写的《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海军史》（1835年）堪称彼时最优秀的著作，但两书的作者都不是专业历史学者；而从其立意与体例上看，这更多是由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的普通叙事史，且因缺乏对海军专门性的把握而存在不少问题。然而，19世纪中叶发生的蒸汽舰与铁甲舰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从1860年代起，海军军事技术的变革日新月异，基于风帆时代技术条件的经验知识已无法指导新时代的海军作战。与此同时，进入工业时代的各国对海洋的竞逐也愈发激烈，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却使各主要强国毫无获取实战经验的时机。如此一来，时代的需求便为海军史研究赋予了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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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英国海军教官约翰·劳顿与菲利普·H.科隆布将军（Admiral Philip H.Colomb）在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开设了一门海军史课程。尽管课程的内容仅限于通过对风帆时代的战术研究得出适用于蒸汽舰的教益，教学对象也仅仅是较低级的尉官学员，它却标志着现代的海军史学科伴随着现代海军的发展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立足现实的海军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其研究范围也在西方海军历史的丰富积淀中极大拓展。历史叙事的非凡魅力更使海军史研究的作用范围远远超出了军界，广泛地影响着学界、政界与市民社会。1890年，劳顿的追随者之一、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T.马汉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这部名著将风帆时代海军史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了宏观的海军战略与国家盛衰，使海军史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迈向顶峰。海军史陡然成为军事学、国际政治学、社会学与国际法学等诸多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在“海权至上”信条的指引下，美国、德国、日本等新兴国家以愈发激进的姿态投入对世界海权的角逐，马汉也因此成为名留青史的显赫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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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劳顿的主持之下，英国的海军史研究却呈现出与此不同的面貌。相较于用二手文献构建宏大理论的马汉，劳顿在一生中始终恪守实证主义的史学精神，多次批评马汉的疏阔史论。1893年，劳顿在花甲之年主持成立海军档案协会，统合海军内外的人才，专门负责整理出版新近开放的英国海军历史文献——在他看来，这才是科学的海军史研究与现代海军教育的必要起点。半路出家的科贝特虽然同样具有研究宏大主题的野心，但在劳顿的指导下，他先后在海军档案协会整理出版了《英西战争期间海军相关文件，1585～1587》（1898年）、《海军作战指令，1530～1816》（1905年）、《舰队信号与指令，1776～1794》（1908年）等大部头档案集。海军档案协会对科贝特的学术成长极有助益。他不仅得到了扎实的文献训练，更在协会中接触到当时最杰出的海军史学者与当世一流的研究作品。他的知识背景、文献训练与学术环境使他找到了一种独创的研究模式：在《德雷克与都铎海军》一书中，他首次将扎实的历史考据与宏大主题相结合，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在具体、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探讨当代人关注的战术、战略与政策问题。用唐纳德·舒曼（Donald Schurman）的话说：“他开创了一条前人未及的、用细致手法研究英国海洋战略的精巧路径。”[1]科贝特的著述远不如马汉那般简单明了、具有煽动力，但他细致却又视野开阔的研究更加贴近在具体情境中展开的政治军事实践，这使他很快得到军界与政界的认可，并成为海军改革派领袖约翰·费舍尔将军（Admiral John Fisher）的重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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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德雷克的继承者》（1900年）一书后，科贝特于1902年成为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的讲师。在世纪更迭之际，海军学院的战史课程已在海军改革派的影响下成为颇具威望、以战略问题为重心的高级讲席；而在1905年费舍尔出任第一海务大臣后，海军学院迅速担负起按照改革派的主张培养新型军官与参谋人员的重要使命。同年，科贝特出任英国海军部首席非军职战略顾问。1906年，科贝特还加入了由丘吉尔担任主席的帝国国防委员会，该部门负责整合外交、军事等各方面人员，为战争与国防提出参谋建议。这是科贝特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时期。他在学术研究之外承担了如此重要的工作，却同时编撰了两部风帆时代的海军战术档案，撰写了《英国在地中海》（1904年）、《七年战争中的英国》（1907年）与《特拉法尔加战役》（1910年）这三部杰出的历史专著，随后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著名的《海军战略的若干原则》（1911年）——这本纯粹的海军理论著作至今仍是英美海军军官的必读教义。当费舍尔于1910年去职之时，他曾对科贝特做出这样的评价：“没有多少人能当得起‘他开创了他的时代’这句话。你已经向人们展示他们要追求的方向和那样做的方法。战争的伟大技艺正在大步向前迈进，再也不会折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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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爆发后，科贝特深入参与了英国大舰队对德战略的制定，为大舰队司令杰里科将军贡献了重要的建议。而在科贝特的战略思想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之时，他仍在海军史研究的本职工作上努力耕耘。1913～1914年，他主编了18世纪末的海军大臣斯宾塞勋爵（Lord Spencer）的书信集，又于1914～1915年撰写了《日俄战争中的海上行动，1904～1905》。1915年，他被帝国国防委员会与海军部选定为英国海军一战官方战史的作者，这充分说明了他的研究在实践领域得到的认可。科贝特试图将巨量的档案文献组织撰写成一部能体现出海军战略理念的全景式作品，这个困难重重的庞大工程消耗了他此后的大部分精力。就在他撰写这部巨著第三卷的过程中，1922年9月21日，一次心脏病突发夺走了这位仍处学术盛年期的学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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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贝特的葬礼映衬着海军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凋零。一战后的厌战思潮使市民与政客对旧日的海上争霸失去了热情，而当现代海军军事学科与现代军官培养制度建成之后，立足于服务海军的海军史研究也完成了它的主要使命。随着航空时代与核子时代的相继到来，从高峰跌下的传统海军史日渐萎缩，仅仅在大学历史系与海军参谋学院占据狭窄一隅。1988年，格林尼治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甚至取消了“1805年前的海军史”展馆。但几乎在同一时间，历史研究向海军相关主题的拓展开始为尘封的海军史赋予新的含义。与马汉和科贝特的时代相比，始自1980年代、以尼古拉斯·罗杰（Nicholas Rodger）、扬·格雷特（Jan Glete）、罗杰·奈特（Roger Knight）等学者为代表的“新海军史”不再以战术、战略与军事决策作为研究中心，他们更加侧重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视角，试图将17～19世纪的海军与海洋纳入全球化、现代国家构建、社会变迁等主题中去。而与此同时，C.S.弗雷斯特（C.S.Forester）与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an）等杰出的历史小说家也在现代社会中培养了为数众多的海军史爱好者，传统的海军史以这种方式间接地恢复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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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讳言的是，“新海军史”的研究成果已经修正了大量的传统认知，但同样值得说明的是，不同的学术思潮与研究视角只是基于不同问题、探求历史不同面相的不同工具。潮流的变换并不意味着知识价值的优劣高低，若非当日海军史对战术、战略的极端重视，或许没有人会用如此多的精力，调用如此多的文献，对一场风帆时代的复杂战役做出如此周密细致的解析。科贝特开创的时代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他建立在翔实文献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仍是我们从军事、政治层面了解旧日海战史实的重要指引。出版于1910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是科贝特最后一部以风帆时代海军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他的史笔与海军思想在撰写此书时已经成熟，他所描绘出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令人既熟悉又陌生，即便从今日看来仍极具颠覆性。在接受新近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英国海军史上最负盛名的巅峰篇章领略科氏海军史研究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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