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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770 1801年2月，小皮特因统合爱尔兰导致的宗教争端宣布辞职。继任首相亨利·阿丁顿随后开始与法国接触，并于1802年3月签署了《亚眠和约》。英国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地位与巴达维亚共和国的独立，承诺撤出马耳他，并归还从法国、巴达维亚与西班牙手中夺得的大部分殖民地；法国则承诺从那不勒斯与教皇国撤军。在短暂的和平时期，法国力图恢复其海外贸易，以求增强财政能力。拿破仑决定在西印度群岛重新恢复奴隶制种植园，并派舰队前去镇压黑奴起义。然而，英法间的脆弱和平却日渐动摇。在英国返还大部分领土后，拿破仑仍在欧陆的政治与经济事务上排斥英国，并拒绝按英国的要求从巴达维亚撤出法军。法国在欧洲与西印度群岛的行动更让英国怀疑拿破仑的和平信念，又使英国坚决拒绝撤出马耳他。双方的外交冲突迅速激化，最终让战争在1803年5月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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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772 拿破仑清楚地知道战争无可避免，但英国的宣战时间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法国商船正在公海上航行，海军仓库并未储备足够的木料，被派往西印度群岛的舰队只得仓皇返航，被困在西班牙的港口里——而昔日的盟友西班牙则一意保持中立。拿破仑迅速重启了1797年被放弃的侵英计划，从洛里昂到荷兰的所有港湾都热火朝天地建造起平底运兵炮艇，他计划在法国北部与尼德兰海岸集结一支由15万人、1万匹战马与400门火炮组成的侵英大军。法国海军的战术素质尽管仍旧糟糕，但国内交通与财政基础的改善使之能随时保持待命状态，因而具备了更大的战略威胁性。1803年秋，拿破仑准备让布雷斯特与罗什福尔的主力舰队搭载数万名士兵，在冬季或来年春天与平底船队一齐发动侵英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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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774 拿破仑曾放出豪言：“只要我能主宰海峡六个小时，我就能主宰世界。”然而，英军的迅速动员与灵活反应很快打破了他的幻想。面对法军舰队的威胁，战略意识极为敏锐的海峡舰队司令威廉·康沃利斯对布雷斯特、罗什福尔与费罗尔展开了堪称完美的近距离封锁，甚至将封锁维持到危险的冬季；基斯勋爵则率北海舰队封锁了法国北部与荷兰的海岸，密切监视着布洛涅大营。拿破仑的第一个计划已经失败，他转而将希望寄托于地中海内的土伦舰队——土伦港外风向复杂，纳尔逊的地中海舰队不可能维持近距离封锁，使法军可以寻隙出击。他计划由布雷斯特舰队牵制康沃利斯的主力舰队，同时让能干的海军中将拉图什-特雷维尔（Latouche-Treville）在1804年夏秋时节率土伦舰队出航，在绕过纳尔逊所部与费罗尔之后和罗什福尔舰队会合，再绕过布雷斯特港外的康沃利斯，用16艘战列舰与11艘巡航舰掩护布洛涅大军渡海入侵。但拉图什-特雷维尔在此前的西印度群岛远征中身染热病，最终于1804年8月去世，这个计划又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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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776 1804年年末，拿破仑正全神贯注于登基称帝。侵英计划已被暂时搁置，他只想用海军发动一场对英国殖民地的袭击；但西班牙在1804年12月加入对英战争，这又让他看到了用联合舰队击败皇家海军的可能前景。而在海峡对面，重登相位的小皮特正在入侵威胁下酝酿着英国的进攻计划，他正试图向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宿敌发动反击。双方的努力最终造就了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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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778 决战神话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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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780 自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第一份消息抵达伦敦之时起，这场海战与这场战役的意义就双双坠入了历史评价的迷局。对这场海战与这场战役的历史形塑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基于种种目的的外部因素，它们在19世纪到20世纪曾成功地维系着一个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的历史图景，同时也在军界、学界与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误解与争议。基于这种图景的结论至今仍拥有相当广泛的受众，我们可以简要地用“决战神话”将其命名——这种观点认为，特拉法尔加海战是纳尔逊深思熟虑的战术全胜，同时也是打破拿破仑侵英计划、确定英国海权决定性优势的战略胜利。极力鼓吹海权优先与舰队决战的马汉学派正是这种观点的典型。马汉在《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年》（1892年）一书中引用查尔斯·艾伦·菲弗（Charles Alan Fyffe）在《欧洲近代史》（1880年）里面的评论，极力颂扬这场决战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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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782 特拉法尔加不仅是最伟大的海战胜利，它也是整场法国革命战争——包括海洋战场与陆地战场——中最伟大也是最重要的胜利。拿破仑的任何一场或任何一系列胜利都无法对欧洲造成与之相当的影响。……特拉法尔加结束了法国再次从海上对英国造成严重威胁的时代。自英国组建海军以来，法国一直抱有的击败英国海军的希望彻底破灭。此后，拿破仑只能将他的希望转移到用迫使所有欧陆国家排斥对英贸易的办法来耗尽英国的资源。特拉法尔加迫使他将枷锁强加给整个欧洲，迫使他放弃了征服大不列颠。……纳尔逊最后的捷报使得英国拥有了这样一种位置：除了那些终将导致欧陆解放的方法，没有什么还能给它造成伤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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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786 基于对口耳相传的旧日辉煌的沉迷，基于对陈陈相因的教条化的“海军传统”的自豪，19世纪后期的英国海军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种对舰队决战与海上目标优先的迷信。1902年，英国海军部在殖民地防卫会议上威严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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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788 制海权取决于海上决战的结果，取决于诸如萨拉米斯、亚克兴、勒班陀、无敌舰队之役与17世纪英荷战争中的那些双方集中所有可用兵力以求决定性结果的海战。任何海上强国的目标都必须始终是摧毁敌舰队。尽管大海战在它发生的地方不会留下痕迹，但不论它发生在哪，它的影响都会遍及整个世界。……我们之前的话中始终没出现过“防御”这个字眼。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英国海军的首要目标并不是防御任何东西，而是攻击敌人的舰队，并通过击败它们来保护英国的领土、物资和贸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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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792 然而，这种简单粗暴而又得意扬扬的想法恰恰是科贝特希望打破的幻觉。自《德雷克与都铎海军》开始，科贝特就力求去除传统海军史中的浪漫色彩，希望用历史科学的精神探求真正的海军传统与历史教训。而在费舍尔的改革步入正轨后，他的主要职责正是向未来一代的军官传授现代的、科学的海军军事理念。基于坚实的文献基础，科贝特决定用冷静而理智的史学手法将在以往海军观念中如神圣图腾般存在的特拉法尔加拉下神坛，以此来清除那些附着在盲信、讹传与谎言上的错误观念。在《特拉法尔加战役》这部专著中，科贝特首次在英文世界内完整地构建了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历史图景，首次对流传甚广的“决战神话”提出了全面而有力的反驳。尽管他用意激进的著作最终也未能阻止“决战神话”的继续流传，但书中的主要观点却在后来的学术发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实践中得到了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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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794 科贝特首先认为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并不是单纯的海上战役，而是一场海陆联合战役。在1804～1805年的具体政治局势中，英国的战争决策者们绝不是在构思什么海权决战，小皮特试图在欧洲大陆组建的陆军同盟才是贯穿整场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战略关键。1804年年末，英国开始与俄国展开同盟谈判，并在同盟缔结之前约定在南意大利组织一支陆上联军。由于英俄同盟是日后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必要前提，直接关乎英俄同盟缔结的这支小规模的远征军便由此成为反法同盟政策的基石，具备了特殊的政治含义。英国人对本土防御极为自信，他们在1805年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打破拿破仑的侵英计划，而是在欧洲大陆上向拿破仑发起全面攻击。着眼于此，我们才能认识到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真实目的。这场战役中的英国海军不仅是要保卫英伦本土的安全，不仅是要保卫庞大的大英帝国，更是要保卫英国向海外投送陆军和资源的交通线，这是组建欧陆同盟的必要前提。换言之，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海军与海权只是实现国家政策的手段，而非目的；而评价这场战役成败的标准只能是决策者们设定的政策目标，而不能是后来者基于后见之明而建立的简单抽象的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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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796 在此基础上，科贝特做出了更为激进的推理。科贝特认为，英国海军在这场战役中的战略使命在法西联合舰队被迫退回加迪斯之后就已完全实现：拿破仑的侵英计划已经破产；英国派往那不勒斯与好望角的两支重要远征军已经安全；欧洲大陆上的反法同盟也已成型。法国海军本来就并不具备挑战英国的实力，因此，随后发生的、被视作英国海权与舰队决战之顶峰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战略意义。科贝特还指出，让拿破仑逼迫维尔纳夫驶出加迪斯、继而导致这场海上决战的直接动因恰恰是英俄联军在南意大利的陆上威胁；这也就是说，这场最经典的舰队决战恰恰是基于陆军而非海权的逻辑。法西联合舰队的毁灭只是阻止了其对西西里的海上入侵，并使这些兵力无法在将来损害英国的贸易；但拿破仑赢得的乌尔姆战役与奥斯特利茨战役却决定性地挫败了第三次反法同盟，粉碎了小皮特的战略目标，使法兰西帝国对欧洲大陆的统治格局得以长期存续。换言之，英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取得的成功远远无法抵消它在反法同盟上遭遇的战略性失败。海军行动只是这场战役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首相小皮特、海军大臣巴勒姆、海峡舰队司令康沃利斯，然后才是我们的传奇英雄纳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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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798 另外，科贝特对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采用的海军战术也得出了颇具颠覆性的结论。长期以来，纳尔逊都被视为一位鲁莽好战的战略家与天才般的战术家，但在科贝特的笔下，这一形象却遭到了逆转。科贝特认为，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几乎所有战略决策都秉持着谨慎而理智的理念，他绝不像时人所想象的那样鲁莽好战。相反，他却在此生最后也是最精彩的大海战中做出了严重误判，背离了战前设定的合理的作战计划，转而展开了一场并不必要的致命冒险。在科贝特之前，许多海军史研究者已意识到纳尔逊在战前制订的作战计划与他实际采用的战术大相径庭，他在海战中采用的纵队舰首对敌的阵型也完全与合理的海军战术背道而驰；可他们却被纳尔逊传奇的光芒与精心构造的掩饰所诱惑，反而试图弥合而非澄清这三者之间的差别。然而，基于对现代海军史学科与费舍尔改革的理解，科贝特却认为现代海军必须摒弃非理性的纳尔逊传奇，讴歌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战术错误无异于传播鲁莽不智的作战观念。科贝特在书中坦诚地表示，纳尔逊未按照预先计划重整阵型就匆忙发起进攻，这使得他事先设计的精妙战术无法施展，进而以反面教材般的糟糕姿态投入了战斗，“他所承担的这种风险几乎超过了理智指挥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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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800 然而，特拉法尔加海战并不仅仅是一段逝去的历史。长期以来，它已成为英国海军与海上霸权的象征，在社会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正因如此，向这些象征符号猛烈开火的《特拉法尔加战役》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位牛津大学的近代史教师在书评中认为，科贝特拔高了陆军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地位，贬低了海军粉碎侵英计划的意义；[5]而更大的反对声浪则指向他对纳尔逊的战术的批评——他们担心这将会动摇海军信奉的“纳尔逊精神”，甚至有损公众的爱国热情。由于争议激烈、事关重大，议会指派海军部在1912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用以全面核验和考察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所用战术的全部相关证据”。委员会用15个月的时间查验了英、法、西三方文献，随后向议会递交了报告。尽管没有明确承认，他们的报告却在事实上确证了科贝特的结论。但即便如此，特拉法尔加神话仍是英国不愿割舍的精神图腾，科贝特的神话解构仍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冷处理。普通的公众读物仍然充斥着已被他驳倒的旧说，甚至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著述也倾向于维系这种有利于海军形象的错误图景。在世界大战后的海军史低潮中，曾担任英国战列舰舰长的阿尔弗雷德·H.泰勒（Alfred H.Taylor）少将所撰写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因其翔实的文献基础与战场描述而成为20世纪后期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而这篇论文仍在小心地弥合作战计划、实际战术与合理战术原则之间的裂缝，使已经被推翻的神话得以延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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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802 在随后的冷战期间，目睹苏联陆权威胁的英国历史学家逐步接受了科贝特提出的海权有限观念。G.S.格雷厄姆（G.S.Graham）的《海军霸权的政治：英国海上优势研究》（1965年）与保罗·肯尼迪（Paul M.Kennedy）《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1976年）都对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战略意义做出了极为保守的评价，他们认可海上优势的必要性，但在与陆权国家的战争中，海战胜利并不是赢得战争的充分条件。专注于海军战术史的布莱恩·滕斯托尔（Brian Tunstall）在其《风帆时代的海战：1650～1815年的战术演进》（1990年）中对科贝特的战术研究多有商榷，但他充分肯定了科贝特在书中对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分析，只是利用新出史料修订了一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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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804 1990年代以降，冷战的终结、英国海军的衰落与“新海军史”的兴起彻底改变了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研究格局。在纯学术领域内对特拉法尔加的重新评价终于成为可能，于是，在20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两百周年前后，这个旧日海军史的巅峰篇章再次成为新一代海军史学者的关注热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的治学取径与科贝特时代大相径庭，但他们却在不同方向上追认了科贝特在近一个世纪前做出的史实判断，并在其基础之上继续向前推进。当代著名的英国海军史学家尼古拉斯·罗杰在2005年的《海事研究杂志》（Journal for Maritime Research）发表了《海战胜利的本质》（The Nature of Victory at Sea）一文。他首先驳斥了认为特拉法尔加海战挫败了拿破仑侵英计划、确定了英国海上霸权的陈说，承认特拉法尔加并未在欧洲造成直接的战略影响。但他也认为科贝特、格雷厄姆与肯尼迪忽视了海战在经济、外交方面的独特性质，过度限缩了海军在最终胜利中的间接贡献。[7]与此同时，埃克塞特大学海军史教授迈克尔·达菲（Michael Duffy）也在2005年的《水手之镜》（The Mariner’s Mirror）中发表文章《“一切都已被掩盖”：被隐藏的特拉法尔加》（‘…All was Hushed Up’：The Hidden Trafalgar），这篇精彩的论文雄辩地揭示出英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重大失误以及传统叙事的根源。达菲指出，由于纳尔逊鲁莽的接敌阵型与英舰的迟缓行动，仅有半数的英舰在战斗打响的一个小时内投入了战斗，本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全部投入战斗的科林伍德分队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全部参战；而在整场战斗中，仅有13艘战舰执行了纳尔逊的近战命令。但为了保全老友纳尔逊的身后荣誉，为了防止这场大胜演变为军事法庭上的相互攻讦，继任司令科林伍德与那些未尽职责的军官一起向政府和公众隐瞒了这一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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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806 时至今日，对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探讨仍远未终结。尽管作为海权象征与教义来源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已经远逝，尽管曾笼罩这场旧日海战的神话已被打破，但历史本身的魅力并不会因后人赋予的意义而有所增减，为它着迷的人们仍会为这卷泛黄的宏伟史诗描摹出新的细节、新的图景、新的侧面。2010年11月，在当年第4期《水手之镜》中，本业为软件工程师的海军史研究者托尼·比尔斯（Tony Beales）通过对部分战舰的航迹整理，在《“远大前程”：英国战舰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接敌》（‘Great Expectations’：The Approach of British Ships at 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一文中对英军的失误提出了新解。比尔斯认为，纳尔逊在战斗前夜的机动导致英国舰队在战斗当日极为分散，当日的海风既微弱又多变，这迫使英国舰队要在结阵上花费超出预期的大量时间，部分航行条件和初始位置不佳的战舰因此无法及时驶入阵位。[9]这无疑为纳尔逊的临阵决策补充了一个关键侧面，而从另一方面着眼，这也说明人们仍能用海军史的传统视角与传统的思辨能力在这场经典海战中寻得新的发现。对这段历史而言，科贝特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出色研究无疑为后人提供了相当高的起点。我们可以反对他那19世纪的“历史科学”观，可以拒斥那种服务现实的研究目的，可以不接受他的海军战略学说，却难以否定他对恢复具体历史情境的追求与摒弃浪漫传奇的冷静思辨。正是这两种简单而基本的思维素质使得《特拉法尔加战役》成为相关海军史研究中无法忽略的杰作。即便在今日，这种简单而基本的历史思维仍然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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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808 陈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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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810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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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812 致爱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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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814 在她的生日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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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816 191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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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32818 [1] Donald M.Schurman，“Julian Corbett’s Influence on the Royal Navy’s Perception of Its Maritime Function，” Mahan Is Not Enough：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the Works of Sir Julian Corbett and 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Newport，RI：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93），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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