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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简单粗暴而又得意扬扬的想法恰恰是科贝特希望打破的幻觉。自《德雷克与都铎海军》开始，科贝特就力求去除传统海军史中的浪漫色彩，希望用历史科学的精神探求真正的海军传统与历史教训。而在费舍尔的改革步入正轨后，他的主要职责正是向未来一代的军官传授现代的、科学的海军军事理念。基于坚实的文献基础，科贝特决定用冷静而理智的史学手法将在以往海军观念中如神圣图腾般存在的特拉法尔加拉下神坛，以此来清除那些附着在盲信、讹传与谎言上的错误观念。在《特拉法尔加战役》这部专著中，科贝特首次在英文世界内完整地构建了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历史图景，首次对流传甚广的“决战神话”提出了全面而有力的反驳。尽管他用意激进的著作最终也未能阻止“决战神话”的继续流传，但书中的主要观点却在后来的学术发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实践中得到了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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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贝特首先认为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并不是单纯的海上战役，而是一场海陆联合战役。在1804～1805年的具体政治局势中，英国的战争决策者们绝不是在构思什么海权决战，小皮特试图在欧洲大陆组建的陆军同盟才是贯穿整场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战略关键。1804年年末，英国开始与俄国展开同盟谈判，并在同盟缔结之前约定在南意大利组织一支陆上联军。由于英俄同盟是日后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必要前提，直接关乎英俄同盟缔结的这支小规模的远征军便由此成为反法同盟政策的基石，具备了特殊的政治含义。英国人对本土防御极为自信，他们在1805年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打破拿破仑的侵英计划，而是在欧洲大陆上向拿破仑发起全面攻击。着眼于此，我们才能认识到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真实目的。这场战役中的英国海军不仅是要保卫英伦本土的安全，不仅是要保卫庞大的大英帝国，更是要保卫英国向海外投送陆军和资源的交通线，这是组建欧陆同盟的必要前提。换言之，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海军与海权只是实现国家政策的手段，而非目的；而评价这场战役成败的标准只能是决策者们设定的政策目标，而不能是后来者基于后见之明而建立的简单抽象的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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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科贝特做出了更为激进的推理。科贝特认为，英国海军在这场战役中的战略使命在法西联合舰队被迫退回加迪斯之后就已完全实现：拿破仑的侵英计划已经破产；英国派往那不勒斯与好望角的两支重要远征军已经安全；欧洲大陆上的反法同盟也已成型。法国海军本来就并不具备挑战英国的实力，因此，随后发生的、被视作英国海权与舰队决战之顶峰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战略意义。科贝特还指出，让拿破仑逼迫维尔纳夫驶出加迪斯、继而导致这场海上决战的直接动因恰恰是英俄联军在南意大利的陆上威胁；这也就是说，这场最经典的舰队决战恰恰是基于陆军而非海权的逻辑。法西联合舰队的毁灭只是阻止了其对西西里的海上入侵，并使这些兵力无法在将来损害英国的贸易；但拿破仑赢得的乌尔姆战役与奥斯特利茨战役却决定性地挫败了第三次反法同盟，粉碎了小皮特的战略目标，使法兰西帝国对欧洲大陆的统治格局得以长期存续。换言之，英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取得的成功远远无法抵消它在反法同盟上遭遇的战略性失败。海军行动只是这场战役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首相小皮特、海军大臣巴勒姆、海峡舰队司令康沃利斯，然后才是我们的传奇英雄纳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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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科贝特对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采用的海军战术也得出了颇具颠覆性的结论。长期以来，纳尔逊都被视为一位鲁莽好战的战略家与天才般的战术家，但在科贝特的笔下，这一形象却遭到了逆转。科贝特认为，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几乎所有战略决策都秉持着谨慎而理智的理念，他绝不像时人所想象的那样鲁莽好战。相反，他却在此生最后也是最精彩的大海战中做出了严重误判，背离了战前设定的合理的作战计划，转而展开了一场并不必要的致命冒险。在科贝特之前，许多海军史研究者已意识到纳尔逊在战前制订的作战计划与他实际采用的战术大相径庭，他在海战中采用的纵队舰首对敌的阵型也完全与合理的海军战术背道而驰；可他们却被纳尔逊传奇的光芒与精心构造的掩饰所诱惑，反而试图弥合而非澄清这三者之间的差别。然而，基于对现代海军史学科与费舍尔改革的理解，科贝特却认为现代海军必须摒弃非理性的纳尔逊传奇，讴歌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战术错误无异于传播鲁莽不智的作战观念。科贝特在书中坦诚地表示，纳尔逊未按照预先计划重整阵型就匆忙发起进攻，这使得他事先设计的精妙战术无法施展，进而以反面教材般的糟糕姿态投入了战斗，“他所承担的这种风险几乎超过了理智指挥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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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特拉法尔加海战并不仅仅是一段逝去的历史。长期以来，它已成为英国海军与海上霸权的象征，在社会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正因如此，向这些象征符号猛烈开火的《特拉法尔加战役》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位牛津大学的近代史教师在书评中认为，科贝特拔高了陆军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地位，贬低了海军粉碎侵英计划的意义；[5]而更大的反对声浪则指向他对纳尔逊的战术的批评——他们担心这将会动摇海军信奉的“纳尔逊精神”，甚至有损公众的爱国热情。由于争议激烈、事关重大，议会指派海军部在1912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用以全面核验和考察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所用战术的全部相关证据”。委员会用15个月的时间查验了英、法、西三方文献，随后向议会递交了报告。尽管没有明确承认，他们的报告却在事实上确证了科贝特的结论。但即便如此，特拉法尔加神话仍是英国不愿割舍的精神图腾，科贝特的神话解构仍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冷处理。普通的公众读物仍然充斥着已被他驳倒的旧说，甚至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著述也倾向于维系这种有利于海军形象的错误图景。在世界大战后的海军史低潮中，曾担任英国战列舰舰长的阿尔弗雷德·H.泰勒（Alfred H.Taylor）少将所撰写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因其翔实的文献基础与战场描述而成为20世纪后期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而这篇论文仍在小心地弥合作战计划、实际战术与合理战术原则之间的裂缝，使已经被推翻的神话得以延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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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冷战期间，目睹苏联陆权威胁的英国历史学家逐步接受了科贝特提出的海权有限观念。G.S.格雷厄姆（G.S.Graham）的《海军霸权的政治：英国海上优势研究》（1965年）与保罗·肯尼迪（Paul M.Kennedy）《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1976年）都对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战略意义做出了极为保守的评价，他们认可海上优势的必要性，但在与陆权国家的战争中，海战胜利并不是赢得战争的充分条件。专注于海军战术史的布莱恩·滕斯托尔（Brian Tunstall）在其《风帆时代的海战：1650～1815年的战术演进》（1990年）中对科贝特的战术研究多有商榷，但他充分肯定了科贝特在书中对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分析，只是利用新出史料修订了一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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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降，冷战的终结、英国海军的衰落与“新海军史”的兴起彻底改变了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研究格局。在纯学术领域内对特拉法尔加的重新评价终于成为可能，于是，在20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两百周年前后，这个旧日海军史的巅峰篇章再次成为新一代海军史学者的关注热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的治学取径与科贝特时代大相径庭，但他们却在不同方向上追认了科贝特在近一个世纪前做出的史实判断，并在其基础之上继续向前推进。当代著名的英国海军史学家尼古拉斯·罗杰在2005年的《海事研究杂志》（Journal for Maritime Research）发表了《海战胜利的本质》（The Nature of Victory at Sea）一文。他首先驳斥了认为特拉法尔加海战挫败了拿破仑侵英计划、确定了英国海上霸权的陈说，承认特拉法尔加并未在欧洲造成直接的战略影响。但他也认为科贝特、格雷厄姆与肯尼迪忽视了海战在经济、外交方面的独特性质，过度限缩了海军在最终胜利中的间接贡献。[7]与此同时，埃克塞特大学海军史教授迈克尔·达菲（Michael Duffy）也在2005年的《水手之镜》（The Mariner’s Mirror）中发表文章《“一切都已被掩盖”：被隐藏的特拉法尔加》（‘…All was Hushed Up’：The Hidden Trafalgar），这篇精彩的论文雄辩地揭示出英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重大失误以及传统叙事的根源。达菲指出，由于纳尔逊鲁莽的接敌阵型与英舰的迟缓行动，仅有半数的英舰在战斗打响的一个小时内投入了战斗，本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全部投入战斗的科林伍德分队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全部参战；而在整场战斗中，仅有13艘战舰执行了纳尔逊的近战命令。但为了保全老友纳尔逊的身后荣誉，为了防止这场大胜演变为军事法庭上的相互攻讦，继任司令科林伍德与那些未尽职责的军官一起向政府和公众隐瞒了这一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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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对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探讨仍远未终结。尽管作为海权象征与教义来源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已经远逝，尽管曾笼罩这场旧日海战的神话已被打破，但历史本身的魅力并不会因后人赋予的意义而有所增减，为它着迷的人们仍会为这卷泛黄的宏伟史诗描摹出新的细节、新的图景、新的侧面。2010年11月，在当年第4期《水手之镜》中，本业为软件工程师的海军史研究者托尼·比尔斯（Tony Beales）通过对部分战舰的航迹整理，在《“远大前程”：英国战舰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接敌》（‘Great Expectations’：The Approach of British Ships at 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一文中对英军的失误提出了新解。比尔斯认为，纳尔逊在战斗前夜的机动导致英国舰队在战斗当日极为分散，当日的海风既微弱又多变，这迫使英国舰队要在结阵上花费超出预期的大量时间，部分航行条件和初始位置不佳的战舰因此无法及时驶入阵位。[9]这无疑为纳尔逊的临阵决策补充了一个关键侧面，而从另一方面着眼，这也说明人们仍能用海军史的传统视角与传统的思辨能力在这场经典海战中寻得新的发现。对这段历史而言，科贝特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出色研究无疑为后人提供了相当高的起点。我们可以反对他那19世纪的“历史科学”观，可以拒斥那种服务现实的研究目的，可以不接受他的海军战略学说，却难以否定他对恢复具体历史情境的追求与摒弃浪漫传奇的冷静思辨。正是这两种简单而基本的思维素质使得《特拉法尔加战役》成为相关海军史研究中无法忽略的杰作。即便在今日，这种简单而基本的历史思维仍然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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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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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爱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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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生日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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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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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nald M.Schurman，“Julian Corbett’s Influence on the Royal Navy’s Perception of Its Maritime Function，” Mahan Is Not Enough：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the Works of Sir Julian Corbett and 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Newport，RI：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93），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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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am J.Cleaver，“The Pen behind the Fleet：The Influence of 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 on British Naval Development，1898-1918，” Comparative Strategy，Vol.14，No.1，1995，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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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93-1812，Vol.2（Little，Brown，and Company，1905），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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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ppendix IV：Memorandum on Sea-Power and the Principles Involved，” The Collective Naval Defence of the Empire，1900-1940，Vol.136（Navy Records Society，1997），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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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T.Atkinson，“Reviewed Work：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by Julian S.Corbett，” The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Vol.8，No.29，1910，pp.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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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lfred Hugh Taylor，“The Battle of Trafalgar，” The Mariner’s Mirror，Vol.36，Issue 4，1950，pp.28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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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A.M.Rodger，“The Nature of Victory at Sea，” Journal for Maritime Research，Vol.7，No.1，2005，pp.1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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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ichael Duffy，“‘…All was Hushed Up’：The Hidden Trafalgar，” The Mariner’s Mirror，Vol.91，Issue 2，2005，pp.21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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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ony Beales，“‘Great Expectations’：The Approach of British Ships at the Battle of Trafalgar，” The Mariner’s Mirror，Vol.96，Issue 4，2010，pp.45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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