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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的舰艇日记、航海日志、将领与舰长的书信以及其他海军部文档间爬梳，将之改写为叙述或评论型的文体，这自然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是，人们给予我的现成帮助已经让这条艰苦的道路平整了许多。我要特别向皇家海军的赫德尔斯顿上校（Captain Hudleston）表示感谢，他将他关于本土海域海军防御体系的研究惠赐于我。我要感谢海军部图书馆员佩兰先生（Mr.Perrin），他为我提供了多方面协助，特别是在整理特拉法尔加海战信号时间表的工作上。我还要感谢皇家海军的齐特上尉（Lieutenant Keate），他曾在根据航海日志绘制航迹图的准备工作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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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首次绘制并发表的这些航迹图是所有战略批评的必要基础，但必须声明的是，它们绝非精确无误。除非另有说明，所有航迹都是通过直接联结相邻两日中午时的位置而得出，又因为经度观测的不准确性，这些位置只能算是大致准确。在一些有小型巡洋舰参与的场合中，它们被忽视的航迹往往能决定性地匡正主力舰队的行动，如奥德（Orde）在加迪斯港外的撤退，或是纳尔逊去西印度群岛追击敌人的最终决定。然而，在费罗尔港外发现维尔纳夫（Villeneuve）最新行动的“鸢尾花”号（Iris）尽管身处如此重要的情境中，舰上却没有一个人曾测得当时的经度。它的航海日志只记着它从乌桑特岛（现称韦桑岛）南下后首先抵达了佩尼亚斯角（Cape Peñas），那里位于奥特格尔角（Cape Ortegal）以西1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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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更大的工作则是绘制法军的精确航迹图。我们最初是基于德斯奇霍上校的绘图，不幸的是，这些绘图的质量实在无法与书中的其他部分相比，只能按照档案记录小心地加以修正。一些档案中还有些明显的错误，尤其是关于维尔纳夫在费罗尔和加迪斯港外撤退的部分。在这样的例子中，我们转而采用英军巡洋舰实际观察、报告的航迹。在这种最难确证的情况下，只有两艘或以上的独自行动的巡洋舰给出了相互一致的观察，我们才认可它们报告的位置和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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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这些巡洋舰的行动和指令——事实上是整个侦察和情报系统——能被视为这本书中最为有趣的章节。由于詹姆斯[3]创下的不幸先例，巡洋舰行动的记述常常与主要舰队行动相割裂。尽管前者本是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我们现在却很难了解巡航舰作战之外的其他情况。对于海军军官而言，事实上是对于所有严肃的海战研究者而言，这样写出的历史定会带有让人抵触的不真实色彩。他们需要的是每场行动中各种舰船的综合行动报告，需要清楚地了解行动展开时所依据的情报与指令。简言之，如果海军史的目的是将自身打造成实实在在的行动指导，那么研究者就必须能在这些战役报告中找到与现代行动报告的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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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这一点着眼，即便从本书暂时采用的不完善的著述方式看来，所有人都会感到我们目前拥有的大部分海军史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不夸张地说，所有内容都需要按照参谋报告的方式重写。除非在海军部成立一个历史研究机构，这样庞大而技术性的工作才可能圆满完成，而需要这样一个机构的呼声已经出现。我们的海军档案中埋藏着成熟的海军传统，埋藏着大量不为人知的学识，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但它却遭人遗忘，仍在休眠。这股无法估量的历史力量正在被白白浪费，它们本应该，也只能属于枪炮之后的我们。但是，要重新唤醒这一传统，要使它重新活过来，要让它如同对巴勒姆、康沃利斯与纳尔逊那样再次赋予我们勇气与主动性，再次向我们施展那些奇迹，这绝非个人的努力所能企及。它需要一间不亚于最为专门化的海军技术实体部门的实验室，以让海军内外的专家并肩协作，相互补足缺陷、完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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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建议道，大学中的海军史教席或许能满足这些需要。然而，这些教席虽然可能在陆军史方面取得成功，或许也有助于塑造一种理智的全民观念，却注定无法满足海军的实际需求。旧日的海军传统诞生于咸涩的海水中，它也只能在咸涩的海水中得到滋养；有关海洋的知识必须呼吸大海的气息，否则就只能得出一些学院化的论断。如果将这种复兴任务与海军部相分离，就会使那些难以把握的精神、那些我们独有的财富同它的宝贵源泉相割裂。只有我们才能承担起运用这些知识的任务；最完美的组织，最学术化的研究，最复杂的科技，这一切都无法为它提供立足点。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海上战争的结晶，而我们才是几个世纪之后的继承者。它们诞生时的那种氛围才是问题的灵魂所在，而只有与舰队保持密切接触，它的智慧才能得到人们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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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这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现实。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或许能再次拉开奥德修斯之弓[4]，再次认识到这股力量的价值所在。历史研究机构也将如同高能炸药实验室或测试水槽，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国家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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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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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要说明的是，科贝特在本书中广泛使用的“巡洋舰”（cruiser）一词是指所有可以在外海执行巡航、侦察、护航、破交、通信等任务的非主力舰。作为军舰类别的“巡洋舰”概念源自基于不同任务职能所做的舰种划分，但这种分类直至1870年代才成为海军语言的主流，而在此前的风帆时代，船型与载炮数量才是军舰归类的主要依据。若按照当时的舰种划分，科贝特的“巡洋舰”概念包含了巡航舰（frigate）、轻帆船（sloop）、纵帆船（schooner）、双桅船（brig）等多种军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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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890年代，新成立的法国总参谋部（General Staff）开始对拿破仑战争与普法战争展开全面研究，其总体目的并非对历史做出公正评判，而是希望从历史中得出对未来战争有益的指导意见。他们的研究因1914年大战爆发而终止。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是拿破仑战争研究中的关键环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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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威廉·詹姆斯（William M.James，1780～1827年），英国海军史早期研究者。他曾在拿破仑战争与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1801～1813年）任职于牙买加的海军中将官署，后投身于海军史撰述。其主要作品是六卷本《大不列颠海军史，1793～1827年》（Nav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1793-1827）中的前五卷。此书广泛使用一手史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海军史作品。在该书中，詹姆斯将当时的海战分为主要舰队行动与小型战斗而分别加以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割裂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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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奥德修斯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最具智谋的希腊英雄。他曾设下木马计，使希腊联军赢得特洛伊战争。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凯旋途中历经险阻，迟滞了十年之久，家中的妻子佩涅洛佩因此遭到许多追求者的纠缠。迫于各种求婚和威胁，她最终将丈夫的弓挂在墙上，宣布谁能拉开此弓，她便以身相许。试者云集却无人能如愿，直至伪装成乞丐回到家中的奥德修斯一把拉开了自己的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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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战役 第一章 小皮特的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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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5月，小皮特怀揣着坚定的战争决心重掌大权。[1]他已决定，要用他父亲的那种艰苦方法来进行一场同样大规模的漫长战争。在他写作于此时的文稿中，一段引人注目的雄辩式的设问正敦促着他重新回到那个曾被威廉三世（William the Third）、马尔波罗（Marlborough）和他的父亲所取得的关键位置[2]：他要成为全欧洲反抗其最为强大的压迫者的领袖，要挑动各大强权达成联合，同时，还要粉碎那种认为英国在伟大的老皮特时代之后就再没出现一位战争名臣的讪谤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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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国力已在战争中成长，觉察到这一点的人们正期望小皮特能够表现出这种昂扬的精神。他们期望皮特不仅教会他们如何避免一场入侵，更要教会他们如何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如何以之击败其头号劲敌——就像英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皮特驾驭着这种精神，手握缰绳，开始驱动他的庞大计划，为这场战争描画出一个全新的、更具意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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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亚眠和约》被打破以来，英国采取的政策一直是防御性的。拿破仑肆无忌惮地践踏着他订立的种种外交约定，毫不掩饰其用暴力威胁将英国孤立于欧陆之外的目的，最终驱使追求和平的阿丁顿[3]政府于1803年5月18日对法国宣战。[4]可宣战是一回事，进行战争则是另一回事。这被证明是超出了该届政府的能力所及。他们完全受制于法军的入侵威胁，让拿破仑夺取了主动权。由于陆军的弱小，英国在欧陆发动攻势的希望完全破灭，而自信的拿破仑则能够得意地向那些试图抵抗他的国家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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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当时的资源，英国所进行的攻势行动只能是纯粹的海上战争，其对象则是法国的海外贸易及其弱小的殖民地。战争爆发之时，即便不将上一次战争中被派往夺取法国岛屿而尚未返回的守备部队计算在内，英军在西印度群岛也还有相当可观的兵力。他们随即夺取了圣卢西亚（St.Lucia）——这个在过去的历史经验中被视为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关键海军据点的岛屿，它的归属问题甚至一度危及结束七年战争的和平协定。由于上一次战争的苦涩教训，英军在这次战争刚刚开始时就不顾约定夺取了多巴哥（Tobago），以及德梅拉拉（Demerara）、埃塞奎博（Essequibo）、伯比斯（Berbice）、苏里南（Surinam）这四处荷兰据点。这些据点都需要驻扎卫戍部队，其结果是占用了英国本不宽裕的陆军兵力的相当比例，进一步降低了其在本土周围展开积极行动的可能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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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丁顿及其同僚因此遭到了无情的责难，但若能诚实理性地看待当时的政治局势，我们就不会接受这些仅仅基于一贯的反对立场而提出的批评。首先，英国并不具备独自用陆军在欧洲展开行动的任何可能性，但他们只能独自面对战争。其次，对荷兰殖民地的突袭事实上有着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目的。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正如现在双方都承认的那样，是由于拿破仑打破《吕内维尔和约》的无耻行径——在和约的墨迹尚未干透时，拿破仑就迫使荷兰与法国结盟。类似的行为还发生在北意大利与瑞士，他的背信弃义引起了愈发激烈的抗议。对荷兰的实质吞并不可避免地召唤着战争的重启，因为这一行径触碰到了英国传统政策的底线，英国从来不能忍受在本土海域（the Narrow Seas）周边遭遇威胁。作为回应，英国拒绝按照《亚眠和约》的约定从马耳他撤军，新的战争因此而起。在此背景下，对荷兰殖民地的突袭在逻辑上也就完全合理。这是一场立即就能发起的突袭，而且它能教会世人，如果法国不让英国在欧洲格局中占据一席，法兰西帝国也就别想在大海对岸享有任何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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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西印度诸岛并未收获任何有利的政治影响，但就战争实效而言，却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英军夺取的岛屿是私掠船的聚集地，而私掠船则是对英国海外贸易的最大威胁。历史经验表明，解决私掠船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舰船的行动，因此，阿丁顿的策略不仅是对法国海外贸易与国家财政的打击，同时也是对英国最为有效的防御。请记住，是英国的财政能力最终让英国击败了拿破仑，财政能力是英国团结盟友的唯一能力，而在此时，英国唯一可能的攻势行动就是打击法国的海外贸易。这种攻击方式无疑让拿破仑倍感头疼，他在和平时期的首要任务正是重建国家财政与海军。因此，责备西印度行动违背了兵力集中原则、对战争无实质意义的判断与批评或许是太过狭隘了。一个海洋帝国必须对大陆国家战略家提出的那些简单公式保持谨慎。海上战争与陆地战争在其本质条件上存在着太多的差异，将其中一方的规则套用在另一方的复杂性之上远远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阿丁顿的批评者至少应该指出，把部队投入在其他哪个地方能够取得比巩固英国海军优势和减轻其负担更大的收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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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所有人都意识到，更加激烈的事态即将来临。皮特正是乘着这股要求立即改弦更张的激进浪潮重掌大权。英国本土兵力得到迅速强化。在战争开始时，英国本土的正规军仅略多于5万人，而在1804年夏天，这一数字增长到8.7万人，此外还有8万名民兵以及34.3万名志愿兵——总兵力已超过50万人。皮特的第一个措施是进一步增强正规军兵力，但即便如此，对抗像拿破仑这样的强权不可能仅着眼于单边行动。他开始考虑像他父亲那样联合起欧洲大陆上的陆军强国，通过一个联盟来聚集巨大的战争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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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图组建联盟的谈判与初步行动中，我们得以发现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关键意义。若将这场战役视作那种旧式的、已经被皮特放弃的、仅仅是为抵抗入侵的防御政策的结果，我们就无法理解其真实含义。这种错误认识已衍生出大量批评，而真正的教益却被掩埋在一大堆错误的战略推论里。如果我们想重现旧日海军经验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就必须将之从这些错误中挖掘出来。作为第一步，我们首先应当对皮特的反法同盟政策有所知悉。当拿破仑因英军拒绝撤离马耳他而千方百计地恫吓阿丁顿政府之时，他公开宣称要让英国从欧洲大陆孤立出去。英国在拿破仑眼中孤立无援；他那近乎疯狂的自负使他相信，他能阻止欧洲固有政治机制的生效，能够践踏赋予英国国际政治地位的基本法则，即便它们从未从欧洲格局的历史中隐去。然而，这些被他蔑视的法则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再次生效了，甚至在皮特重掌大权之前就已在俄国那里取得了进展。拿破仑在荷兰、意大利与瑞士的行为让俄国相信，他想建立欧洲帝国的野心一刻也不会停息，因此，俄国一心希望组建一个防御同盟来对抗他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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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已经到了最急迫之时，只有英国能够给予他们有效的帮助。据信，拿破仑正计划从阿尔巴尼亚与希腊两路攻略奥斯曼帝国，俄国因而必须在科孚岛（Corfu）与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保持一支小舰队与一支驻军。英国同样深切关注拿破仑的企图，土耳其是攻向印度的重要一步，因此，即便违反《亚眠和约》，英国也必须固守位于东西地中海交界之处的马耳他。当然，英俄两国还有其他共同利益。这一利益的交集，就是被拿破仑公开威胁、将成为其近东攻略之起点的南意大利。俄国已将那不勒斯王国纳入其特殊保护之下；而自克伦威尔时代以来，防止两西西里王国（包括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落入法国之手就是英国的传统政策——正如防止其他强权染指低地（the Low Countries）[7]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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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伦敦很快收到了俄国人的提议。沙皇的大使沃龙佐夫（Woronzow）[8]告诉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皮特，俄国将从黑海调出一支大军，按照时局需要派往爱奥尼亚群岛或是意大利，而沙皇希望英王陛下能在马耳他保有一支部队，准备届时与俄军联合作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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