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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之后的部分为敌军各种可能的行动制定了不同的反制方案。若敌军舰队倾巢而出,康沃利斯又与它们脱离了接触,他就应该驶向利泽德半岛(Lizard)[30]附近,在那儿肯定能得到法军是否进入海峡的消息。如果法军尚未进入,他就应在此固守,或者前往爱尔兰海岸他认为更加可取的其他要地。若只有部分敌舰搭载着陆军部队出航,它们的目的便可能是爱尔兰,他应该派出一支实力相当的分舰队如前所述般进行截击。若部分敌舰向南方出航且未搭载陆军,其目的有可能是与地中海舰队会合。若敌舰不超过五六艘而又搭载着陆军,目的就可能是西印度群岛,他仍应如前所述,派出兵力相当的分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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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指令也设想了全部敌军或敌军主力出击可能是为罗什福尔与费罗尔解围的情形。其应对措施,是让那儿的两位舰队司令“在西班牙北部海岸或其他地方将两支舰队集结起来”,康沃利斯则应率西方舰队与之会合。他还应安排巡航舰为他随时提供预警信息,并以其主力舰队为巡航舰提供增援,使之具备持续跟踪敌舰队的实力。如果两者中的任何一支封锁舰队因强敌出现而被迫解除封锁,它就应立即加入另一支舰队,一同等待增援的到来。接下来的部分对如何封锁布雷斯特做出了若干指示。这些指示极其琐碎,但其中仍包含了一个保留条款,在保证战役计划照章进行的同时也赋予一线将领某些决策自主权。“我们意识到,这些指令在许多无法预见的具体情况中也许是难以执行的。在这些情况下,你必须用自己的酌定权与决断力来指导你的行为,及时通过我们的秘书向我们报告你的进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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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睿智而全面的指令自然不可能全部出自梅尔维尔勋爵一人的手笔。几乎可以确定,它们是在康沃利斯尚在休假时与之共同订立的,其中不仅包括康沃利斯的观点,也可能包括未来的巴勒姆勋爵查尔斯·米德尔顿[32]的意见,后者即将成为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正担任海军大臣梅尔维尔的私人机要顾问。或许正因如此,这封指令能够成为这一继承自18世纪大海战时代、同时又保持着活力的海军战略传统的最精要的表述,值得我们致以最高的敬意。除却以上提及的战略性论述,我们还能通过这些指令看到一个典型情境,借之了解英国海军部一般是如何指挥本土海域内的舰队行动的。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们眼中的入侵威胁显然并不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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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侵英计划的不可行,至今尚不清楚。有时候,他说自己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一企图;而在另一些场合下,他又说这一计划仅仅是因运气不佳以及海军将领的无能才招致失败。我们能够肯定的是,没有哪位高明的陆军大师曾如此致命地误判了发动入侵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也没有哪位能干的管理者曾在组织工作中失败得如此彻底。拿破仑对其大军团渡海侵英的安排正是这样的反面典型。计划中的任何部分,甚至是大军团本身,都不曾准备完毕。[33]侵英计划已如此明显地破产,但为了维护尚未破损的拿破仑神话,其一塌糊涂的准备工作只能有一种合理解释:这位伟大的将领从未认真地将这一计划加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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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或许就是这样吧。1804年秋天来临之时,拿破仑已经意识到皮特与沙皇在他身边构织的阴谋,但他任其发展,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加冕称帝的工作中去。当年冬天,整个侵英计划已经被他放弃。大部分运兵船被拆除,港口得不到维护修理,花费数百万挖掘出的水道很快就被海沙填埋。拿破仑拥有法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有类似行动的经验,但在18个月的准备工作之后,他甚至没能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了在失望的国民与士气低落的大军团面前挽救他的名誉,他开始把战争焦点转向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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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皇的压力下,奥地利对法国的态度日益变得强硬。它开始扩充军队,在亚得里亚海的末端与蒂罗尔(Tyrol)布设弹药补给站,准备直接对拿破仑夺取的北意大利发动攻击。英国与俄国间的联盟谈判似乎即将完成,奥地利看起来也已经打定主意要加入它们的阵营。在拿破仑看来,局势的危险程度已发展到难以被忽视。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一支由英国资助的大陆盟军。侵英行动对英国的威慑虽然一直有效,目前却难以继续下去;无论用什么手段,英国决不能在此时继续制造问题。正在他如此思考的时候,合适的机会也正好出现在他的手里。西班牙一直是法国实现其野心的工具。自从因受到恫吓而对法国舰船开放港口以后,西班牙的中立早已形同虚设;只要拿破仑再对它施加一点压力,就足以让它丢弃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中立,加入法国的阵营。拿破仑果然开始向西班牙施压。面对这一局势,皮特则祭出了那柄历史悠久,但他的父亲却不能使用的利器。不宣而战地向富饶的西班牙运宝船队发起突袭,自弗朗西斯·德雷克于1585年首次发起那次失败的攻击之后,这就是英国在类似情况下的惯常之举。英国一次次地展开此类行动,尽管很少能得手,却也乐此不疲。9月底,地中海的纳尔逊与费罗尔港外的亚历山大·科克伦(Alexander Cochrane)接到了这一命令,要求他们夺取自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归航的西班牙运宝舰队。此外,一支雄心勃勃的新舰队也被组建起来,负责封锁加迪斯与安达鲁西亚(Andalusian)海岸,由约翰·奥德爵士(Sir John Orde)所统领。当年11月,莫尔准将[34]麾下的特遣巡航舰队已经捕获了4艘西班牙运宝船。西班牙随即于12月12日向英国正式宣战,而拿破仑的新计划也开始成形。[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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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参战意味着拿破仑在纸面上又得到了32艘战列舰。西班牙、荷兰与法国的联盟使他在纸面上拥有了略超出英国舰队的总实力。但皮特的先手行动让西班牙在尚未做好准备时加入了战争,拿破仑最多能指望它在1805年春提供大约25艘适于行动的战列舰;而在此之前,他只能单独行动。他希望展开某些行动,尽力将英国舰队的注意力引离他的海岸。他希望调动兵力进行一次殖民地攻击,进而在英国国内唤起一阵停战呼吁。此时的拿破仑还并不打算让舰队杀回海峡,他仅仅希望用一次殖民地袭击从英国内部颠覆皮特政府,让英国海军在他面对大陆同盟的威胁时从其背后撤离。这一设想就是著名的西印度行军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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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刚刚放弃的前一个方案里,出击的土伦舰队要躲开纳尔逊,再用一个大范围机动绕开费罗尔港外的科克伦,之后为罗什福尔舰队解围,与之会合后再用一个大范围机动绕开布雷斯特港外的康沃利斯,最后驶入海峡。而在新的殖民地攻击计划里,土伦与罗什福尔舰队应搭载着陆军部队分头出击,航向西印度群岛这一共同的目的地。他们应夺回被英军占领的荷兰岛屿,加强当地法军的防御,尽可能地攻取英国殖民地,随后在次年春季一道返航,击败科克伦,解救费罗尔舰队,然后共同进入某处法国港口。与此同时,布雷斯特的冈托姆[36]舰队则应搭载第三支陆军部队,抓住时机尽早出击,让陆军入侵爱尔兰,此后再驶向北方,最终到泰瑟尔岛掩护马尔蒙[37]的陆军部队渡海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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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拿破仑提出这些计划的真实目的始终难以确定。他很清楚,自己的身边——甚至是在他的国务委员会里——布满了叛徒与奸细。因此,他常常编造一些从未认真考虑执行的计划来扰乱敌人的情报。可以确定的是,这个计划对冈托姆行动的描述主要是为了蒙骗英国间谍,其目的是让他们相信,令他们最为敏感的入侵威胁依然存在。对土伦的维尔纳夫[38]与罗什福尔的密歇希[39]的行动计划则的确属实,且得到了后来事态的证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理解拿破仑的想法。他对爱尔兰与苏格兰仅仅是试图保持威胁,遥远的西印度群岛才是其真正的攻击目标。他由此便能避开英国战略布局的重心。整个计划显然是为了取代未遂的入侵;在他努力将奥地利逐出尚未结成的反法同盟之时,他试图以这一计划让英国内阁难堪,确保他们不会在欧洲方向再投入舰队和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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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春天,拿破仑的三支舰队将会集结在一处不为我们所知的港口里,这就是这个计划的最终结局。或许这是因为他面前的局势尚不确定,但他知道,这一切必须取决于能否制服奥地利。他可能只是想将所有兵力攥在手中,静候变迁的时局。或许,他已开始意识到他的先辈们一再从痛苦经验中取得的那个教训:除了用海战夺取制海权,再也没有其他办法能击败英国。西班牙将在明年春天完成战备,它的海军至少还让拿破仑怀揣着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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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下一步动作证实了他对英国的恫吓意图。1804年年底,他紧急命令维尔纳夫与密歇希迅速出海。而在不久前,他正向英王乔治三世发去一封和平提议,同时又向维也纳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函,要求他们对奥地利的军事行动做出解释。在等待回复之时,拿破仑向他的新一届国务委员会正式解释了他的总体构想。在全盘考虑各路情报之后,他在此刻相信,他已得体地脱离了执行侵英计划的两难困境。然而,没有哪个意欲统治法国的人会忘记罗马共和国的那句战吼:“迦太基必须毁灭!”(Delenda est Carthago!)[40]看似即将要爆发的对奥战争给了他一个理想的理由,只需对准备入侵的巨额开支做出解释,他便能无损英明地从侵英计划中脱身。“两年来,”拿破仑说道,“法兰西已经为我们的需要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和奉献……但是,为了组建这样一支全副武装、拥有20000匹炮兵挽马的大军,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借口,让我们集结部队的行动不被其他大陆强国所警觉。这个借口就是入侵英国的计划……两年来,我一直没有将这些告诉你们,但这的确是我唯一的目的。你们现在已知道了,这就是那许许多多问题的解释。但我们现在还不能开始战争,我正在同英国国王开始一场谈判,试图缔结和平协定。”[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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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刚刚完成这次精彩演说之时,英方的回复抵达了。英方仍然不承认他的皇帝头衔,而这个称呼却凝聚着他全部的虚荣心。英方回信的开头是“致法国政府的首领”,其末尾落款人也不是英国国王,而是一位内阁大臣。在正文中,英方寥寥几句就拒绝了拿破仑提出的让英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俄国——停止接触的和平条件。这封回信激发了拿破仑性格中最激愤丑恶的一面,更为糟糕的是,奥地利皇帝不久后又送来了一份请求和平的手记,将他发动战争的借口逐一规避。拿破仑在盛怒中发现,自己已被重新掷回那个让他绝望的侵英计划里。他的舰队已被派出,分散在大西洋中;他的陆军无所事事,士气低沉;他的海峡港口里满是沙砾;而他的渡海船队甚至已经被解散。他的声威与名誉仍然被捆绑在侵英计划上,甚至比往日捆得更紧,且因他先前的行为而陷入更严重的矛盾和错乱。这就是他那自负的好斗心理为他赢得的一切。现在,他只好假装本来就要继续这一计划,将这件已经耗资过半的荒废事业从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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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因这封强横无礼的回信受到了英国各界的指责,但他的父亲当年正是如此回复舒瓦瑟尔[42],而他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对付西班牙。在这里,精巧的诡计被近乎残酷的直率所击退。皮特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英国人很容易就会原谅他。他们从中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昂扬精神,看到了国力增长带来的自信,看到了唤醒欧洲的崇高使命,看到了那绝不动摇、斗争到底的坚定信念:如果拿破仑不被击败,欧洲大陆就无法恢复自由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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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组建联盟的谈判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彻底划清界限的时机已经成熟,英国再也不用孤军奋战了。1804年11月6日,俄国与奥地利缔结了防御同盟,约定两国将在法国继续攻略德意志、意大利与东欧之时联合加以阻击。普鲁士仍坚决要求取得对汉诺威的保护权,以此作为参与欧洲事务的报偿;但瑞典已同意向英国提供吕根岛(Rügen)与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作为英国与俄国联合行动的海军基地。英俄两国间的谈判则取得了更多成果,皮特与沃龙佐夫已经在伦敦商定了联盟的主要条款。在严词拒绝拿破仑的和平提议后,圣彼得堡的列文森-高尔收到了伦敦发来的正式盟约。[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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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谈判的进程不可能毫无波折。在俄国人眼里,克雷格的马耳他远征部队能否如约抵达仍然是对英国是否有意愿与能力达成盟约的考验。他们需要以此确定,英国人并不只是自私地从他们的国土正面引开拿破仑的关注重心。因此,英方所提出的让马耳他的英军夺取墨西拿,而俄军在南意大利展开行动的新提议随即遭到了俄方的怀疑。不过,英方对俄国将领在南意大利拥有最高指挥权的承诺很快又将这分怀疑消去。留到最后的问题是英国是否愿意从马耳他撤军,但不幸的是,英国绝不愿在这一点上让步——它甚至甘愿为此发动一场战争。远东地区在它的帝国版图中越来越重要,而拿破仑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野心已不可忽视。马耳他因此成为英国此时的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正如直布罗陀之于威廉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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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焦点问题几乎使所有的谈判成果化为乌有。英方起草的盟约里没有一个字提到马耳他,但在圣彼得堡的进一步谈判中,沙皇却坚持让列文森-高尔接受一条有关马耳他的独立条款,然后才会签署盟约。沙皇的目的是将整个同盟作为向拿破仑施压的筹码,以武装调解的方式逼迫拿破仑接受盟约所安排的欧洲秩序。很显然,如果英国一定要占领马耳他,调解就必然会失败。因此,沙皇要求英国,如果拿破仑接受和平条件而又坚持解决马耳他问题,英国就应当撤军。由于接到了国内对这一问题的严格指令,列文森-高尔坚决回绝了俄方的提议。沙皇不相信皮特也会像他的大使这样固执,于是,他让英方将盟约带回伦敦,还附上了自己的强硬声明:除非这一条款加入其中,否则俄国不会签署同盟协定。皮特大为惊骇,他已经准备好修改其他条款做出让步,但马耳他问题却无可商议。在他眼里,马耳他是整个计划的关键所在。英俄两国关系立即紧张起来,甚至濒临破裂。沃龙佐夫向皮特提出了种种恳求与抗议,皮特则回复道,法国一直是历史上最为强大的陆军强国之一,它的统治已从西班牙的加迪斯延伸至意大利的契维塔韦基亚(Civita Vecchia),它正用尽一切努力征服地中海。不仅如此,法国还意欲征服整个奥斯曼帝国,希望将英国逐出印度。地中海的自由、黎凡特与埃及的独立都需要英国占有马耳他。简而言之,南意大利、爱奥尼亚群岛以及奥斯曼帝国所有领土的安全都取决于英国能否坚实地掌控这个昔日的海上骑士团要塞。沃龙佐夫不为所动,他坚持道,英方的固执将会破坏刚刚约定的、为了拯救欧洲而成立的同盟。皮特打断了他的发言:“这不会拯救欧洲。一旦英国舰队不再拥有这处得到强大要塞保护的良港作为基地,地中海、黎凡特还有埃及都会瞬间落入法国的支配范围……因此,”他总结道,“如果其中包括了让我们放弃马耳他的条款,无论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痛苦,我们也只能放弃签署盟约的愿望。我们将继续独自作战,仍旧在大海上作战。”[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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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得以从皮特的亲口阐释中了解到他对这场战役寄予的期望,以及他希望达成的最终目的。这场战争是为了地中海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而进行的,而且也不仅仅是一场海上战争,同样也要在陆地上展开。皮特坚决地向沃龙佐夫声明,马耳他是不列颠帝国的必需。而接替哈罗比担任外交大臣的马尔格雷夫勋爵(Lord Mulgrave)更争辩道,让英国保留马耳他符合整个欧洲的利益。沙皇无非要重建马耳他骑士团,但马尔格雷夫指出,查理五世(Charles the Fifth)之所以在这个小岛上建立骑士团,就是为了让他们保护基督教国家,对抗其共同的敌人。[45]而现在,即便骑士团得以重建,他们也没有力量执行这一任务。只有大不列颠——这个在地中海沿岸没有领土野心的头号海军强国——才是骑士团的合法继承者;也只有作为英国的港口与军事基地,马耳他才能在对抗欧洲公敌的战争中发挥作用。马尔格雷夫总结道:“国王陛下在保留马耳他的问题上已全面考量了整个欧洲与英国的利益,将保留该地作为陛下尽其全部巨大的努力能够做出的国家利益牺牲的唯一例外。”考虑到英国要在相当长时间内担负起对半个欧洲的巨额财政资助,它所要求的这个报偿很难说是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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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这种紧张的情形就是拿破仑与皮特各自启动其战役计划时的外交处境。在英俄盟约终于签订的那一天,维尔纳夫正试图驶出地中海,克雷格与他的远征军也即将在一周之后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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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盟约并未立即生效,局势在此后的几个月内仍然晦暗难明。为了更好地研究这场战役,我们有必要探究推迟盟约生效的复杂原因。沙皇对英国提出的核心条件,其一是马耳他撤军问题,其二是改革英国的战时航海法典(Maritime War Code)[46],两者都被他个人视作盟约生效的必要条件。皮特对保留马耳他的执着极大地加深了他对英国真实目的的怀疑。面对英国大使的恳切抗议,他指出克雷格的马耳他远征部队未能及时出发。最后,克雷格部队如约出发的消息终于送达,同时送到的指令也让俄国人完全感到满意。尚未生效的联盟部分地组建了起来,但沙皇的心思却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他又提出要求,抵达意大利的克雷格在与那不勒斯最高司令官莱西将军(General Lacy)[47]商议之前不得展开任何行动。英方也接受了这一提议。为了促使盟约全面生效,皮特甚至决定在马耳他的独立条款上做出一点微小让步。他打算,如果实现欧洲和平将取决于马耳他的归属问题,他便会在若干条件得到满足之时从马耳他撤军。条件之一是让西班牙将梅诺卡岛(Minorca)割让给英国——这块英国原先的领土刚刚在《亚眠和约》中被西班牙夺去。但是,这个让步只出现在拿破仑立刻接受和平条款的前提下。如果战争爆发,英国则会将马耳他继续占据下去。沙皇并未立即接受英方的提议,他仍然希望英国能修改航海法典。一直到1805年7月,沙皇才最终批准盟约生效,结束了他那极其令人不快的迟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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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在研究这场战役时必须随时注意,在它开始之时,这场战争的核心要素尚未确定。皮特与海军部都无法肯定,这场战役到底是与其他陆军强国联合作战,还是由英国独立进行。因此,我们在评断将领与政治家的行动与布局时必须考虑到,他们是处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里。这本是联盟协定在一开头就要给出答案的问题,却直到很晚才得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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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约第一条规定,俄国有义务尽力组建一个大陆国家的联盟,并与它们协调一致,提供一支规模超过50万人的大军。第二条宣示了它们的目标:迫使法国从汉诺威与北德意志撤军;重新让荷兰和瑞士恢复独立;将皮埃蒙特还给撒丁王国;确保那不勒斯王国的主权完整;从包括厄尔巴岛(Elba)在内的整个意大利撤军。第三条规定了英国的义务,除提供海陆军之外,英国还应担负起盟军行动所需的运输工作,同时还要按照每10万投入战场的正规军每季度100万英镑的比率向盟国提供财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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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盟约的生效,自这场战役开始以来的战争政策因为一个伟大的新要素的登场而彻底改变。英国舰队不再仅仅被用于海上行动,它已将自己与一场规模庞大的陆地战争联系起来。如果只有奥地利加入同盟,英国舰队与陆军的主要活动地点就将是意大利海岸与东地中海,纳尔逊正期盼着在那儿展开行动。如果普鲁士也加入进来,英军就能以吕根岛和施特拉尔松德作为基地,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周边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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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约给战争中的英国所带来的第二个新要素,即战略学者所说的“攻势回归”(an offensive return)。皮特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那股精神,以及迪穆里埃将军[49]提出的著名国防方案,其在皮特政府上台之初即呈给了英国,在那一刻终于变为现实。“现在,是时候让波拿巴高悬在英格兰头上的利剑落下来了,”迪穆里埃如此说道,“没有什么比一味固守更加危险,它为敌人提供着用各种手段展开攻击的广阔空间……我问你们,这种纯粹防御到哪里才是尽头?……如果我们仍旧在恐惧下继续忍受目前的形势,又如何能成为欧洲各大强权的新核心?……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从防御至上转变为进攻性策略。如果从今年开始进攻政策还不能取代固守政策,你们就将看到,波拿巴得手的机会将会迅速增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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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这两个关键要素,我们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对特拉法尔加战役产生误解。如若将之视为一场防御性战役,认为它纯粹是为了保护不列颠岛屿的安全,我们就会错误地评判那些战役设计者,而他们本来对此有着最为确切和洞达的理解。对于他们而言,这场战役的真正意图并不是如何避免失败,而是如何让敌人遭受失败。英国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传统。马尔波罗与老皮特的精神正在振奋起来,它正全力准备出击,一刻也不愿等待。这场战争是为了整个欧洲,而不仅仅是它自己。若认为它一心只顾自己的安危,我们就完全忽视了这个宏大的主题,将那些主动承担风险的水手的勇敢自信误解为鲁莽粗心。缺乏清晰把握与正确理解的后人往往将这些精巧的谋划视为无知的失误,现在,是时候将这些错误清扫掉了。让我们纵览这场战役的全局,追踪他们行动间的微妙联系,虚心地坐在缔造这场战役的巨人们的脚边。我们或许能够了解到,这些被鲜活的海军传统所鼓舞、因丰富的战争经验而成熟起来的人,将如何正确地思考,如何无畏地承担风险,如何明智地遵从战争的中心意图,如何建立起他们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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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年),英国政治家。著名政治家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年)之子,下文的皮特,如无特殊说明,皆指小皮特。他于1783~1801年、1804~180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1804年其第二届内阁名单如下:第一财政大臣(首相)兼财政大臣小威廉·皮特、大法官埃尔登勋爵(Lord Eldon)、枢密院议长波特兰公爵(Duke of Portland)、掌玺大臣威斯特摩兰伯爵(Earl of Westmorland)、外交大臣哈罗比勋爵(Lord Harrowby)、内政大臣霍克斯伯里勋爵(Lord Hawkesbury)、陆军与殖民地大臣卡姆登伯爵(Earl Camden)、海军大臣梅尔维尔子爵(Viscount Melville)、军械总局局长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贸易委员会主席蒙特罗斯公爵(Duke of Montrose)、管理委员会主席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兰开斯特公爵领地总裁马尔格雷夫勋爵(Lord Mulgrave)。1805年1月,马尔格雷夫接替哈罗比出任外交大臣,白金汉郡伯爵(Earl of Buckinghamshire)接替马尔格雷夫出任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锡德茅斯勋爵,即前任首相亨利·阿丁顿,接替波特兰公爵出任枢密院议长。1805年4月,巴勒姆勋爵接替梅尔维尔出任海军大臣。1805年7月,哈罗比接替白金汉郡伯爵出任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卡姆登接替锡德茅斯出任枢密院议长,卡斯尔雷则兼任陆军与殖民地大臣和管理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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