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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在研究这场战役时必须随时注意，在它开始之时，这场战争的核心要素尚未确定。皮特与海军部都无法肯定，这场战役到底是与其他陆军强国联合作战，还是由英国独立进行。因此，我们在评断将领与政治家的行动与布局时必须考虑到，他们是处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里。这本是联盟协定在一开头就要给出答案的问题，却直到很晚才得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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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约第一条规定，俄国有义务尽力组建一个大陆国家的联盟，并与它们协调一致，提供一支规模超过50万人的大军。第二条宣示了它们的目标：迫使法国从汉诺威与北德意志撤军；重新让荷兰和瑞士恢复独立；将皮埃蒙特还给撒丁王国；确保那不勒斯王国的主权完整；从包括厄尔巴岛（Elba）在内的整个意大利撤军。第三条规定了英国的义务，除提供海陆军之外，英国还应担负起盟军行动所需的运输工作，同时还要按照每10万投入战场的正规军每季度100万英镑的比率向盟国提供财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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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盟约的生效，自这场战役开始以来的战争政策因为一个伟大的新要素的登场而彻底改变。英国舰队不再仅仅被用于海上行动，它已将自己与一场规模庞大的陆地战争联系起来。如果只有奥地利加入同盟，英国舰队与陆军的主要活动地点就将是意大利海岸与东地中海，纳尔逊正期盼着在那儿展开行动。如果普鲁士也加入进来，英军就能以吕根岛和施特拉尔松德作为基地，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周边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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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约给战争中的英国所带来的第二个新要素，即战略学者所说的“攻势回归”（an offensive return）。皮特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那股精神，以及迪穆里埃将军[49]提出的著名国防方案，其在皮特政府上台之初即呈给了英国，在那一刻终于变为现实。“现在，是时候让波拿巴高悬在英格兰头上的利剑落下来了，”迪穆里埃如此说道，“没有什么比一味固守更加危险，它为敌人提供着用各种手段展开攻击的广阔空间……我问你们，这种纯粹防御到哪里才是尽头？……如果我们仍旧在恐惧下继续忍受目前的形势，又如何能成为欧洲各大强权的新核心？……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从防御至上转变为进攻性策略。如果从今年开始进攻政策还不能取代固守政策，你们就将看到，波拿巴得手的机会将会迅速增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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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这两个关键要素，我们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对特拉法尔加战役产生误解。如若将之视为一场防御性战役，认为它纯粹是为了保护不列颠岛屿的安全，我们就会错误地评判那些战役设计者，而他们本来对此有着最为确切和洞达的理解。对于他们而言，这场战役的真正意图并不是如何避免失败，而是如何让敌人遭受失败。英国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传统。马尔波罗与老皮特的精神正在振奋起来，它正全力准备出击，一刻也不愿等待。这场战争是为了整个欧洲，而不仅仅是它自己。若认为它一心只顾自己的安危，我们就完全忽视了这个宏大的主题，将那些主动承担风险的水手的勇敢自信误解为鲁莽粗心。缺乏清晰把握与正确理解的后人往往将这些精巧的谋划视为无知的失误，现在，是时候将这些错误清扫掉了。让我们纵览这场战役的全局，追踪他们行动间的微妙联系，虚心地坐在缔造这场战役的巨人们的脚边。我们或许能够了解到，这些被鲜活的海军传统所鼓舞、因丰富的战争经验而成熟起来的人，将如何正确地思考，如何无畏地承担风险，如何明智地遵从战争的中心意图，如何建立起他们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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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年），英国政治家。著名政治家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年）之子，下文的皮特，如无特殊说明，皆指小皮特。他于1783～1801年、1804～180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1804年其第二届内阁名单如下：第一财政大臣（首相）兼财政大臣小威廉·皮特、大法官埃尔登勋爵（Lord Eldon）、枢密院议长波特兰公爵（Duke of Portland）、掌玺大臣威斯特摩兰伯爵（Earl of Westmorland）、外交大臣哈罗比勋爵（Lord Harrowby）、内政大臣霍克斯伯里勋爵（Lord Hawkesbury）、陆军与殖民地大臣卡姆登伯爵（Earl Camden）、海军大臣梅尔维尔子爵（Viscount Melville）、军械总局局长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贸易委员会主席蒙特罗斯公爵（Duke of Montrose）、管理委员会主席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兰开斯特公爵领地总裁马尔格雷夫勋爵（Lord Mulgrave）。1805年1月，马尔格雷夫接替哈罗比出任外交大臣，白金汉郡伯爵（Earl of Buckinghamshire）接替马尔格雷夫出任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锡德茅斯勋爵，即前任首相亨利·阿丁顿，接替波特兰公爵出任枢密院议长。1805年4月，巴勒姆勋爵接替梅尔维尔出任海军大臣。1805年7月，哈罗比接替白金汉郡伯爵出任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卡姆登接替锡德茅斯出任枢密院议长，卡斯尔雷则兼任陆军与殖民地大臣和管理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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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威廉三世（1650～1702年），奥兰治亲王。于1672年始出任尼德兰共和国元首。1688年“光荣革命”后成为英国国王，在大同盟时期（War of the Grand Alliance，1688～1697年）作为全欧洲对抗法国的战争的领袖。马尔波罗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1650～1722年），英国陆军将领，安妮女王时代的权臣。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1701～1714年）统领反法联军多次击败法军，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的陆军统帅，亦是欧洲对抗法国的军事领袖。威廉·皮特，英国政治家，是七年战争时期的内阁实际领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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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亨利·阿丁顿（Henry Addington，1757～1844年），英国政治家，1801～1804年担任英国首相，以在其任内签署《亚眠和约》而著名。1800年，小皮特为解决爱尔兰叛乱而提出爱尔兰合并法案与天主教解放法案，但英王乔治三世作为英国国教守护者强烈反对解放天主教。小皮特随后辞职，由阿丁顿接任首相。阿丁顿随即对法媾和，但和约条款并不令人满意。他无法阻止战争再次爆发，在战争开始后又缺乏领袖才能，最终在政敌的攻讦中黯然下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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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来法国对拿破仑战争责任的研究，参见P.Coquelle，Napoleon and England，translated by G.D.Knox，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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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ortescue，The county lieutenancies and the army，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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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亨德森上校（Colonel Henderson）在执掌参谋学院时曾归纳出这样一条规律：“英国陆军的首要任务是支援海军夺取制海权。”在这个例子里，这种支援是实在而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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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即尼德兰地区，约为今比利时与荷兰所在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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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谢苗·罗曼诺维奇·沃龙佐夫（Семён Романович Воронцоóв，1744～1832年），俄国外交官，1785年起任驻伦敦大使，属亲英派，1806年退休后在伦敦居住直至逝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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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Holland Rose，Select Despatches relating to the Third Coalition（Royal Historical Society，1904），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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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约翰·波拉斯·沃伦（John Borlase Warren，1753～1822年），英国海军将领、政治家与外交官，1802～1804年起出任驻俄大使，随后返回海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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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arren to Harrowby，July 24，1804：J.Holland Rose，Select Despatches relating to the Third Coalition（Royal Historical Society，3rd Series），vol.vii，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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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arren to Harrowby，July 24，1804：J.Holland Rose，Select Despatches relating to the Third Coalition（Royal Historical Society，3rd Series），vol.vii，p.32，Augus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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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格兰维尔·列文森-高尔，格兰维尔伯爵（Granville Leveson-Gower，Earl Granville，1773～1846年），英国政治家、外交官。曾于1804～1805年、1806～1807年出任驻俄大使，1824～1828年、1830～1835年、1835～1841年出任驻法大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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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达德利·瑞德，哈罗比伯爵（Dudley Ryder，Earl of Harrowby，1762～1847年），英国政治家。1804年任外交大臣，次年1月改任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随后前往欧陆，担任联系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三国的重要特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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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arrowby to Gower，October 10：Rose，Third Coalition，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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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Nelson to Marsden，October 10，1804：Nicolas，vi.227.另可见 Earl Camden to Nelson，August 29（Ibid.，p.228n），信中说，在冬天到来前向地中海地区发起一场远征就能避免法军侵英的威胁，同时他们已派出官员前往撒丁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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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Leveson-Gower to Harrowby，November 28：Rose，Third Coalition，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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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受威胁地区的海滩上建造马特洛炮塔（Martello Towers）也是当时采取的办法之一。这并非仅为消极防御，还是为了有效地解放卫戍部队。此外还有海斯军事运河（Hythe Military Canal），这本是为了阻拦渡海登陆的敌人，但在当时遭到了人们的奚落和嘲笑。1805年9月，前任内政大臣查尔斯·约克（Charles Yorke）在写给爱尔兰总督的信中说：“我们每天刨土挖掘的这条大沟叫作皇家军事运河，据说是为了拦住入侵内地的法国人……这样，他们就要多穿过一条更宽、更难走的沟渠。”Rt.Hon.Charles Yorke to Earl of Hardwicke：Add.MSS. 37506.从专业的军事角度看来，这些批评都过于肤浅。挖掘运河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迟滞登陆敌军的侵入，同时缩短运送防御兵力的时间，正如马特洛炮塔是为了迟滞敌军的登陆行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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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詹姆斯·克雷格爵士（Sir James Craig，1748～1812年），英国陆军将领。1804年年底出任那不勒斯远征军司令。1807起出任加拿大总督，直至逝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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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乔治·埃尔芬斯通，基思子爵（George Elphinstone，Viscount Keith，1746～1823年），英国海军将领。1803年战争爆发后，他出任英国北海舰队总司令直至1807年。随后又出任英国西方舰队总司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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