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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对应的命令也被授予土伦的维尔纳夫。在冈托姆为费罗尔舰队解围的同时，维尔纳夫则应解救加迪斯舰队，然后与之共同驶向马提尼克。在接下来的四十天中，他应时刻做好准备：如果布雷斯特舰队抵达马提尼克，冈托姆将不会下锚，而是打出信号让维尔纳夫与之会合。若冈托姆在四十天期限截止时仍未出现，维尔纳夫应该让舰队搭载的陆军士兵登上法国的岛屿，然后尽其所能打击英国殖民地，再前往加那利群岛（Canaries）攻击英国的东印度贸易航线。冈托姆也许会在那儿与之相遇，但若仍未能在二十天内出现，维尔纳夫就应返回加迪斯待命。在这些命令中，拿破仑并未对在费罗尔集结大舰队做出计划，尽管这是在冈托姆未能在马提尼克集结舰队且兵力不足时的备选方案。这可能是因为拿破仑希望根据未来局势的发展而做出进一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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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这位天才构想出的宏伟航程。拿破仑是如此看重这一蓝图，他认为——正如他对维尔纳夫所说——世界的命运将因此而改变。可是，他手下的海军将领对此又做何感想？这些想法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他们的后继者对此问题耐心而详尽的研究已经给出了能让我们满意的答案。德斯奇霍上校指出：“两次从被优势兵力封锁的港口中突围；打破加迪斯与费罗尔两处封锁，然后在马提尼克——这个在密歇希突围后已经被英军推测到的地点——集结舰队。如果我们只看这些指令书信，这就是整个计划的行动流程，这无法得到历史学者的欣赏。如果我们不能在其中发现某些更深层的含义，这样的计划实在配不上拿破仑其人及其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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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在其中还能发现些什么深层含义呢？这只能是拿破仑为了挽救自己脸面的一出诡计，让他从前途无望的侵英行动中威名无损地脱身而去。既然布洛涅的陆军必须等待舰队的到来，他们在下一步行动之前就至少要原地等待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足够发生太多的事，他们所处的形势氛围必定会更新，而拿破仑的意图更可能随时转变。站在辩护立场上的德斯奇霍进一步指出，这整个计划都建立在完全忽视敌人的基础上，而拿破仑历来的行为和他的才华让我们无法相信他竟然没有考虑到英军的相应行动。他断言，拿破仑一定知道这里有多大的风险。“如果冈托姆成功”，在他加强殖民地防卫后“与48艘战舰在西印度群岛组成庞大的舰队，一场大规模海战就必然会到来。这可能发生在美洲或欧洲海域，但在英国这样的对手面前，这场海战肯定无法避免。拿破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一旦冈托姆战败……这将意味着侵英行动的结束，但惨败的责任不会被归结给拿破仑，而是由别人的脑袋来承担……另一方面，如果海军取得大胜，这就意味着英国的毁灭，甚至后续的登陆行动都无须展开……简而言之，3月2日的计划看起来像是那种被他的秘书称为双重目的（thèmes à deux fins）的类型。最糟糕的结果无非法国的庸劣海军在远海战败，而这次失败很快就会被陆军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所掩盖。但这一计划无法实现拿破仑构想它的最初目的——‘在控制海洋之前让陆军渡海’。相反，这一目的随着局势变迁逐渐被弱化乃至被搁置，直至海战胜利取得制海权，陆军渡海的问题甚至都根本不可能出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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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法国研究者对拿破仑实际意图的最为权威的观点。拿破仑真的意识到这场行动终将对阵英国舰队吗？他真的意识到这个宏伟计划与不掌握制海权而发动入侵的目的是矛盾的吗？他真的是如此自信地冒着险吗？从英国方面看来，这些解释就像拿破仑的计划一样不切实际。旧日的混乱思想在一封封命令间不断地摇摆。尽管教导海军的主流学说声称海战能够取得完整的制海权，但实际上，他们很难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完全确保某一临时、局部的控制权。因此，这些解释并未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一个判断力尚未被拿破仑的传奇色彩所干扰的英国人则会在这里看到，这只是一个自负的海军外行的谋划，表现出一个伟大的士兵对海陆军战略之本质区别的无知，表现出一个不愿接受挫败的恼怒独裁者的某种盲目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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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宏伟的计划仍然继续推进着。尽管半个世界已被卷入其中，英国方面却似乎毫无展开行动的迹象。纳尔逊赶忙从埃及回到他原本的位置上，而其他区域的舰队仍旧维持着缄默的警戒，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拿破仑规模惊人的舰队集结方案。皮特正在朴次茅斯准备着那场小规模的马耳他远征。事后看来，这正是一支刺向拿破仑的阴险毒针，让他的帝国感染、溃烂，让他招致最终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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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59年11月，在七年战争中的基伯龙湾海战中，霍克将军率领24艘战列舰与驶出布雷斯特的21艘法国战列舰相遇。在恶劣的天气中，法军决定退入暗礁丛生的基伯龙湾。霍克勇敢地命令英军发起全面追击，在法军完全退入海湾前咬住其后卫舰队，歼灭7艘法国战列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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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lockade of Brest（N.R.S.），ii.158-166.Desbrière’s Projets et Tentatives，iv.306.For the Admiralty’s criticism，see Barham Papers，iii.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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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罗伯特·考尔德（Robert Calder，1745～1818年），英国海军将领。曾参与1797年的圣文森特海战。1805年任费罗尔封锁舰队司令，于7月22日在菲尼斯特雷与法西联合舰队进行了非决定性交战，但战斗结束后未能积极地再次求战。之后被康沃利斯派往加迪斯执行封锁任务，随后因菲尼斯特雷海战后的行动被解职，并被军事法庭判决有罪，从此再未率军出海。1810年被宣告无罪，晋升上将，任普利茅斯守备司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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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dmiralty Secretary，Out-Letters（Secret Orders），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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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elson to Marsden，Dec.26，1804：Nicolas，Nelson’s Letters and Despatches，vol.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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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elson to Orde，De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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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时英国海军任用和升迁军官的主要依据是《海军军官表》（Navy List或Flag List），这份表格主要按照海军军官的官阶、资历、奖惩进行排序，任用和升迁在理论上应参照表格排序的先后来进行，这是海军长期通行的制度。在1795年组织西印度群岛远征时，当时的海军大臣斯宾塞勋爵受主持陆军的重臣亨利·邓达斯影响，选择了一位排序靠后但善于组织运兵船队的将领担任舰队指挥官。此举直接导致海军部的重要成员查尔斯·米德尔顿——后来的巴勒姆勋爵——宣布辞职。而在1798年5月选派分舰队司令时，圣文森特也是在斯宾塞勋爵的支持下选择了排位靠后的纳尔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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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elson to Ball，Feb.11th，and see also same to Melville，Feb.1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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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illeneuve to Decres，Jan.21：Desbrière’s Projets et Tentatives，iv.299.一个忽视纳尔逊原则的例子是美西战争中桑普森将军（Admiral Sampson）对波多黎各的赛维拉将军（Admiral Cervera）几乎致命的截击。（在1898年的波多黎各战役中，桑普森为歼灭西班牙舰队而从哈瓦那贸然出击，结果却扑了个空，西班牙舰队则成功驶入古巴圣地亚哥湾，给美军造成巨大威胁。——译者注）正因这种永不更改的原则被“沉着冷静地遵守着”，一切试图将英国舰队从海峡入口那个久经考验的掩护位置引开的企图都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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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apoleon to Decres：Desbrière，iv.325. Correspondance de Napoleon，x.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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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德尼·德克雷（Denis Decres，1761～1820年），法国海军将领，拿破仑的海军与殖民地大臣。出身于海军世家，法国革命初期在印度洋作战，1795年回国旋遭逮捕，后授予战列舰舰长之职，参与爱尔兰远征。1798年任海军少将，负责指挥埃及远征舰队中的轻型舰艇分队，在尼罗河口海战中随维尔纳夫撤退。1800年3月，他指挥满载伤病员的“威廉·退尔”号（Guillaume Tell）战列舰试图从被英军围攻的马耳他突破，遭到了2艘战列舰与1艘巡航舰的截击，尽管最终被俘，但其英勇抵抗的行为仍赢得了双方的赞誉。1801年回国后出任洛里昂海事主管、罗什福尔舰队司令，自当年10月起出任海军与殖民地大臣，直至拿破仑退位。1804年5月晋升海军中将。德克雷有出色的行政管理才能，对海军的认识亦冷静客观。但拿破仑并不尊重他在战略与作战计划方面的专业意见，每每要求海军实现他异想天开的构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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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文如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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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esbrière，Projets，vol.v，part iii，cha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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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esbrière，Projets，v.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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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战役 第三章 战役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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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此时，英国政府对拿破仑的谋划还毫无察觉。法军的所有举动似乎只是为了扰乱英军的本土防御、阻挠其向地中海派遣部队，因此，他们可能只是想在密歇希之后再发动一场殖民地袭击。为了应对他们所认定的这一事态，3月2日，海军部向康沃利斯发去一封指令，后者此时正在托尔贝（Torbay）组建着一支由5艘战列舰组成的快速舰队（flying squadron）[1]，为其筹备远航所需的物资补给。这支舰队由科林伍德[2]指挥，旗舰设于拥有三甲板的战列舰“无畏”号（Dreadnought）。但康沃利斯并未让其立即出击，仍将之收在自己麾下。3月7日，他与这些战舰一道返回西方舰队，使其战列舰数量达到21艘，其中至少8艘是三甲板战舰。如果科林伍德与之分兵，他的兵力便只余下7艘三甲板战舰与9艘其他战列舰，他要封锁的冈托姆舰队则拥有3艘大型三甲板战舰与18艘普通战列舰。换句话说，康沃利斯只能以16艘战列舰面对敌人的21艘战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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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现代批评中，康沃利斯因分兵所造成的兵力劣势总是人们乐于提起的一个话题。不过，英国海军部与法国冈托姆方面却并不如此认为。在那个时代，评估不同战斗单位的价值或许同今天一样困难。除非谁能提出某种评判兵力布置的标准，否则这种对彼时策略的批评就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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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是清楚无疑的。从各种表格、文书来看，我们能够确定地说，英方或法方海军参谋都绝非只考虑了兵力数量的问题。在下文的列举中，敌我兵力的衡量常常倚仗于比较战舰的类型。比起其他战舰，拥有三层炮甲板的大型战舰显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其理由在当时的海军语境中相当清楚有力。纳尔逊的随军牧师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后写道：“我们拥有7艘三甲板战舰，他们只有3艘；但他们的战舰普遍体积庞大，装有80门火炮。”在纳尔逊麾下参与西印度群岛追击的一位舰长说：“他知道法国舰队中没有三甲板战舰，他断定三层炮甲板在近距离交战中对双层炮甲板享有巨大的优势。”托马斯·哈迪[3]——纳尔逊旗舰“胜利”号的舰长——在日后担任第一海务大臣时也力主建造三甲板战列舰。与他熟识的托马斯·布里格斯（Thomas Briggs）告诉我们，“他特别推重三层甲板战舰与90炮战舰，就像伏尔泰推崇强大的军团”——拥有三层甲板战舰的一方总能得到上帝的眷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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