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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拿破仑在海军战术和战略方面并不入流，但他却是炮兵领域的一流权威。这个最为关心炮术问题并通过其优秀的海军情报部门完全理解此时事态的专家，已经对这个炮术与火力布置的问题做出了评判：他毫不怀疑英国海军的领先优势，而单舰火力投射的对比也不利于他的舰员。因此，英国海军在三甲板战舰方面占据的优势是无法被法国双甲板战舰在尺寸与表面武备上的优势所抵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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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强有力的反驳证据时，我们不妨有限度地接受这样一个观点。这个从英军实际兵力布置中归纳得出的，得到冈托姆与拿破仑确证的，且从英法双方都找不到理由否认的战斗力公式是：舰队中的1艘三甲板战舰至少相当于2艘双甲板战舰。即便是强大的法国80炮战舰也无法动摇这一普遍规律，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军同样拥有这种战舰，还因为英方拥有制衡这种超重战舰的100炮三甲板一级战列舰——而载炮低于100门的三甲板二级战列舰则对应于普通的74炮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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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一规律，我们得以用谨慎的态度来评估双方舰队的实力，粗略地接近这场战役的历史真相。在3月临近结束之时，真正意义上的特拉法尔加战役拉开了帷幕。在理解此刻的态势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之所以被视为战役的开局，并不仅仅是因为拿破仑开始了他的大规模攻势行动，同样也是由于英国与俄国的陆军开始在地中海协同作战。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英俄同盟已在3月中旬基本敲定，英方起草的盟约文本已经送抵圣彼得堡。条约签署尚未完成，克雷格的地中海远征军便已准备出发。这支远征军由300名轻龙骑兵与6个步兵营组成，其中2个营前往直布罗陀，剩下的则作为马耳他的驻军，这样一来，英国就能在地中海抽出8000人的季度性机动兵力。45艘运输船已做好了运兵的准备，护航兵力是2艘战列舰——三甲板战舰“王后”号（Queen）与74炮战舰“龙”号。奈特少将[19]是船队的护航指挥官，他还要派“龙”号去增援加迪斯港外的奥德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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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28日签发的一封行动指令中，英国陆军与殖民地大臣卡姆登伯爵[20]要求远征军径直驶向马耳他，除非某些突发状况迫使其必须改变航程。这封指令显然有违老皮特时代指挥军事行动的传统方法，那时，行动决策者会列举出所有可能的目标，让将领们按照他们所处的不同环境自由地采取最有利的行动。但在此刻，他们面前的目标已然十分确定。“最为重要的是，”指令如此写道，“西西里不能落到法国人手里，保护这些岛屿应被视为这场远征的首要目的。”按照预定计划，克雷格应该听从英国派驻那不勒斯特使休·艾略特的指导，由他来考虑在那不勒斯国王同意或不同意合作的前提下展开行动的不同情形。如果国王同意合作，克雷格就应尽全力协助他防守西西里。但如果国王拒绝英军的帮助，又在法国教唆下禁止英国舰船驶入其港口，或者法军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那么，他就应该竭尽全力，与纳尔逊一起在未取得国王许可时守卫西西里。这封指令的内容仍旧如同之前的目标列举。但是，不管其统治者怎么看，这个地中海的重要枢纽决不能落入法国之手，这就是指令的实质含义。英国早已对此下定了决心，甚至在联盟谈判中失去俄国的支持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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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下一封“极密”指令则提供了与俄国合作的方案。其中仍旧有两种情况需要考虑。“第一个是，若法国向那不勒斯发起攻击，艾略特先生或俄军指挥官将要协助防御那不勒斯领土。第二个是，若俄军要将法军驱逐出境，或者法军由于北意大利的反法军事行动而撤出那不勒斯。”在这两种情况下，克雷格被授权在艾略特、奥地利或俄国指挥官请求协助时，依照自己对行动效果的判断，决定是否在意大利投入其部队；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有可能要接受俄军总司令莱西将军的指挥。但与此同时，他的身上还有其他一些使命，诸如保护亚历山大港和撒丁岛。这些任务可能也要动用这支军队，因此，他不能在大陆战役中卷得太深，以至于无法在必要之时抽身而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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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行动的军需主官亨利·班伯里（Sir Henry Bunbury）对这些指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詹姆斯·克雷格先生的注意力被导向这些不同且不相干的目标上，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内阁对这场行动缺乏主次分明的明智规划。”但是，这些指令显然是基于不确定的外交处境及各种可能的发展状况，这已然足够明智了。这个行动计划与英俄联盟相关，而英国的底线是表达它的决心：无论是否有盟友相助，英国都要保卫那个被纳尔逊视作地中海制海权之关键的海军基地。事实上，在克雷格的命令被签发的前一天，一份命令的副本就已被抄送给纳尔逊。[22]在了解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完全可以打消对内阁行动计划的任何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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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远征部队之外，奈特将军的舰队还承担着保护地中海、东印度与西印度贸易的使命。他给克雷格提供的护航到伊比利亚半岛东南部的圣文森特角就宣告结束。在护航中止之后，克雷格还要在未掌握制海权的海面上航行2500英里，面对5支未受到严密封锁、未曾与英军交战的敌方舰队。面对尚未被击败的法国舰队，这次远航绝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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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海军在这种行动中分配兵力的原则可以被归为两条。首先，提供一支足够抵抗敌方小型巡洋舰队袭扰的护航舰队；其次，提供一些防止敌方大型舰队发起袭击的掩护舰队。奈特的舰队承担前一种任务，而后一种情形中的掩护舰队则由英国在各处港口前的封锁舰队来扮演。接着，只需要让各处舰队结成彼此连续的保护区，它们就会构成一条环环相扣的防御锁链。这样的命令已经发布。康沃利斯确保布雷斯特港外的安全，而考尔德确保费罗尔外海的安全。驶过葡萄牙的安全海岸之后，加迪斯之外的奥德继续为船队提供掩护，其保护区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到西班牙东南部的卡塔赫纳。接着，纳尔逊将阻击任何从土伦出发的敌方舰队，并掩护克雷格驶向马耳他。[23]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即便如此安排，他们仍须承担一定风险。我们即将看到，这些风险究竟有多么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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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运载着地中海远征军的船队集结于斯皮特黑德（Spithead），而拿破仑的大规模舰队调遣的条件也已经成熟。确凿无疑的消息从每处被封锁的法国港口传来：在费罗尔港外，考尔德得到信息指出，法军准备在3月22日起锚出海。26日，布雷斯特的英军也观察到了冈托姆的行动，他已将舰队从布雷斯特港内挪到了港外的水道。此时，康沃利斯已经因病假离开了舰队，而继任的加德纳勋爵[24]尚未到来，康沃利斯的副将查尔斯·克顿爵士成为临时司令官，统帅着17艘战列舰。与土伦不同，布雷斯特港外的英军一直是以尽可能近的距离封锁着法国舰队。[25]克顿立即让舰队驶近港口，他更倾向于将法国舰队吓止在原先位置上，而非诱使其出海决战。他的举动让拿破仑恼怒万分，因为他的战役计划正是让冈托姆在避免战斗的前提下出海。3月24日，冈托姆致信拿破仑，称英国舰队正位于港外的伊洛瓦斯航道（the Iroise passage），法军不经战斗而出航的意图已不可能实现。冈托姆的侦察哨仅观察到了15艘敌方战列舰，他因此希望冒险一战：“我们无疑能取得成功，我正等候着陛下的旨意。”但拿破仑却回复道：“一场海战的胜利对目前的局势毫无意义。要始终关注那个唯一的目标——完成你的使命。出海，不要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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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最后的命令之下，冈托姆于3月26日率领舰队驶出布雷斯特海峡（Goulet de Brest）[26]，进入港湾之外的贝尔托姆锚地（Bertheaume anchorage）——这里受到强大要塞的掩护，便于法军寻隙出击。现在，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浓雾天气。浓雾在第二天凌晨降临，他随即打出起锚的旗语；但在法国舰队努力升帆之时，雾气又忽然散去。在春日清晨的明亮阳光中，他的侦察部队很快传来了英国舰队正在逼近的消息。克顿和他的17艘战列舰屹立在轻柔的北风中，而阵型受到狭窄海域限制的冈托姆只能令全军原地下锚，此时，克顿距离他已不到5英里。冈托姆无法再忍耐下去。他害怕在下锚时遭到英军攻击，造成第二场尼罗河口海战的惨剧。此时的风向已不可能让他返回布雷斯特港湾，但他仍然下达了准备升帆的命令。事后，他对拿破仑报告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因所处的位置而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发现，我只能被迫违反您的命令，在事态尚未明朗时冒险与敌军交战。”当他观察到克顿舰队在一次转向后坚守待命时，冈托姆实际上已经打出信号，令舰队切断锚链，以各自便捷的方式组成战斗阵型。然而，正如克顿所说的，英国舰队并没有抓住作战的时机：“黑夜来得很快。在派出托马斯·格雷夫斯少将的4艘战列舰与其他小型舰艇并确保它们对敌舰的监视之后，我与我的舰队继续在原地待命。”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至少能让法国布雷斯特舰队在一场战斗后退出战局的机会，就这样错失了。但克顿毕竟只是这支舰队的临时指挥官，我们很难责备他没有在这样危险的海域里让舰队冒险，或者采取某种更加疏阔的部署，实现他“如果他们进入大海，我定能将他们拦下痛击”的豪言。冈托姆没有继续尝试突围。在第三日早晨，海面刮起清新的西南风，他立即率军返回布雷斯特，保障了舰队的安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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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行动报告送抵英国海军部之时，他们正将关注重心放在费罗尔港。费罗尔看起来像是拿破仑正在进行的秘密计划的核心，于是，海军部向新任的西方舰队司令官加德纳发去紧急命令，要求他即刻前往舰队上任，然后尽全力为费罗尔港外的考尔德派出增援。其实，费罗尔并非威胁所在。港内的法国舰队不会在冈托姆舰队抵达之前起锚，一切仍保持着往日的平静。只有在土伦港中，局势发生了些许改变。拿破仑在3月24日给冈托姆的命令中说：“出海，不要交战。其他舰队与你会师的行动已经开始。”但这并不属实。维尔纳夫仍在土伦港内，而纳尔逊正盯守在港外。事实上，这只是拿破仑用乐观消息激励其手下的一贯手段。当纳尔逊航向东方，确认了摩里亚与埃及的安全之后，他又火速赶向撒丁岛南部的普拉水道（Pula Roads）与补给船会合。在3月的第一周里，他完全被糟糕的天气所阻碍，直至9日才到撒丁岛西南的帕尔马斯湾（Gulf of Palmas）完成了补给。第二天，维尔纳夫再次让陆军登船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军中，他决定率领舰队直扑土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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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来临之际，纳尔逊不得不完全靠自己的心智做出决断。此前，连续两艘来自本土的通信船都未能抵达他的舰队：一艘在加迪斯外海触礁，另一艘则撞上了维尔纳夫的舰队，被法军俘获。如此一来，自1804年11月之后，纳尔逊就再也没能收到任何来自本土的信件，而他的处境此时已变得相当困难。土伦港的一切迹象都表明维尔纳夫将要出海，但他却不知道法军的目的地在哪里。他已经从过往的经验中认识到，他对西西里和地中海东部的坚决保护迟早会让土伦舰队有机会逃出地中海。不过，他仍倾向于认为埃及是法军的目的地。同时，由于他之前的任务和个人判断，他仍以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作为首要的保护对象。除非在土伦港前面进行近距离监视，他无法同时兼顾由土伦向东或向西的两条航线；但这种监视不可能长期保持，在此过程中，他也无法迫使维尔纳夫出港交战，从而一举消除威胁。纳尔逊必须在两条航线中做出选择。他认为，法军驶向直布罗陀所能带来的威胁较小，而航向西西里岛与那不勒斯的危险最大，他必须优先确保它们的安全。如果他决定前往其中一处，反方向的另一条航道就会敞开。纳尔逊决定利用这一点设下伏击圈套，迫使法军与之交战，一劳永逸地打破这个战略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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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纳尔逊在一份“极密备忘录”里记下了他的方案。英国舰队的集结位置要能同时掩护那不勒斯、撒丁岛与西西里岛，基于这一考量，他选定了撒丁岛西南的帕尔马斯。但在英军前往那里之前，纳尔逊首先要在巴塞罗那现身。这就是他的圈套所在：一方面，他的现身能够阻止维尔纳夫偷偷驶过西班牙东部的加泰罗尼亚海岸；另一方面，这又能诱使法军乘机出海，驶向东方——他始终相信那里是法军的真正目的地。为了诱使法军中计，他在土伦港外只留下两艘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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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维尔纳夫接到了最后的行动指令，让他在两天之内出发，驶向马提尼克。他刚刚收到纳尔逊于17日在巴塞罗那出现的消息，只得无奈地写道：“如果他保持在那个位置上，我将很难前往直布罗陀海峡。”30日夜间，维尔纳夫乘着80炮战列舰“布森陶尔”号（Bucentaure），率领另外3艘80炮战列舰、7艘74炮战列舰、8艘巡洋舰与超过3000名士兵悄然起航。为了与巴塞罗那保持较远的安全距离，他决定取道更偏南方的航线，从巴利阿里群岛[29]外侧驶向西方。第二天，他发现自己已被纳尔逊留在土伦港外的2艘巡航舰发现，但在晚上，英军巡航舰便已离开。截至此时，一切仍如纳尔逊所希望的那样，维尔纳夫选择的航线仍使法军处在纳尔逊秘密集结点的打击范围之内。然而，在英军计谋得手前的最后时刻，在海上战争中常常出现的那种不可预见的因素改变了一切。第三天早晨，维尔纳夫幸运地遇到了一艘拉古萨[30]商船。在与中立国船长的交谈中，他获知纳尔逊的真正位置并不在西班牙沿岸，而是在撒丁岛西南端。维尔纳夫迅速改变航线，转而取道巴利阿里群岛内侧；而纳尔逊的圈套，由于这糟糕的运气，在距离成功仅有几个钟头之时不幸败露了。就严格的批评视角看来，纳尔逊本应考虑到，维尔纳夫能够在这片繁忙的海域里从中立方获得情报；而且，他也不应该让巴利阿里群岛内侧的航路如此敞开，至少要在离开时留下一艘巡洋舰——更何况卡塔赫纳港内此时还待着一支西班牙舰队。无论维尔纳夫向东还是向西行驶，这都是纳尔逊理应做到的。或许由于巡洋舰数量不足，纳尔逊没能实现这种完美的布置，而维尔纳夫因此得以在他的视野之外溜过西班牙海岸。[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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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战役中的一个紧迫危机出现了。在维尔纳夫成功打通进军道路之时，克雷格的远征部队刚刚在朴次茅斯尽数登船，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奈特的护航舰队则在等待着一阵适于出航的海风，以及等待他所要护送的商船集结起来。一切迹象都表明，敌对双方的攻势行动很可能在大海上相遇，英国的地中海远征正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灾难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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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包括98炮战列舰“无畏”号，80炮战列舰“雷鸣”号（Tonnant），74炮战列舰“玛尔斯”号（Mars）、“光辉”号（Illustrious）与“米诺陶”号（Minotaur）：Blockade of Brest，ii.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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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斯伯特·科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1748～1810年），英国海军将领。法国革命战争爆发后作为战列舰舰长参与了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与圣文森特海战，表现出色。1803年战争爆发后在西方舰队服役，应对拿破仑的侵英威胁。1804年晋升中将。法国土伦舰队出逃后受命指挥一支特遣舰队，随后负责封锁加迪斯，作为纳尔逊的副司令参与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并在纳尔逊战殁后接替指挥舰队。此后一直出任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后在病休回国的途中病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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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托马斯·哈迪（Thomas Hardy，1769～1839年），英国海军军官。曾作为巡航舰舰长参与尼罗河口海战，并于1798年10月起担任纳尔逊的旗舰长。在哥本哈根海战中负责勘测港区水情，表现出色。1803年起担任纳尔逊旗舰“胜利”号的舰长，直至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战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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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据说伏尔泰曾有过这句名言：天意总是站在军团更强大的一边。（Providence is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big battalion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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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esbrière，v.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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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or Gravina’s opinion，see Barham Papers，iii.262：Correspondance，xi.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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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考尔德的战斗详见本书第十四章。在此战中，拥有4艘三甲板战舰与11艘双甲板战舰的英国舰队击败了拥有20艘双甲板战舰的法西联合舰队。如果按照拿破仑的说法，英国舰队的实力本就强于联合舰队，联军在劣势兵力下的较大损失就不能算是失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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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805年，英军有两种98炮二级战列舰。较新的一种被称为“18磅式”，载重量超过2100吨，侧舷火力投射量约1050磅，但只有3艘入役：“无畏”号、“尼普顿”号、“勇莽”号（Téméraire），其中2艘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紧随在旗舰身后。还有2艘更大的战舰将在年内完工，其载重量达2277吨。其他8艘在役的98炮战舰则是“12磅式”，这意味着它们在上甲板所装备的是30门12磅炮，而非新式战舰的18磅炮。它们的载重量在1870吨至2000吨之间。以上投射量数据不包括卡隆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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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塞巴斯蒂安-弗朗索瓦·比戈·德·莫罗盖（Sébastien-François Bigot de Morogues，1706～1781年），法国海军将领、海军战术家。莫罗盖对海军的学术研究极有兴趣，曾任法国海军研究院（Academie Marine）的第一任主管，发表了诸多战术、造船、炮术、水兵健康等方面的论文。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出版于1763年的《海军战术：论机动与信号》（Tactique navale ou Traité des évolutions et des signaux），该书对海军战术进行了详尽的理论阐释，对欧洲各国海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英国、荷兰等国先后出版了此书的译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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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igot de Morogues，Tactiqtie Navale，p.27.三甲板战舰的防御能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胜利”号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在纳尔逊的私人牧师Rev.A.T.Scott一封未公开的、写于10月27日的信件中有这样的描述：“后甲板、艉楼与艏楼上是一片残酷的杀戮，其他甲板都无法与之相比。下甲板仅有2人受伤，而且奇怪的是，竟然是被火枪击中所致。”（但是，据与“胜利”号对敌的法舰“敬畏”号舰长吕卡自述，“敬畏”号的作战策略是放弃下层炮甲板的火炮对战，把水兵集中于上甲板进行轻武器战与接舷战。这才是“胜利”号下层炮甲板几乎无人员伤亡的真正原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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