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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来临之际，纳尔逊不得不完全靠自己的心智做出决断。此前，连续两艘来自本土的通信船都未能抵达他的舰队：一艘在加迪斯外海触礁，另一艘则撞上了维尔纳夫的舰队，被法军俘获。如此一来，自1804年11月之后，纳尔逊就再也没能收到任何来自本土的信件，而他的处境此时已变得相当困难。土伦港的一切迹象都表明维尔纳夫将要出海，但他却不知道法军的目的地在哪里。他已经从过往的经验中认识到，他对西西里和地中海东部的坚决保护迟早会让土伦舰队有机会逃出地中海。不过，他仍倾向于认为埃及是法军的目的地。同时，由于他之前的任务和个人判断，他仍以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作为首要的保护对象。除非在土伦港前面进行近距离监视，他无法同时兼顾由土伦向东或向西的两条航线；但这种监视不可能长期保持，在此过程中，他也无法迫使维尔纳夫出港交战，从而一举消除威胁。纳尔逊必须在两条航线中做出选择。他认为，法军驶向直布罗陀所能带来的威胁较小，而航向西西里岛与那不勒斯的危险最大，他必须优先确保它们的安全。如果他决定前往其中一处，反方向的另一条航道就会敞开。纳尔逊决定利用这一点设下伏击圈套，迫使法军与之交战，一劳永逸地打破这个战略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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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纳尔逊在一份“极密备忘录”里记下了他的方案。英国舰队的集结位置要能同时掩护那不勒斯、撒丁岛与西西里岛，基于这一考量，他选定了撒丁岛西南的帕尔马斯。但在英军前往那里之前，纳尔逊首先要在巴塞罗那现身。这就是他的圈套所在：一方面，他的现身能够阻止维尔纳夫偷偷驶过西班牙东部的加泰罗尼亚海岸；另一方面，这又能诱使法军乘机出海，驶向东方——他始终相信那里是法军的真正目的地。为了诱使法军中计，他在土伦港外只留下两艘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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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维尔纳夫接到了最后的行动指令，让他在两天之内出发，驶向马提尼克。他刚刚收到纳尔逊于17日在巴塞罗那出现的消息，只得无奈地写道：“如果他保持在那个位置上，我将很难前往直布罗陀海峡。”30日夜间，维尔纳夫乘着80炮战列舰“布森陶尔”号（Bucentaure），率领另外3艘80炮战列舰、7艘74炮战列舰、8艘巡洋舰与超过3000名士兵悄然起航。为了与巴塞罗那保持较远的安全距离，他决定取道更偏南方的航线，从巴利阿里群岛[29]外侧驶向西方。第二天，他发现自己已被纳尔逊留在土伦港外的2艘巡航舰发现，但在晚上，英军巡航舰便已离开。截至此时，一切仍如纳尔逊所希望的那样，维尔纳夫选择的航线仍使法军处在纳尔逊秘密集结点的打击范围之内。然而，在英军计谋得手前的最后时刻，在海上战争中常常出现的那种不可预见的因素改变了一切。第三天早晨，维尔纳夫幸运地遇到了一艘拉古萨[30]商船。在与中立国船长的交谈中，他获知纳尔逊的真正位置并不在西班牙沿岸，而是在撒丁岛西南端。维尔纳夫迅速改变航线，转而取道巴利阿里群岛内侧；而纳尔逊的圈套，由于这糟糕的运气，在距离成功仅有几个钟头之时不幸败露了。就严格的批评视角看来，纳尔逊本应考虑到，维尔纳夫能够在这片繁忙的海域里从中立方获得情报；而且，他也不应该让巴利阿里群岛内侧的航路如此敞开，至少要在离开时留下一艘巡洋舰——更何况卡塔赫纳港内此时还待着一支西班牙舰队。无论维尔纳夫向东还是向西行驶，这都是纳尔逊理应做到的。或许由于巡洋舰数量不足，纳尔逊没能实现这种完美的布置，而维尔纳夫因此得以在他的视野之外溜过西班牙海岸。[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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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战役中的一个紧迫危机出现了。在维尔纳夫成功打通进军道路之时，克雷格的远征部队刚刚在朴次茅斯尽数登船，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奈特的护航舰队则在等待着一阵适于出航的海风，以及等待他所要护送的商船集结起来。一切迹象都表明，敌对双方的攻势行动很可能在大海上相遇，英国的地中海远征正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灾难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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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包括98炮战列舰“无畏”号，80炮战列舰“雷鸣”号（Tonnant），74炮战列舰“玛尔斯”号（Mars）、“光辉”号（Illustrious）与“米诺陶”号（Minotaur）：Blockade of Brest，ii.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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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斯伯特·科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1748～1810年），英国海军将领。法国革命战争爆发后作为战列舰舰长参与了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与圣文森特海战，表现出色。1803年战争爆发后在西方舰队服役，应对拿破仑的侵英威胁。1804年晋升中将。法国土伦舰队出逃后受命指挥一支特遣舰队，随后负责封锁加迪斯，作为纳尔逊的副司令参与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并在纳尔逊战殁后接替指挥舰队。此后一直出任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后在病休回国的途中病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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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托马斯·哈迪（Thomas Hardy，1769～1839年），英国海军军官。曾作为巡航舰舰长参与尼罗河口海战，并于1798年10月起担任纳尔逊的旗舰长。在哥本哈根海战中负责勘测港区水情，表现出色。1803年起担任纳尔逊旗舰“胜利”号的舰长，直至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战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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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据说伏尔泰曾有过这句名言：天意总是站在军团更强大的一边。（Providence is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big battalion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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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esbrière，v.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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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or Gravina’s opinion，see Barham Papers，iii.262：Correspondance，xi.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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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考尔德的战斗详见本书第十四章。在此战中，拥有4艘三甲板战舰与11艘双甲板战舰的英国舰队击败了拥有20艘双甲板战舰的法西联合舰队。如果按照拿破仑的说法，英国舰队的实力本就强于联合舰队，联军在劣势兵力下的较大损失就不能算是失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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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805年，英军有两种98炮二级战列舰。较新的一种被称为“18磅式”，载重量超过2100吨，侧舷火力投射量约1050磅，但只有3艘入役：“无畏”号、“尼普顿”号、“勇莽”号（Téméraire），其中2艘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紧随在旗舰身后。还有2艘更大的战舰将在年内完工，其载重量达2277吨。其他8艘在役的98炮战舰则是“12磅式”，这意味着它们在上甲板所装备的是30门12磅炮，而非新式战舰的18磅炮。它们的载重量在1870吨至2000吨之间。以上投射量数据不包括卡隆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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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塞巴斯蒂安-弗朗索瓦·比戈·德·莫罗盖（Sébastien-François Bigot de Morogues，1706～1781年），法国海军将领、海军战术家。莫罗盖对海军的学术研究极有兴趣，曾任法国海军研究院（Academie Marine）的第一任主管，发表了诸多战术、造船、炮术、水兵健康等方面的论文。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出版于1763年的《海军战术：论机动与信号》（Tactique navale ou Traité des évolutions et des signaux），该书对海军战术进行了详尽的理论阐释，对欧洲各国海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英国、荷兰等国先后出版了此书的译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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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igot de Morogues，Tactiqtie Navale，p.27.三甲板战舰的防御能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胜利”号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在纳尔逊的私人牧师Rev.A.T.Scott一封未公开的、写于10月27日的信件中有这样的描述：“后甲板、艉楼与艏楼上是一片残酷的杀戮，其他甲板都无法与之相比。下甲板仅有2人受伤，而且奇怪的是，竟然是被火枪击中所致。”（但是，据与“胜利”号对敌的法舰“敬畏”号舰长吕卡自述，“敬畏”号的作战策略是放弃下层炮甲板的火炮对战，把水兵集中于上甲板进行轻武器战与接舷战。这才是“胜利”号下层炮甲板几乎无人员伤亡的真正原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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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arham Papers，iii.323；Cf.Mahan，Life of Nelson，ii.333.Possibly，however，Nelson meant to write “two-deckers alongsi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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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最直接有力的证据来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将罗德尼。他在1782年圣徒岛海战后给海军大臣的信中写道：“我的大臣，三甲板战舰是保证我国海上统治权的必需，没有什么能与它们为敌……与其拥有18艘双甲板战舰，我更希望拥有10艘三甲板战舰，如果它们战败我就提头来见。”换而言之，1艘三甲板战舰胜过1.8艘双甲板战舰，约等于科贝特提出的战斗力公式。参见Brian 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1650-1815（Naval Insitute Press，1991），p.16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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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anteaume to Napoleon，July 14th：Desbrière，iv.640.计算方法是：12艘三甲板战舰与18艘其他战列舰等于42个单位，冈托姆的3艘三甲板战舰与18艘其他战列舰等于24个单位。海军部最终为康沃利斯舰队规定的最低兵力是18艘战列舰，其中三甲板战舰的登记数量为5～8艘。若取平均数6艘，那么这支舰队也相当于24个单位，与冈托姆舰队相当。与之类似的是，在密歇希返回罗什福尔时，当时的西方舰队司令官加德纳派格雷夫斯前去封锁，自己则留下了8艘三甲板战舰与7艘其他战舰看守着规模如上所述的冈托姆舰队。加德纳舰队的兵力相当于23个单位，但他的旗舰是最新完工的“海伯尼亚”号（Hibernia）110炮战列舰，也是英国海军最强大的战舰。而当斯特林（Stirling）与考尔德会合，前往截击从西印度返航的维尔纳夫与格拉维纳时，他们一共拥有15艘战列舰，其中4艘为三甲板战舰，相当于19个单位。巡洋舰的报告称联合舰队拥有17艘战列舰，但实际上是20艘，其中6艘为80炮战舰，无一是三甲板战舰。在5月底，布雷斯特港外的加德纳拥有10艘三甲板战舰与12艘其他战舰，相当于32个单位，其中包括了科林伍德舰队的2艘三甲板战舰与8艘其他战舰，计12个单位。他享有自由酌定权，最终分出了科林伍德舰队中的一半兵力，为自己留下26个单位来封锁冈托姆，但其中有3艘仅为64炮战舰。Blockade of Brest，ii.27.许多类似的例子还将在下文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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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ee particularly “Barfleur，” Naval Policy，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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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卡隆炮是苏格兰卡隆公司（Carron Company）制造的一种短管火炮。它身管短、初速低、射程近，但在中近距离上却具有不逊于重型加农炮的弹药投射能力，其低速重弹能造成大量破坏性的船壳破片，具有比加农炮更强的杀伤力，恰好契合英国海军的近战战术。同时，其重量远轻于加农炮，操作所需人手比轻型加农炮更少。它在1770年代作为商船自卫武器开始流行，此后逐渐被海军接受，成为一种装备广泛的武器。但直到纳尔逊时代，卡隆炮仍非英国海军的制式武器，不同战舰之间的装备情况存在极大差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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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许多较小的“18磅式”74炮战列舰也装备了12门32磅卡隆炮，如载重量1815吨的“龙”号（Dragon）装有28门32磅加农炮、34门18磅加农炮与12门32磅卡隆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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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apoleon to Decrès，March 13，1805：Correspondence，x.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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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Napoleon to Decrès，ibid.，June 2，13，22；July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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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约翰·奈特（John Knight，1747～1831年），英国海军将领。幼年时随父亲参与七年战争，后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诸多战事。法国革命战争爆发后曾在西方舰队、地中海舰队与北海舰队服役，在1797年歼灭荷兰舰队的坎伯当海战中表现出色。1801年升任少将。1805年护送远征军前往马耳他，随后被任命为直布罗陀守备司令，直至战争结束。1805年11月升任中将。1813年升任上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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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约翰·普拉特，卡姆登伯爵（John Pratt，Earl Camden，1759～1840年），英国政治家。曾在皮特第一届首相任期内担任海军部委员、财政部委员、枢密院顾问、爱尔兰总督。1804～1805年出任陆军与殖民地大臣，1807～1812年任枢密院议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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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Bunbury，Passages in the Great War，p.183. W.O.（6），56，March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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