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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奥德的决策有着理由充分的基础，他并未在此犯下什么错误。批评者认为，他更好的选择是与费罗尔港外的考尔德一道返航，而这也正是海军部在接到局势报告后对他下达的命令。但是，当时强劲的北风使他难以靠近费罗尔，而驶向乌桑特岛的航线则更靠西方，便于航行——纳尔逊在后来驶向康沃利斯的行动中也被迫选择了这一路线。事实上，尽管面对着重重困难，奥德的确曾试图接近考尔德，而两军会合的失败也并非他的原因。他在常规的西北航线上行进至4月22日，然后遇到了一阵足以支持他驶向东北方的海风。乘着这股风势，他在三天之后抵达了菲尼斯特雷集结点。这里一直是英国巡洋舰的侦察阵位，他本应在此与考尔德麾下的巡洋舰取得联系，但此时却空空如也。原来，本应在此守候的、由波因茨舰长（Captain Poyntz）指挥的“墨兰波斯”号（Melampus）巡航舰已在一周前离去。波因茨的行动其实也与当下时局相关：他得到了维尔纳夫驶出直布罗陀海峡的消息，于是便去给考尔德报信。奥德在他的接替者尚未出现时抵达了这里，事实上，他已位于费罗尔的西北方向，距离考尔德的锚地只有约50英里。但奥德对考尔德的踪迹一无所知，他认定考尔德一定也得知了维尔纳夫出击的消息并已经驶向乌桑特，正在像自己一样向北行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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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切就是这个有趣案例的真实情形。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他们的决策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纳尔逊被苛责为情报闭塞、轻率鲁莽，而实际上他们对当时的局势有着最为真切的判断。如果说奥德还有什么事未能做好，那就是他因巡洋舰数量不足而没能对敌人展开足够的侦察。他在算计敌人、布置巡洋舰阵位时遗漏了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位置不明的纳尔逊舰队对法国舰队及其指挥官士气的影响——维尔纳夫正因此而极度紧张。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很难猜到，维尔纳夫既然已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与格拉维纳舰队会合，却竟然不敢等待足够长的时间让全部的西班牙战舰做好出海准备，以全部兵力与之联合。但是，真实情况就是如此。4月9日晚8时许，法国舰队在港湾之外下锚，接着向加迪斯港内打出信号，让格拉维纳的西班牙舰队与早先抵达此处的法国74炮战列舰“鹰”号（Aigle）出港会合。港内做好出海准备的几艘战列舰于10时开始动身，而维尔纳夫在次日凌晨1时就下达了起锚的命令。纳尔逊有可能正紧追在他身后，他急于利用一切机会藏匿自己的踪迹，连一个晚上也不愿放弃。在加迪斯港外等待了不到四个小时后，维尔纳夫就匆忙地逃入夜色之中，让西班牙舰队阵型散乱、勉勉强强地追随着他的航迹。如果奥德还在那里，他很有可能将之全部俘获。但我们又怎能将这一结果归咎于他呢？奥德毕竟从未料到敌军如此行动的可能性。只要他多等待一会儿，弄清真实的情况，只要他能像他期望纳尔逊做的那样，“稳稳地咬住敌军”一天时间，局势就很可能改变。然而，早在萨顿的侦察行动开始之前，事态的发展就完全超出了他的预计。奥德已失去了这个良机。维尔纳夫与格拉维纳率领着18艘战列舰出航了，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已从英军的视野中成功逃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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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可参见彩插中的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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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查德·斯特罗恩（Richard Strachan，1760～1828年），英国海军军官。1805年11月率一支分舰队全歼了从特拉法尔加海战撤退的4艘敌舰，随即晋升少将。1809年负责指挥在尼德兰发起的瓦尔赫伦岛远征，但斯特罗恩缺乏类似行动的经验，并与陆军沟通不善，导致行动最终失败。此后他再未得到指挥职务。1810年凭资历晋升中将，1821年晋升上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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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or Nelson’s “Order of Battle and Sailing” issued here，March 26th，see Hubback，Jane Austen’s Sailor Brothers，p.132.It is for twelve ships，including the Excellent，in two di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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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uriol，La France，l’Angleterre，et Naples，vol.ii，pp.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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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bid.，chap.v and p.222（Alquier to Talleyrand，March 29th）；and Nicolas，vi.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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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的巡洋舰布置如下：一艘在加里特岛，一艘在非洲沿岸，一艘在加里特与非洲海岸之间，同时担负着从突尼斯获取情报的任务。这三艘巡洋舰的目的是防止维尔纳夫沿着非洲海岸偷偷航向东方。还有两艘在纳尔逊与特洛岛之间，一艘负责弄清敌舰是否通过了博尼法乔海峡，另一艘在那不勒斯，随后又被召回，被派去打探法国舰队是否已返回土伦。Nelson to Ball：Nicolas，vi.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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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何塞·胡斯托·萨尔塞多·阿劳科（José Justo Salcedo y Arauco，1753～1825年），西班牙海军将领。长期在地中海服役，1805年出任卡塔赫纳舰队司令，但始终未能与法军或加迪斯舰队会和，同时幸免参加特拉法尔加海战。当年11月升任海军中将，负责保护航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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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费德里克·卡洛斯·格拉维纳·拿坡利（Don Federico Carlos Gravina y Nápoli，1756～1806年），西班牙海军将领。1804年出任驻法国大使，参加了拿破仑称帝的加冕礼，与拿破仑和德克雷关系良好，因而在1805年2月被任命为西班牙海军总司令。之后随法军参与特拉法尔加战役，在菲尼斯特雷海战中表现出色，受到拿破仑的特别赞誉。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负伤，因伤口感染在数月后去世。人们对格拉维纳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表现存在一些争议。维护者认为他表现出了非凡的忠诚和勇敢，是联合舰队中最杰出的将领；反对者则认为他缺乏领导舰队的资历，并因家乡在那不勒斯王国而对入侵那不勒斯的法国同僚十分消极，从未推动维尔纳夫执行拿破仑的命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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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arch 27：Nicolas，vi.383 n.：Barham Papers，iii.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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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rachan to Nelson，April 30：Nelson Papers，Add. MSS. 3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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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些有意思的机动可以在奥德的旗舰“光荣”号（Glory）的航海日志中读到，但奥德在发出的信件中对此只字不提。他只提到自己因背风而无法赶往圣文森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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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理查德·肯彭菲尔特（Richard Kempenfel，1718 ～1782年），英国海军将领，以海军战术与策略的革新者闻名。1779年夏天，法国与西班牙组成了拥有66艘战列舰的强大舰队，试图驶入英吉利海峡掩护陆军入侵。此时，肯彭菲尔特正担任英国西方舰队参谋长，麾下仅有38艘战列舰。英军选择谨慎避战，同时又紧随敌人，保持着威慑。这使法西联合舰队无法保障陆军渡海的安全，最终放弃了侵英计划。之后，肯彭菲尔特接任西方舰队司令，在1781年年末以劣势兵力成功地袭击了由优势敌军护航的运兵船队，并在1782年年初的一份备忘录中充分解释了他的防御观念。参见John B.Hattendorf，The Idea of a Fleet in Be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i，2014）。——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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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Orde to Nelson，Add.MSS. 34929，Apri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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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塞缪尔·萨顿（Samuel Sutton，1765～1832年），英国海军军官。1797年升任舰长，随纳尔逊参加了1801年的哥本哈根海战，曾担任纳尔逊的旗舰长，后随纳尔逊在地中海舰队服役。1804年随格雷厄姆·莫尔参与了袭击西班牙运宝舰队的行动，从中得到巨额赏金。1805年随纳尔逊参与了西印度大追击，返航后因病上岸，从此再也没有出海服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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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奥德的信件及其巡洋舰的命令，可参见 Admiralty Secretary，In-letters，410，March 19，April 10，11，12，15，17，19；而完全确证以上内容的其旗舰长的报告，可参见Ralfe，Naval Biography，ii.75；“猎兔犬”号的航行线路，可参见post，pp.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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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og of the Glory. For the Melampus，see her Log，and Gardner to Marsden，April 22：Blockade of Brest，ii.236，and post，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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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回国之后，奥德被解除了指挥官职务，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原职。但他与巴勒姆的往来信件表明，这与他在加迪斯港前的撤退并无关系。他在抗议解职命令时提醒巴勒姆，“在我荣幸地向海军部中的您表达个人敬意之时，你曾以那样的奉承姿态对我的行动表示完全赞许”。他的不幸完全是由于3月27日发出的那封轻率的信件。在那封信中，他对海军部要求他与纳尔逊分享战利品的命令感到怨恨。奥德认为这封信纯粹是私人性质的，但巴勒姆则认为一定要提交海军部会议讨论，最终结果是奥德被解职。巴勒姆曾劝他申请重返旧职，但他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Barham Papers，iii.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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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战役 第五章 巴勒姆勋爵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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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本土这场战争的指挥部，一切都已陷入了混乱；更不凑巧的是，法国土伦舰队恰恰在此刻出击。在1804年年底，由圣文森特勋爵[1]在1802年成立的著名的海军质询委员会发布了其第十份报告，其中用确凿的证据揭露出海军为抹平账目而采用的多种违规手段，让公众大为吃惊。作为海军大臣，梅尔维尔勋爵必须担下责任。他是皮特的挚友，而这一身份更让反对党希望发起一场政坛风暴。就在维尔纳夫驶向直布罗陀海峡之时，英国下议院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弹劾。皮特用尽全力为他的挚友——同时也是能干的大臣——提出辩护。得益于他那慷慨激昂的精彩演说，皮特距离胜利只剩一步之遥。然而，议长的关键一票却让他在最后关头败北。在这一击之下，皮特崩溃了。当他起身离开时，党内的年轻人如贴身侍卫般在他周围组成一道环绕的人墙，以免政敌看见他的泪水。第二天，就在奥德对加迪斯的封锁被突破的同时，梅尔维尔辞去海军大臣之职，海军部失去了首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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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这里还有一个人选能维持海军政策的连续性。年迈的水兵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仍然在世，尽管年近八十，他的头脑与身体仍然精力充沛。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担任海军审计长（Controller）——海军的首席会计师。在那个管理最为混乱的时期，他如支柱一般勉力维持着海军的运作，眼看着他的朋友——那些最为杰出的海军军官——在大海上陷入痛苦和绝望。在他任职期间，海军供应部门的效率最终得到改善，但他仍不满足，一直盼望着进一步的改革。但在得到上层支持之前，他无法取得实现这一愿望所需的权力。几年后，他所需要的权力似乎到来了。1788年，还在第一个首相任期内的皮特希望用一个文官顶替豪勋爵（Lord Howe）出任海军大臣。候选者是他的长兄，能力平平且缺乏经验的查塔姆勋爵（Lord Chatham）。尽管皮特对协调内阁有着非凡的天分，但这样的提名无可避免地遭到了反对。格伦维尔[3]建议让米德尔顿出任。此时，尽管他还从未指挥过舰队，但米德尔顿已被视为仅次于豪勋爵的海军事务大师——正如格伦维尔所说：“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的名望与品格足以掌握局势。”然而，我们却找不到米德尔顿对此的任何回应，他此时正因自己没能成为海军部的委员而深感失望。[4]更糟的是，即便作为海军审计长，他似乎也说不上话了。他的提议被屡屡否决，改革建议被搁置一边——查塔姆勋爵不准备做出任何改变。到1790年时，他已无法忍受下去，于当年2月向皮特提交了辞呈。他向皮特解释道，由于他先前给质询委员会提供了海军委员会（Navy Board）[5]中普遍恶习的证据，他已在部中大受猜忌。正因如此，他一定会让这些证据在报告中尽早披露出去。尽管皮特与他的兄长一再挽留，米德尔顿却不为所动。他在一周或两周之后写给皮特的信中说：“我辞职并非仅仅出于个人原因，我确信，海军部门目前的状态无法让我发挥任何作用，我很高兴您和查塔姆勋爵能坦率地承认我辞职的正当性。”[6]到1794年，他在查塔姆的帮助下进入了海军部委员会，但他对社会性、政治性影响的看法仍旧没有改变，这份工作也没能维持多久。第二年，他拒绝签署查塔姆继任者的一封命令，认为那违背了海军部的优良传统，结果又被迫辞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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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尔顿虽然没有正式的工作，却绝非无所事事。下一任海军大臣梅尔维尔勋爵是他的亲戚，于是任命他为自己的机要顾问。国会议员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曾与米德尔顿在废除奴隶贸易的议题上合作，米德尔顿是他最早的支持者，他告诉我们：“梅尔维尔勋爵关于王国海军力量的计划实际上是出自查尔斯。”[8]此时，米德尔顿刚刚被任命为一个新部门的领导，这个部门的任务正是执行质询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9]因此，威尔伯福斯的说法足以采信。对于那些准确而适当的作战部署，对于英国战争策略所体现出的那些最为精妙的老练特性，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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