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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策使奥德遭到了包括纳尔逊在内的许多人的强烈攻击。在审视它时，值得强调的是，他并没有率领整支舰队北上，而仅仅是他的战列舰队。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将全部的巡洋舰都留了下来，并精心布置了监视维尔纳夫的阵型。两天之后——4月12日——敌人还没有任何动静，他对当前局势的认识得到了确认，将此尽快地通报给海军部也就成了当务之急。不利的风向使他无法赶往圣文森特角，“索菲”号也与大部队一道受困，于是，奥德又多写了一封信，更充分地叙述了他对局势的推测与下一步行动。他在这封写给海军部的信中说：“我确信，敌军将不会长久地待在加迪斯，我认为他们的目的地是西方某处，要在那儿突然地集结起数支舰队。波拿巴或许希望以此在英吉利海峡中占得一时的兵力优势，让他能够对他的敌人发起致命一击。”在这封信中，英国方面首次正确地推断出了当前的真实局势，而这竟出自一位广受鄙夷的将领之手。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地中海的重要性，他只是认为，那里的危险已经不再是重中之重。“如果有证据让我相信，敌军是要向东方返回地中海，我将毫不犹豫地冒险穿过海峡，尽管我缺乏纳尔逊的位置与行动信息。”在这里，他面对着与纳尔逊几乎同样的抉择难题：敌人对何处的威胁最为严重？奥德认为，此时的答案是英吉利海峡的入口。“我将把我所指挥的大型战舰带回英格兰，让它们能接受海军部的重新分配；如果敌人真要对英格兰或爱尔兰发起袭击，这样做的风险最小，但收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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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奥德勉勉强强地绕过了圣文森特角，接着，他又因躲避糟糕的天气或是想侦察先前所在的海域而调舵向南。16日，他已行进到比直布罗陀海峡纬度更低的海域，一天后终于转向西方，按照常规方式开始了北上航行。其间，奥德仍旧没有发现维尔纳夫的踪影。无论他此番机动的意图为何，其结果都是让他对自己的推断愈加确信。[11]于是，他又派出阵中速度最快的双甲板战列舰“波吕斐摩斯”号（Polyphemus）前往海军部报告他的最新消息。奥德在信中认为，维尔纳夫的消失更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推论。他向他们保证道，无论发生了什么，敌军绝不可能先于他北上。当然，维尔纳夫没有出现在西部海域也可能意味着他要返回地中海，但奥德认为，在目前的战略局势中，这是可能性最小，也是威胁最小的一种情形。维尔纳夫不可能第二次从纳尔逊手中溜走，即便他与加迪斯的西班牙舰队一道返回，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击败纳尔逊。经历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们深知，指挥良好的弱势舰队足以组织起坚固的防御；而奥德对纳尔逊——他的军中宿敌——的战术能力更有着极高的肯定。“我敢相信，到那时，纳尔逊与他的12艘战列舰及其余巡航舰将做出毫无损失的成功防御，甚至能稳稳地咬住敌军舰队，使之无法执行任何实质性任务，尤其当他们舰上还有陆军之时。”在旧日战争最为黑暗的时刻，理查德·肯彭菲尔特[12]就是这样发挥着海军的防御力量，而纳尔逊以同样的方式拖延敌军行动的观念也已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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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奥德推理得出了最后的洞见。“我完全相信，法国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他们将舰队调出地中海后可能对我军形成的优势。即便让他们返回地中海，他们也会尽量避免这样做。”他的结论完全正确，只是，他尚不能预见法军此次出击将会遭遇的种种苦难，其最终将迫使拿破仑无可避免地下达撤回地中海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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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完全正确的推论，我们可以认为，奥德向西方舰队靠拢的决策符合英军集中兵力的战略传统，而且是出于对拿破仑战争计划的敏锐洞悉。即便没有对维尔纳夫展开充分的侦察与警戒，他也绝不应受到严重的谴责；更何况，他在调动战列舰队前已全神贯注、竭尽所能地布置了留守的巡洋舰。他已经命令一艘商船去地中海寻找纳尔逊[13]；而在向北航行之前，他将一艘巡洋舰派往西印度群岛，又让一艘空载的运输船去马德拉群岛警告归航的东印度商船。纳尔逊的旧友、巡航舰“安菲翁”号（Amphion）的萨顿舰长[14]率领麾下的两艘轻帆船——“黄蜂”号（Wasp）与“猎兔犬”号（Beagle）——也已被他派去侦察维尔纳夫。萨顿应前往圣文森特角附近，“搜集一切关于敌军行动的情报，并防止海角东面的船只落入敌手”。如果他确认维尔纳夫要向西航行，他就应带领沿途遇到的所有战列舰前往乌桑特；如果敌军向东航行，他们就应尽力与纳尔逊会合。“黄蜂”号的任务是监视加迪斯，“猎兔犬”号则在斯帕特尔角与特拉法尔加角之间巡航，萨顿希望它在这里警戒敌方私掠船，同时报告敌军舰队的消息。然而，它并没有长久地待在这个阵位上。奥德尚不知道的是，“猎兔犬”号已经发现了敌舰队的身影。它没能与上级取得联系，于是便径直向英国本土驶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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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奥德的决策有着理由充分的基础，他并未在此犯下什么错误。批评者认为，他更好的选择是与费罗尔港外的考尔德一道返航，而这也正是海军部在接到局势报告后对他下达的命令。但是，当时强劲的北风使他难以靠近费罗尔，而驶向乌桑特岛的航线则更靠西方，便于航行——纳尔逊在后来驶向康沃利斯的行动中也被迫选择了这一路线。事实上，尽管面对着重重困难，奥德的确曾试图接近考尔德，而两军会合的失败也并非他的原因。他在常规的西北航线上行进至4月22日，然后遇到了一阵足以支持他驶向东北方的海风。乘着这股风势，他在三天之后抵达了菲尼斯特雷集结点。这里一直是英国巡洋舰的侦察阵位，他本应在此与考尔德麾下的巡洋舰取得联系，但此时却空空如也。原来，本应在此守候的、由波因茨舰长（Captain Poyntz）指挥的“墨兰波斯”号（Melampus）巡航舰已在一周前离去。波因茨的行动其实也与当下时局相关：他得到了维尔纳夫驶出直布罗陀海峡的消息，于是便去给考尔德报信。奥德在他的接替者尚未出现时抵达了这里，事实上，他已位于费罗尔的西北方向，距离考尔德的锚地只有约50英里。但奥德对考尔德的踪迹一无所知，他认定考尔德一定也得知了维尔纳夫出击的消息并已经驶向乌桑特，正在像自己一样向北行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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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切就是这个有趣案例的真实情形。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他们的决策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纳尔逊被苛责为情报闭塞、轻率鲁莽，而实际上他们对当时的局势有着最为真切的判断。如果说奥德还有什么事未能做好，那就是他因巡洋舰数量不足而没能对敌人展开足够的侦察。他在算计敌人、布置巡洋舰阵位时遗漏了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位置不明的纳尔逊舰队对法国舰队及其指挥官士气的影响——维尔纳夫正因此而极度紧张。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很难猜到，维尔纳夫既然已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与格拉维纳舰队会合，却竟然不敢等待足够长的时间让全部的西班牙战舰做好出海准备，以全部兵力与之联合。但是，真实情况就是如此。4月9日晚8时许，法国舰队在港湾之外下锚，接着向加迪斯港内打出信号，让格拉维纳的西班牙舰队与早先抵达此处的法国74炮战列舰“鹰”号（Aigle）出港会合。港内做好出海准备的几艘战列舰于10时开始动身，而维尔纳夫在次日凌晨1时就下达了起锚的命令。纳尔逊有可能正紧追在他身后，他急于利用一切机会藏匿自己的踪迹，连一个晚上也不愿放弃。在加迪斯港外等待了不到四个小时后，维尔纳夫就匆忙地逃入夜色之中，让西班牙舰队阵型散乱、勉勉强强地追随着他的航迹。如果奥德还在那里，他很有可能将之全部俘获。但我们又怎能将这一结果归咎于他呢？奥德毕竟从未料到敌军如此行动的可能性。只要他多等待一会儿，弄清真实的情况，只要他能像他期望纳尔逊做的那样，“稳稳地咬住敌军”一天时间，局势就很可能改变。然而，早在萨顿的侦察行动开始之前，事态的发展就完全超出了他的预计。奥德已失去了这个良机。维尔纳夫与格拉维纳率领着18艘战列舰出航了，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已从英军的视野中成功逃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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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可参见彩插中的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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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查德·斯特罗恩（Richard Strachan，1760～1828年），英国海军军官。1805年11月率一支分舰队全歼了从特拉法尔加海战撤退的4艘敌舰，随即晋升少将。1809年负责指挥在尼德兰发起的瓦尔赫伦岛远征，但斯特罗恩缺乏类似行动的经验，并与陆军沟通不善，导致行动最终失败。此后他再未得到指挥职务。1810年凭资历晋升中将，1821年晋升上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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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or Nelson’s “Order of Battle and Sailing” issued here，March 26th，see Hubback，Jane Austen’s Sailor Brothers，p.132.It is for twelve ships，including the Excellent，in two di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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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uriol，La France，l’Angleterre，et Naples，vol.ii，pp.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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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bid.，chap.v and p.222（Alquier to Talleyrand，March 29th）；and Nicolas，vi.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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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的巡洋舰布置如下：一艘在加里特岛，一艘在非洲沿岸，一艘在加里特与非洲海岸之间，同时担负着从突尼斯获取情报的任务。这三艘巡洋舰的目的是防止维尔纳夫沿着非洲海岸偷偷航向东方。还有两艘在纳尔逊与特洛岛之间，一艘负责弄清敌舰是否通过了博尼法乔海峡，另一艘在那不勒斯，随后又被召回，被派去打探法国舰队是否已返回土伦。Nelson to Ball：Nicolas，vi.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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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何塞·胡斯托·萨尔塞多·阿劳科（José Justo Salcedo y Arauco，1753～1825年），西班牙海军将领。长期在地中海服役，1805年出任卡塔赫纳舰队司令，但始终未能与法军或加迪斯舰队会和，同时幸免参加特拉法尔加海战。当年11月升任海军中将，负责保护航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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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费德里克·卡洛斯·格拉维纳·拿坡利（Don Federico Carlos Gravina y Nápoli，1756～1806年），西班牙海军将领。1804年出任驻法国大使，参加了拿破仑称帝的加冕礼，与拿破仑和德克雷关系良好，因而在1805年2月被任命为西班牙海军总司令。之后随法军参与特拉法尔加战役，在菲尼斯特雷海战中表现出色，受到拿破仑的特别赞誉。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负伤，因伤口感染在数月后去世。人们对格拉维纳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表现存在一些争议。维护者认为他表现出了非凡的忠诚和勇敢，是联合舰队中最杰出的将领；反对者则认为他缺乏领导舰队的资历，并因家乡在那不勒斯王国而对入侵那不勒斯的法国同僚十分消极，从未推动维尔纳夫执行拿破仑的命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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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arch 27：Nicolas，vi.383 n.：Barham Papers，iii.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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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rachan to Nelson，April 30：Nelson Papers，Add. MSS. 3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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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些有意思的机动可以在奥德的旗舰“光荣”号（Glory）的航海日志中读到，但奥德在发出的信件中对此只字不提。他只提到自己因背风而无法赶往圣文森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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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理查德·肯彭菲尔特（Richard Kempenfel，1718 ～1782年），英国海军将领，以海军战术与策略的革新者闻名。1779年夏天，法国与西班牙组成了拥有66艘战列舰的强大舰队，试图驶入英吉利海峡掩护陆军入侵。此时，肯彭菲尔特正担任英国西方舰队参谋长，麾下仅有38艘战列舰。英军选择谨慎避战，同时又紧随敌人，保持着威慑。这使法西联合舰队无法保障陆军渡海的安全，最终放弃了侵英计划。之后，肯彭菲尔特接任西方舰队司令，在1781年年末以劣势兵力成功地袭击了由优势敌军护航的运兵船队，并在1782年年初的一份备忘录中充分解释了他的防御观念。参见John B.Hattendorf，The Idea of a Fleet in Be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i，2014）。——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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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Orde to Nelson，Add.MSS. 34929，Apri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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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塞缪尔·萨顿（Samuel Sutton，1765～1832年），英国海军军官。1797年升任舰长，随纳尔逊参加了1801年的哥本哈根海战，曾担任纳尔逊的旗舰长，后随纳尔逊在地中海舰队服役。1804年随格雷厄姆·莫尔参与了袭击西班牙运宝舰队的行动，从中得到巨额赏金。1805年随纳尔逊参与了西印度大追击，返航后因病上岸，从此再也没有出海服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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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奥德的信件及其巡洋舰的命令，可参见 Admiralty Secretary，In-letters，410，March 19，April 10，11，12，15，17，19；而完全确证以上内容的其旗舰长的报告，可参见Ralfe，Naval Biography，ii.75；“猎兔犬”号的航行线路，可参见post，pp.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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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og of the Glory. For the Melampus，see her Log，and Gardner to Marsden，April 22：Blockade of Brest，ii.236，and post，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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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回国之后，奥德被解除了指挥官职务，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原职。但他与巴勒姆的往来信件表明，这与他在加迪斯港前的撤退并无关系。他在抗议解职命令时提醒巴勒姆，“在我荣幸地向海军部中的您表达个人敬意之时，你曾以那样的奉承姿态对我的行动表示完全赞许”。他的不幸完全是由于3月27日发出的那封轻率的信件。在那封信中，他对海军部要求他与纳尔逊分享战利品的命令感到怨恨。奥德认为这封信纯粹是私人性质的，但巴勒姆则认为一定要提交海军部会议讨论，最终结果是奥德被解职。巴勒姆曾劝他申请重返旧职，但他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Barham Papers，iii.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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