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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任的第一天，巴勒姆正为改组海军部做着繁重的准备工作。现在的海军大臣是一位年迈的水兵，而他还要负责指挥这场海上战争，海军部的工作架构因此需要改变。[32]他或许也是彻夜未眠。第二天，4月30日，他向大海上的舰队指挥官们发出了一系列极其清晰的命令，这一切都是在极度紧张、缺乏休息的情况下做出的。其首要目标是拯救克雷格的远征军，其次是维持对费罗尔的封锁，最后，如果奥德的推测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还要按照传统方略，封锁英吉利海峡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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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姆向考尔德发去的命令是，如果他发现了已受到威胁的远征船队，他就应该截留住奈特和他的两艘战列舰，克雷格的运输船队则应在巡洋舰的护送下返回普利茅斯或科克港。而发给奈特的命令是，当下最为紧迫的需要是加强费罗尔港外的英国舰队，以防维尔纳夫试图打破封锁。如果他在护送运输船队驶过圣文森特角之前接到了这封命令，他就应该把船队带回费罗尔，再按照发给考尔德的命令行事；如果他已经驶过圣文森特角并确信维尔纳夫已经离开了加迪斯，他就应当把旗舰转设到一艘巡航舰上，将他的两艘战列舰如前文描述的那样派往考尔德或加德纳，然后与剩下的巡洋舰继续将运输船队护送到直布罗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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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奥德的指示则是让他在加迪斯留下侦察所需的巡洋舰，然后立即率战列舰队去费罗尔与考尔德会合。考尔德将听从他的指挥，而他则听令于加德纳。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加迪斯的封锁，新成立的西班牙舰队已被并入西方舰队。这样做的目的，正如命令所说，是为了加强对费罗尔的封锁。如果封锁失败，则所有舰队都应集结于英吉利海峡的入口。因此，如果发现考尔德已经返航，奥德也应当驶向乌桑特。但如果他和考尔德能够在费罗尔会合并维持封锁，他就应该遵照这则命令。如果他们有理由认为法西联合舰队正在接近费罗尔，并处在“你们认为无法有利地与之交战”的情况下，他们也应一道返回乌桑特，与加德纳会合。最后，海军部指示加德纳，如果情报表明联合舰队已经驶向北方，他就应该命令考尔德向自己靠拢。[33]如果将这些命令与奥德的实际行动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他实际上已经准确地把握了海军部的意图。他们都遵循着那个众所周知的传统措置，依靠这种方略，英军就能在任何对其战略布局的袭扰出现之时自发地在关键的时间与地点完成集结。英国舰队勇敢地分散在大海的各个角落，但这个传统方略却留存在舰队指挥官的心中，就如同他们的直觉。一旦有警报认为分散已不合时宜，他们就会如条件反射一般向战略中心收缩兵力。奥德的行动就是基于这种直觉，并得到了巴勒姆的认可。在急于指责纳尔逊之前，我们最好牢牢记住一点——纳尔逊对他已知的这些情况从不会说第二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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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大海中的舰队发出命令的同时，海军部还在加倍努力地强化西方舰队的核心兵力。他们立即派出了三层炮甲板的“乔治亲王”号（Prince George）战列舰；罗利将军（Admiral Rowley）则被派往查塔姆船坞，督促2艘即将完成的74炮战舰加紧建造，还要去雇用6～8艘用来传递信件的轻帆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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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一系列命令的真实含义并不难理解。英国正试图让一支陆军部队穿过无法控制的大海，也就是说，英国在这片海域中并没有决定性的制海权。英国舰队的掩护锁链已经被突破，因此，远征军必须撤退，除非他们已经安全地驶离了危险。然而，如果敌军的行动并不是针对远征军，他们就必须假设敌人是针对着最为危险的目标，英军就必须守住英吉利海峡的入口——那个传统的战略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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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海军看来，只要他们坚守着这个坚不可摧的传统布局，拿破仑的入侵计划就会像它的所有前辈那样，根本不可能成功。在谈及法国对海峡奇袭的盲目自信时，德斯奇霍上校曾这样写道：“不幸的是，英国早就听见了这种危险行动的风声，并在确证其严重性之后发布了集结命令。因此，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舰队必定会守御着海峡。在这种沉着应战的传统布局面前，拿破仑的任何计划都会被撞个粉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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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巴勒姆勋爵开始了他值得纪念的九个月任期。得益于长期工作的丰富经验，他还在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余对海军部进行了改组，使这一战争机构能出色地处理好所有诉求，直至胜利日的到来。在开始下一章的叙述前，我们最好能对他创设的新制度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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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未给自己安排特定职责。他在备忘录中写道：“海军大臣负责总体监督和全盘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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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最高的第一位军职大臣”——此时由甘比尔将军（Admiral Gambier）担任——“会在海军大臣缺席时接替其工作。他的职责还包括处理每日的文书，但更侧重于港口和秘密工作方面。”这意味着他将主掌各处海军基地和情报部门。“他会将所有送到他部门且他认为有必要记录的命令与信件交给他的秘书，然后由秘书抄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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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姆对其职责权限还做了进一步说明：“在海军大臣的许可下，他能调动本土与海外基地的所有舰船，有权向战舰上的将军、舰长或其他指挥官下达命令，有权调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他还要处理所有军舰的装配事宜。”实际上，他在物资供应方面的职责仅限于那些已经入役而尚未做好行动准备，因而被划入他部门管辖范围的军舰。他还要负责通过对比战舰的日志来确认海军部的命令是否得到执行，还要“考虑决定所有的军官升迁”——尽管是由海军大臣来签署晋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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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物资供给则由“第二位军职大臣”负责，“他将从秘书那儿得到所有审查过的，属于海军委员会、运输委员会、伤病委员会与格林尼治医院的书信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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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军职大臣则“在海军大臣的监督之下”主管所有现役军官与专职军官（warrant officers）的任命，并确保所有的军舰都配上了足够的军官——但舰长与尉官（Lieutenants）的空缺则需“报告给海军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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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大臣的任务，”巴勒姆在备忘录的最后写道，“是让军职大臣们能不受干扰地完成他们所负责的多种重要工作，负责签署所有从部里发来的命令、授权、保护单等文件。他们还要向海军部提供咨询意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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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海军部的改组，巴勒姆将他的同僚们变成了他的下属。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即巴勒姆所谓的第一位军职大臣——承担了类似于海军参谋长的职务，他指挥着战争的每一步行动，同时也要负责入役战舰的装备与人员配给。第二海务大臣掌管着物资供给，第三海务大臣掌管高级人事。而巴勒姆本人，正如海军部秘书巴罗（Barrow）所言，从未在海军部的办公室中工作过。他似乎只关心这场战役中的重大行动。巴罗告诉我们：“年迈的巴勒姆勋爵满足于各司其职的工作方式，他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偶尔提几个问题，将海军的日常事务交给部里的几位大臣去商量解决。事实上，他从未出席过海军部会议；但每当疑难问题出现时，一位大臣或秘书就会前往他的房间，请他定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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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罗的回忆中，巴勒姆似乎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但在他的房间中，他必定在思索着扭转这场战役的战略危机，推测着下一步的威胁所在，随时准备着向大海上的舰队发出必要的命令。这一切都在一系列的“秘密命令”中得到体现，这些密令全都指导着关乎战争全局的重大行动，而落款处都署着巴勒姆的签名。如同巴罗所说，他并不关心“海军的日常事务”，在更高的层级上指挥这场战争才是这位老人未曾止息、从未间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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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自己完全专注于唯一的目标，甚至不惜因此而失礼。《巴勒姆文集》中有一篇长长的《致国王的信》，内容是关于1805年9月的海军形势。在信的开头，他就对自己没能前往王宫表示歉意；而他这样做则是因为要同时监管海军部与海军委员会的工作，无法抽出时间等候国王接见。当年11月，他又让皮特代他向内阁递去一份申请，希望那条只让他参加与海军相关会议的禁令能继续下去。[38]没有任何证据能对巴罗有关巴勒姆不在海军部办公的说法构成质疑，他的工作方式似乎是独自起草那些关乎战争方向的战略性命令，然后再将稿件交给海军部同僚以得到正式批准和署名。最为确切地说，巴勒姆就是这场海上战役的真正引导者；但在他眼里，这份工作还必然包括管理物资供给方面的重大问题。就在如此全神贯注的时刻，他仍旧坚持着英国的古老传统，时刻紧盯着后勤部门。也就是说，巴勒姆的职责如同皮特这位战时首相的海军参谋长；与此同时，他也将海军委员会掌控在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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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杰维斯，圣文森特伯爵（John Jervis，Earl of St Vincent，1735～1823年），英国海军将领。1793年升任中将，在对法战争中出任西印度舰队司令。1795年晋升上将，出任地中海舰队司令，赢得了圣文森特角海战的胜利，因此得到伯爵封号。在此期间，他十分赏识舰队中的纳尔逊。1800～1801年他统领西方舰队时，开始对法国军港实行近距离封锁。这一政策直至1870年代都是英国海军的基本战略。1801～1804年在阿丁顿内阁出任海军大臣，展开了激进但并不成功的改革。1805年年末再次出任西方舰队司令，但因健康原因于1807年退休。1814年晋升为海军元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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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军质询委员会（Commission of Naval Enquiry）是时任海军大臣圣文森特勋爵为了查处海军部门的腐败案件而设立的兼具讯问、调查、审判的特别机构。现代研究者认为，当时的海军部门虽存在效率不良等问题，但实属英国政府的普遍情况。圣文森特勋爵的反腐运动主要是基于他根深蒂固的偏见，其手段蛮横粗暴，不仅没有解决制度性问题，反而对海军的后勤运作造成了巨大伤害。哗众取宠的海军质询委员会报告很快卷入党派斗争，甚至成了圣文森特勋爵打击私敌的工具。由于皮特在野时曾抨击过阿丁顿内阁中的圣文森特勋爵，委员会报告便多次针对皮特的伙伴。质询委员会在第十份报告中指控道，在梅尔维尔于1790年代担任海军财政主管时，他的直接下属——一位海军出纳员——将一笔公款存在一家银行的私人账户中，而不是海军部规定的、近在咫尺的另一家银行的官方账户里，这恰恰违反了梅尔维尔此前在议会提出的法案。梅尔维尔在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中辞职，再未重返政坛，但他最终被宣告无罪。参见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Penguin UK，2006），pp.478-480；Roger Knight，Britain Against Napoleon：The Organization of Victory，1793-1815（Penguin UK，2013），pp.213-25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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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威廉·温德汉姆·格伦维尔，格伦维尔男爵（William Wyndham Grenville，Baron Grenville，1759～1834年），英国政治家。曾在皮特第一届内阁中任内政大臣、外交大臣等职，对英国政策的制定与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皮特病逝后曾短暂出任首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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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anhope，Life of Pitt，i.377；Barham Papers，ii.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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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军委员会（Navy Board）是海军部（Admirality）下属的行政管理组织，主管舰船的修造、维护，舰队的后勤保障。米德尔顿长期担任的海军审计长即是海军委员会的下属部门负责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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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iddleton to Pitt，Feb.8 and March 15，1790：Chatham Papers，Bundle III.他还交给皮特一份大篇幅的细致备忘录，讨论海军委员会的重组问题。Ibid. and Bundle 245. And see Barham Papers，iii.3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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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bid.，418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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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tanhope，Life of Pitt，iv.287，and Wilberforce’s Life，iii.223.在《巴勒姆文集》（Barham Paper）中有一封“给詹姆斯先生的短信”（Note for Mr.James），其中提及，在皮特再次当选首相后，他与梅尔维尔决定，所有关于整顿海军的事都要咨询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历史学家尚不能确定这个詹姆斯先生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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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个机构的名称是“海军民事活动改进与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for Revising and Digesting the Civil Affairs of the Navy），一般被称为改进委员会，成立于1804年12月。现代学者认为，设立该机构的目的部分是抵消质询委员会的破坏性，而主要目的则是真正地改革海军行政机构。参见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1649-1815（Penguin UK，2006），p.479。——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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