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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物资供给则由“第二位军职大臣”负责,“他将从秘书那儿得到所有审查过的,属于海军委员会、运输委员会、伤病委员会与格林尼治医院的书信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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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军职大臣则“在海军大臣的监督之下”主管所有现役军官与专职军官(warrant officers)的任命,并确保所有的军舰都配上了足够的军官——但舰长与尉官(Lieutenants)的空缺则需“报告给海军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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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大臣的任务,”巴勒姆在备忘录的最后写道,“是让军职大臣们能不受干扰地完成他们所负责的多种重要工作,负责签署所有从部里发来的命令、授权、保护单等文件。他们还要向海军部提供咨询意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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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海军部的改组,巴勒姆将他的同僚们变成了他的下属。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即巴勒姆所谓的第一位军职大臣——承担了类似于海军参谋长的职务,他指挥着战争的每一步行动,同时也要负责入役战舰的装备与人员配给。第二海务大臣掌管着物资供给,第三海务大臣掌管高级人事。而巴勒姆本人,正如海军部秘书巴罗(Barrow)所言,从未在海军部的办公室中工作过。他似乎只关心这场战役中的重大行动。巴罗告诉我们:“年迈的巴勒姆勋爵满足于各司其职的工作方式,他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偶尔提几个问题,将海军的日常事务交给部里的几位大臣去商量解决。事实上,他从未出席过海军部会议;但每当疑难问题出现时,一位大臣或秘书就会前往他的房间,请他定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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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罗的回忆中,巴勒姆似乎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但在他的房间中,他必定在思索着扭转这场战役的战略危机,推测着下一步的威胁所在,随时准备着向大海上的舰队发出必要的命令。这一切都在一系列的“秘密命令”中得到体现,这些密令全都指导着关乎战争全局的重大行动,而落款处都署着巴勒姆的签名。如同巴罗所说,他并不关心“海军的日常事务”,在更高的层级上指挥这场战争才是这位老人未曾止息、从未间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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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自己完全专注于唯一的目标,甚至不惜因此而失礼。《巴勒姆文集》中有一篇长长的《致国王的信》,内容是关于1805年9月的海军形势。在信的开头,他就对自己没能前往王宫表示歉意;而他这样做则是因为要同时监管海军部与海军委员会的工作,无法抽出时间等候国王接见。当年11月,他又让皮特代他向内阁递去一份申请,希望那条只让他参加与海军相关会议的禁令能继续下去。[38]没有任何证据能对巴罗有关巴勒姆不在海军部办公的说法构成质疑,他的工作方式似乎是独自起草那些关乎战争方向的战略性命令,然后再将稿件交给海军部同僚以得到正式批准和署名。最为确切地说,巴勒姆就是这场海上战役的真正引导者;但在他眼里,这份工作还必然包括管理物资供给方面的重大问题。就在如此全神贯注的时刻,他仍旧坚持着英国的古老传统,时刻紧盯着后勤部门。也就是说,巴勒姆的职责如同皮特这位战时首相的海军参谋长;与此同时,他也将海军委员会掌控在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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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杰维斯,圣文森特伯爵(John Jervis,Earl of St Vincent,1735~1823年),英国海军将领。1793年升任中将,在对法战争中出任西印度舰队司令。1795年晋升上将,出任地中海舰队司令,赢得了圣文森特角海战的胜利,因此得到伯爵封号。在此期间,他十分赏识舰队中的纳尔逊。1800~1801年他统领西方舰队时,开始对法国军港实行近距离封锁。这一政策直至1870年代都是英国海军的基本战略。1801~1804年在阿丁顿内阁出任海军大臣,展开了激进但并不成功的改革。1805年年末再次出任西方舰队司令,但因健康原因于1807年退休。1814年晋升为海军元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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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军质询委员会(Commission of Naval Enquiry)是时任海军大臣圣文森特勋爵为了查处海军部门的腐败案件而设立的兼具讯问、调查、审判的特别机构。现代研究者认为,当时的海军部门虽存在效率不良等问题,但实属英国政府的普遍情况。圣文森特勋爵的反腐运动主要是基于他根深蒂固的偏见,其手段蛮横粗暴,不仅没有解决制度性问题,反而对海军的后勤运作造成了巨大伤害。哗众取宠的海军质询委员会报告很快卷入党派斗争,甚至成了圣文森特勋爵打击私敌的工具。由于皮特在野时曾抨击过阿丁顿内阁中的圣文森特勋爵,委员会报告便多次针对皮特的伙伴。质询委员会在第十份报告中指控道,在梅尔维尔于1790年代担任海军财政主管时,他的直接下属——一位海军出纳员——将一笔公款存在一家银行的私人账户中,而不是海军部规定的、近在咫尺的另一家银行的官方账户里,这恰恰违反了梅尔维尔此前在议会提出的法案。梅尔维尔在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中辞职,再未重返政坛,但他最终被宣告无罪。参见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Penguin UK,2006),pp.478-480;Roger Knight,Britain Against Napoleon:The Organization of Victory,1793-1815(Penguin UK,2013),pp.213-25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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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威廉·温德汉姆·格伦维尔,格伦维尔男爵(William Wyndham Grenville,Baron Grenville,1759~1834年),英国政治家。曾在皮特第一届内阁中任内政大臣、外交大臣等职,对英国政策的制定与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皮特病逝后曾短暂出任首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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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anhope,Life of Pitt,i.377;Barham Papers,ii.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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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军委员会(Navy Board)是海军部(Admirality)下属的行政管理组织,主管舰船的修造、维护,舰队的后勤保障。米德尔顿长期担任的海军审计长即是海军委员会的下属部门负责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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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iddleton to Pitt,Feb.8 and March 15,1790:Chatham Papers,Bundle III.他还交给皮特一份大篇幅的细致备忘录,讨论海军委员会的重组问题。Ibid. and Bundle 245. And see Barham Papers,iii.3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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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bid.,418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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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tanhope,Life of Pitt,iv.287,and Wilberforce’s Life,iii.223.在《巴勒姆文集》(Barham Paper)中有一封“给詹姆斯先生的短信”(Note for Mr.James),其中提及,在皮特再次当选首相后,他与梅尔维尔决定,所有关于整顿海军的事都要咨询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历史学家尚不能确定这个詹姆斯先生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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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个机构的名称是“海军民事活动改进与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for Revising and Digesting the Civil Affairs of the Navy),一般被称为改进委员会,成立于1804年12月。现代学者认为,设立该机构的目的部分是抵消质询委员会的破坏性,而主要目的则是真正地改革海军行政机构。参见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1649-1815(Penguin UK,2006),p.479。——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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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oronzow to Czartoryski:De Martens,Recueil de Traites,xi.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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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tanhope,Life of Pitt,iv.Appendix,p.xx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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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o Lord Hardwicke,Viceroy of Ireland,April 26:Hardwicke Papers,Add.MSS. 3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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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它刚刚从护送纳尔逊的补给船前往第97号集结点的任务中返回。第97号集结点位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海岸的圣塞巴斯蒂安角外海。Nelson to Capel:Nicolas,vi.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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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ord Mark Kerr to Nelson,April 9:Nelson Papers,Add.MSS. 3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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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按照最早记录这一集结点的1808年版的《信号手册》(Signal Book),这里是第52号,位于“菲尼斯特雷西北方6里格处”,但詹姆斯说当时的集结点是在38里格处(vol.iv,p.452)。两艘巡洋舰实际上是在菲尼斯特雷西南方5~6里格处相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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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Kerr to Gardner,April 23:Blockade of Brest,ii.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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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Out-letters(Secret Orders),1363,April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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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菲利普·约克,哈德威克伯爵(Philip Yorke,Earl of Hardwicke,1757~1834年),英国政治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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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Hardwicke Papers,April 30:Add.MSS. 3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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