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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elson to Thomas，H.M.Bomb AEtna，April 16th：Nicolas，vi.404；and Nelson’s Journal，April 1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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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1781～1866年），英国海军军官。曾参与法国革命战争。1801年晋升舰长，1802年起指挥“亚马孙”号，随纳尔逊参加了西印度大追击，但错过了特拉法尔加海战。曾两次担任第二海务大臣。1841年起接替伯麦（James Bremer）出任东印度与中国舰队总司令，指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诸多战事，当时被译作巴加。1851年晋升上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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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hillimore，Life of Sir William Parker，vol.i，p.284.Parker to Nelson，April 18th：Nelson Papers，Add.MSS. 34929，f.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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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elson to Capel，April 18th；Nicolas，vi.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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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hillimore，Sir William Parker，i.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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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elson to Otway，April 26th；Nicolas，vi.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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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o Marsden，May 1st：Nicolas，vi.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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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larke and McArthur，Life of Nelson，II.Part，iii.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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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理查德·比克顿（Richard Bickerton，1759～1832年），英国海军将领。长期在地中海舰队服役。1799年升任少将，1800年指挥封锁加迪斯，之后远征埃及。1803～1805年9月担任纳尔逊的副司令，后病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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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战役 第七章 纳尔逊何以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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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茹河畔的里斯本城中，皮特对抗拿破仑这出大戏里的一条支线正在上演。在英格兰与法兰西旷日持久的帝国竞逐中，里斯本——这个欧洲海上扩张的起点——早已被视为用任何代价都无法换取的必争之地。如同他的所有先驱者一样，拿破仑不仅要求葡萄牙不能成为英国的盟国，甚至不允许它保持中立。法国与西班牙已经像旧日的波旁王朝家族同盟那样约好，他们至少要强迫葡萄牙对英国船只实行港口禁入令。1805年2月底，拿破仑派他的副官与骠骑兵队长朱诺将军（General Junot）出任法国驻里斯本大使，督促约定的履行。朱诺在路上耽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首先去马德里与西班牙政府讨论了海军行动的事务，直至4月的第二周才抵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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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极其凶险的时刻。英国驻里斯本大使罗伯特·菲茨杰拉德勋爵（Lord Robert FitzGerald）已于4月13日收到了奥德有关其已被维尔纳夫逐离加迪斯港外的消息，他已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外交争斗。朱诺随即于次日抵达，这让菲茨杰拉德深信土伦舰队将在一两天后出现在特茹河口，迫使葡萄牙加入拿破仑的大陆同盟，从而将他推入绝望的境地。他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法国与西班牙舰队在加迪斯的联合将让这里的两国大使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他的手中缺乏抵抗的实力。葡萄牙人的确想重振他们的海军，并得到了英国军官、海军少将唐纳德·坎贝尔（Rear-Admiral Donald Campbell）的协助。但坎贝尔现在已率领着包括1艘战列舰与3艘巡洋舰在内的葡萄牙舰队驶入了大海，据说是去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打击日渐棘手的阿尔及利亚海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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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诺与西班牙大使所希望的局势很快就初现端倪。萨顿舰长——奥德留下的巡洋舰队指挥官——在拉各斯湾补充食物时遭到了葡方的拒绝。菲茨杰拉德提出抗议，葡方却悄悄地告诉他，禁令并不会实际执行。可随后，葡萄牙又宣布了隔离英国船只的命令。萨顿随即发现，他已无法继续执行奥德的指示。“猎兔犬”号轻帆船已经下落不明，只有“黄蜂”号仍与他保持着联系，而他现在已很难雇到用来侦察加迪斯的葡萄牙小艇。然而，菲茨杰拉德仍然得到了一些来自加迪斯的情报。4月24日，他向英国政府报告了法西联军在10日驶向西方的消息。他立即让英国邮船发出了这封信，里斯本的压力似乎已经减轻。但在不久之后的5月2日，他又收到了萨顿的新情报，称“黄蜂”号的军官在4月27日乘葡萄牙小艇进行侦察时发现，整支法西联合舰队仍然待在加迪斯。如果这是真的，这便意味着维尔纳夫已经折返，他们面临着比之前更大的威胁。菲茨杰拉德无法相信这则消息，他之前已从一位中立国船长那儿得到了精确的细节，证实联合舰队已经驶向西方，而来自加迪斯的每一份报告都表示牙买加是他们的目的地。但是，他也无法取得更进一步的确切消息。在这一困境中，他最终遵循了一则值得记录的行动准则。现在，外交渠道的情报与海军渠道的情报出现了矛盾，但外交形势却要取决于海军形势，这首先是一个海军问题。因此，在咨询了渊博睿智的领事官甘比尔（Gambier）先生之后，他认定目前只能假设海军发来的情报为真。他们随即将这一情况向本土汇报，随后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展开了行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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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立即采取行动的确极为必要。他们知道，奈特和克雷格距离这里已是相当之近。仅仅数日之前，在附近巡航的“俄耳甫斯”号（Orpheus）巡航舰已经携带着奥德离去的消息前去寻找并警告远征军。如果它没能找到他们，而萨顿的新情报又不幸属实，远征船队便无异于朝狮子的巨口驶去。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得到警告。另一艘英国邮船刚刚抵达，菲茨杰拉德的一位下属立即乘着它出海，也去搜寻远征军。不过，就在他出发的二十四小时后，远征船队便在特茹河口现身。领事官甘比尔立即向他们传达了紧急消息，他发现他们在一天之前已经遇到了“俄耳甫斯”号，但并没有与那艘邮船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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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里斯本目前的事态极为微妙，但甘比尔力劝奈特与克雷格不要犹豫。“俄耳甫斯”号已被派往南方去搜集关于加迪斯港内状况的可靠情报，而领事官则向葡萄牙政府转呈了一封由两位英军指挥官连署的、措辞强硬的信。信中说，他们希望在特茹河口寻求庇护，而任何尝试阻止他们进入河口的行为都会被视作敌对行径。葡萄牙人态度和缓地下达了相关要求，这封信成功达成了他们希望的目的。第二天，远征船队没有遭到任何阻挠便悄悄地下锚在受到防御工事保护的港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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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气氛立即紧张到了极点。朱诺和西班牙大使都知道维尔纳夫已经前往大西洋彼岸，在他们看来，英军的行动只可能有一个目的。他们显然是要先下手为强，就如同1762年那场成功的阻击。[3]他们对克雷格远征目标的猜测已在心中徘徊了相当长的时间，并向塔列朗警告了这种威胁[4]，而现在，这种担心似乎已变为现实。朱诺和西班牙人向葡萄牙发出恫吓，他们抗议道，这是皮特与葡萄牙人事先设计的圈套，用英国部队来驻守葡萄牙的要塞。他们要求葡方要么做出详尽而令人满意的解释，要么就驱逐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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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皮特所能掌握的陆军兵力远不足以支持他执行这样的战争计划，但两位大使的疑心却让他们相信，只要法国舰队有进入特茹河口的迹象，克雷格就会立即安排夺取海岸要塞，这就是他的真正使命。因此，一位好奇的英军军官在记录这件意外事件时如是写道：“事态将会变得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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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大臣阿劳约（Aranjo）对此束手无策。如果他不能安抚朱诺和他的同僚，就会招致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入侵。而如果得罪了英国人，他们的反击或许会来得更快——纳尔逊的舰队随时都可能出现。任何一方他都得罪不起。他只能转而求助于菲茨杰拉德，希望克雷格不要待得太久，而菲茨杰拉德只能向他保证，一旦“俄耳甫斯”号带来了关于敌军行动的进一步情报，远征军就会离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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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种情形只能持续下去。法国与西班牙大使依旧发出恫吓，却也无可奈何；驱逐英军的极端要求也没有得到回应。正在迟疑之间，紧张的局势得到了缓解。第三天的时候，“俄耳甫斯”号回到了里斯本。它确证了菲茨杰拉德的推测：维尔纳夫并未折返。更让他欣喜的是，他期盼已久的纳尔逊已经驶出了直布罗陀海峡。奈特随即打出信号让船队起锚，准备出海与纳尔逊相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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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前往加迪斯打探消息的“俄耳甫斯”号在圣文森特角以北约50英里处遇到了帕克所指挥的“亚马孙”号——巧合的是，纳尔逊正等着它从特茹河口带来足以做出最终决断的关键信息。它们一同行驶至圣文森特角，即纳尔逊指定的集结地。随后，帕克将他的信件与消息交给了“俄耳甫斯”号，让它带往里斯本，而他则怀揣着从“俄耳甫斯”号得来的消息，在此等待纳尔逊。这样一来，他们可能就节省了一两天时间。而这也正是纳尔逊本人的行事风格。当合适的海风出现时，尽管纳尔逊在特图湾内尚未完成补给，但他仍下达了起锚的命令。靠近直布罗陀时，风势又消歇下去，他再次下锚，继续搬运补给。五个小时后，海风又一次出现，他终于能乘着它前往圣文森特角，在那儿根据新的情报做出最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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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纳尔逊自己所说的，他仍旧被包围在一面黑暗幕布里。但在离开特图湾时，他已面对着与之前不同的可能性。他在写给海军部的信中不再提“没有消息就向海峡靠拢”，而是说可能前往西印度群岛。这一转变的原因已毋庸置疑。在直布罗陀，他与坎贝尔少将的葡萄牙舰队取得了联系，而“贝尔岛”号（Belleisle）战列舰的哈古德舰长（Captain Hargood）告诉我们，纳尔逊从坎贝尔那儿得到了“关于法国舰队目的地的重要信息”。纳尔逊的信件中并未提到这一情节，这也是自然之举：唐纳德·坎贝尔正在为中立国服务，如果别人知道了这件事，他就将陷入棘手的困境——这是我们完全可以推想到的实情。朱诺和他的同僚的确已经盯上了坎贝尔。在坎贝尔回到里斯本后，他们强烈要求葡方将之解聘，迫使他返回英国，在穷困中去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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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不是坎贝尔的信息让纳尔逊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在迈出这关键一步之前，他一定要得到更加确切的情报，也就是在圣文森特角从“亚马孙”号或奥德留下的巡洋舰那里得到的消息。在5月6日——他遇到坎贝尔的那一天——的夜间，纳尔逊离开了直布罗陀。乘着轻微的海风，他要到9日清晨才会抵达圣文森特。在此期间，他的目标仍然不确定，他也尚不具备足以穿越大西洋的补给。“胜利”号舰长托马斯·哈迪在圣文森特角出现于其视野内时写道：“除了他们在4月10日离开了加迪斯，我们还没听到关于法国舰队的任何消息。因此，纳尔逊勋爵强烈相信他们去了西印度群岛，如果我们在里斯本也打探不到任何关于其目的地的消息，我们就应该追踪而去。我们派出的‘亚马孙’号应该在明天就能与我们再次相遇。”直至此时，这个开放性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但纳尔逊已经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他们耽误的时间，用以追求行动的确定性。奥德派往拉各斯湾的补给船仍在原地，纳尔逊决定利用这个明显的机会，去那里装载补给。第二天，纳尔逊在拉各斯湾向坎贝尔写道：“亲爱的坎贝尔，我们在这里搬空了约翰·奥德爵士的运输船……我们现在能在大海上坚持五个月的时间，明天就向西印度群岛进发……奈特将军与他的运兵船队已在里斯本出现。我希望他能到这里来，但他被一则称联合舰队仍在加迪斯的假消息骗住了——我倒真希望他们在那里。”[8]当天夜里，他驶回圣文森特角。夜晚10时，哈迪在他的信中添上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们正在圣文森特角外海，爵爷已经下定决心，于明天向西印度群岛进发。”[9]因此，我们可以精确地推断出纳尔逊是在哪几个小时中做出了这个重大的决定，而他依靠的又是哪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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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为他描述出真实局势的情报来自他的老友、巡航舰“安菲翁”号的舰长萨顿，他一直待在奥德为他指定的位置上。尽管纳尔逊在日志中并未承认这一点，但其却毋庸置疑。纳尔逊的日志写道，9日晚7时30分，“安菲翁”号加入了舰队，“我命令萨顿舰长接受我的指挥，而他告诉我，他自敌军离开加迪斯后就再没得到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萨顿仍能为他提供一个消极证据，证明敌军并未留在欧洲水域。两天前，他遇到了巡航舰“活力”号（Lively），后者刚刚在约一周前从英吉利海峡驶来。它在4月27日从斯皮特黑德出发，七天之后，它的舰长登上了加德纳勋爵的旗舰，在那里听说奥德正在返回乌桑特岛途中，而维尔纳夫并未露面。第二天，它快速向南行进，目睹了奥德与加德纳的会合，之后又目送一支并未受阻的商船队向北驶去。纳尔逊由此可以确定，在联合舰队离开加迪斯的三周之后，北方的海域中完全没有他们的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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