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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30分，两支舰队间的距离已经拉近到8英里，两军仍旧分别朝着东北和西南方向稳步向前。考尔德仍旧没有争抢上风的想法，他召回了前出的战舰，随即打出准备交战的命令，组成了指向南偏西方向的战列线——这只能驶向下风方向。[15]几分钟后，他又打出信号要求转向右舷，浓雾随后再次降临，让两军脱离了对方的视线。一刻钟后，雾气又一次消散，两军忽然发觉，他们已经形成了航向相反的两条平行线列，相互间的距离也仅仅比火炮射程多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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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维尔纳夫而言，考尔德选择这种阵位只能有一种含义。法国海军此时的观念——如同在其他地方也随处可见的类似倾向——受到了上一次重大海战的深刻影响。维尔纳夫就此认为，考尔德准备重演纳尔逊在尼罗河口海战中使用的战术，准备双面夹击其后卫舰队。[16]基于这一设想，他向战列前方的格拉维纳打出信号：如果听到后卫传来炮声，他就应该让舰队依次顺风调头。出乎维尔纳夫意料的是，格拉维纳刚刚从雾气间看到法国巡航舰转发的信号，就立即开始执行调头的命令——不过他却将幸运地因此得益。[17]与此同时，英军先导舰——由艾伦·加德纳舰长指挥的老旧而弱小的74炮舰“英雄”号（Hero）——已经靠近了敌军中部。考尔德认为进攻时机已经来临，随即打出信号，令全军依次迎风掉转航向。他打算让英国舰队紧靠在敌军中后卫的下风处，在与敌军相同的航向上展开战斗。在前一信号降下之后，他接着打出“攻击敌军中卫”，一刻钟后又打出“组成紧密阵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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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至最后一刻才让舰长们了解到他的攻击计划，但舰队前方的战舰却并未遵照他“攻击敌军中卫”的关键命令。考尔德的命令并未在加德纳舰长的日志上出现，而他身后的“埃阿斯”号也只是简单地写着“与敌军交战”。事实上，在这则信号尚未传递到身处战列线前端的加德纳时，他已被迫开始自主行动。他在掉转航向后同维尔纳夫一样朝着北方航行，却忽然发现一支西班牙大舰队正以相反航向迎面驶来。格拉维纳的旗舰一马当先，前来救援后卫的法国舰队。考尔德预想的攻击就这样被完全格挡了，浓密的大雾又让他看不清舰队前端的最新情形。加德纳舰长也看不到考尔德的旗舰，战斗决策的责任落到了他自己的肩上。如果他继续航行，两支舰队就会再次相向驶过，但这是长期以来都被视作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的战斗形式。于是，他决定担当起责任，引导舰队再一次转舵，并与敌军保持相同的航向。在他转舵之前，格拉维纳已经杀到他的身边。西班牙旗舰射出了一轮舷炮，但其船身由于糟糕的压舱物而有些倾斜，因此无法准确地造成严重破坏。加德纳得以继续他的机动。这场海战就以这样的方式在下午5时打响，完全脱离了考尔德预想的作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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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火之后，格拉维纳随即发现自己已抵达法军殿后舰的位置。由于维尔纳夫曾在他驶过法军旗舰时向他下达掩护后卫的命令，他决定穿过法国舰队的尾迹，顶风转向至右舷迎风的西偏南。在英军方面，“英雄”号之后的“埃阿斯”号遭到了2艘西班牙战舰的攻击，它被迫驶往下风、退出战列。考尔德的旗舰在这个时候刚刚抵达加德纳转向的位置，退出战列的“埃阿斯”号决定驶向旗舰，向他报信。[19]于是，直到战斗开始的三刻钟后，考尔德才弄清了战场的真实情形。6艘战列舰已跟随加德纳进行了第二次转向，考尔德的旗舰是第7艘。他随即打出“全军听令”信号，指示所有战舰到他附近的位置上转舵，追认了加德纳的自发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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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构思良好的攻击就这样毁于格拉维纳的提前调头以及他自己无法掌控的战场环境。考尔德现在只能集中攻击敌军的前卫与中军，而这种糟糕的作战方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敌军在己方后卫舰队上集中兵力——他们的后卫舰队完全可以赶上前去。此外，只有12艘英舰正在与敌军作战。在考尔德转向之前，“英雄”号与“埃阿斯”号已经被逐出战列；在他转向时，格拉维纳已在同英国舰队中的第四艘战舰——98炮的“巴夫勒尔”号——交战。不仅两艘弱小的先导舰退出了战斗，强大的“龙”号也一直被逆风困在下风方向，从始至终都没能加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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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战列最后方的“马耳他”号正在与法西联军的第12艘战舰交火。那也是一艘80炮战舰，是由法军少将杜马诺阿[20]坐镇的联军后卫的首舰。不过，绝大多数后卫法舰都没有加入战斗，考尔德得以势均力敌地应付面前的这部分敌舰。之后发生的事就没人能说得清楚了：大雾再一次降临，两支舰队在西偏南的航向上继续近距离交战。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向谁开火，只是朝着对面炮口的闪光不断射击。维尔纳夫在跟着西班牙舰队转向时甚至都分不清敌军是在左舷还是右舷。而友军的误击也在所难免：“马耳他”号在转向之后就曾朝一艘英国巡航舰开火。这种混乱而盲目的战斗一直到夜里9时才完全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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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斗结束时，英军已夺取了2艘位于前卫最后方的西班牙战舰，它们在英勇抵抗之后因重伤瘫痪而不幸地漂到了下风的英国舰队中。98炮战舰“温莎堡”号（Windsor Castle）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受损也最为严重：它的前顶桅（foretopmast）被打断，舰员死伤45人。一位在场的军官曾称赞它“表现精彩”；而从伤亡情况看来，是它与考尔德的旗舰、同样拥有三层炮甲板的“威尔士亲王”号给敌军造成了最大的破坏。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英军后卫的两艘战舰：战列末端的“马耳他”号与它前方的“雷神”号（Thunderer）遭受了敌军的集火攻击，却也给当面之敌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两艘战舰都遭受了严重的人员损失，“马耳他”号的死伤情况与“温莎堡”号相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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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战斗伤亡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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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德在次日早晨的信中写道：“这是一场很有决定性的战斗，一直持续了四个小时，直到我认为有必要让舰队去掩护被俘的敌舰。”维尔纳夫的说辞则与之相反：“敌人匆匆逃离，他有好几艘战舰已被打残，我军仍保有战场。胜利的欢呼响彻我们的战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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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夸耀都无法令人满意。不过，考尔德的说法至少在战略层面上还算事实，而维尔纳夫对保有战场的吹嘘则完全没有道理。这次战斗的真实结果是，考尔德守住了他的位置，他击退了维尔纳夫接近费罗尔或加利西亚信号站的企图。他从优势敌军手中夺取了2艘战列舰，给敌人造成比己方伤亡大三倍的损失。截至此时，考尔德显然赢得了胜利，他在海战中的行动也得到了海军部的表彰，这一点从未遭到质疑。他当然也觉得自己干得不错，并在凌晨时分传出话来，准备在次日一早再次与敌军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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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太阳升起时，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舰队正散落于广阔的洋面上。舰队前卫远离敌军所在的上风位置，巡航舰、战利舰与“温莎堡”号和“雷神”号则在下风某处的视距之外。更让他为之焦虑的是，它们发来的损伤报告表明其索具严重受损，无法顶风航行。最终，他决定召回前卫舰队，然后转向下风，去与受损战舰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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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756年梅诺卡岛海战中的约翰·宾将军[23]一样，考尔德重新交战的雄心业已被激情消退后的重重顾虑所瓦解。他在发给康沃利斯的一封短信中解释了他此时想法的转变：“敌人正处在视距内的上风位置，我在保护好战利舰并整理好舰队之后就会尽可能地抓住机会，或许会给你送去关于联合舰队的进一步的消息。与此同时，我必须防范费罗尔的那支舰队，我相信他们昨晚已将一到两艘受创的战舰派往那个港口。因此，如果必要的话，我可能要率领整支舰队与你在乌桑特附近立即会合。另外，我必须把‘温莎堡’号派往你处，它已在战斗中严重受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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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他所暗示的那种机会并没有发生。事实上，维尔纳夫的确曾显示出继续交战的意图，但他声称考尔德每次都拒绝让他靠近。而考尔德则声称，是占据上风位置的维尔纳夫一直保持着距离。7月24日，风向转为对考尔德有利，但他仍旧没有尝试发动攻击。敌人完全处在视距之内，考尔德却认为强行交战将冒着要让战利舰与受创舰遭受损失或让维尔纳夫接近海岸信号站的风险，这超出了他的实力所及。他认为，只要尽量长时间地坚守在这个无须作战就能阻止维尔纳夫接近其目标的阵位上，他就能够确保自己的胜利果实。他总是辩称自己追随着豪勋爵和杰维斯的先例：他们在六月一日海战与圣文森特海战之后的作为与自己并无不同，何况他们身后并不存在兵力相当且未被击败的第二支敌军舰队。他说：“就我所处的局势而言，即便我只注意当面之敌，强行与这样一支占据优势的敌舰队交战看来也不切实际。更何况还有16艘战舰正在费罗尔，他们可能出海来支援友军……或者驶向英国，发起他们日思夜想的渡海入侵。我认为再次交战太过冒险，会将我的舰队置于过分危险的境地。因此，我觉得最好还是将舰队集结在手里，不要强行与敌人再度交战，除非出现了更有利的时机。同时，我认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与费罗尔舰队会合，我一定会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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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25日早晨，双方舰队脱离了视线接触，海面风浪也变得汹涌起来。维尔纳夫担心舰队会因此散开，于是决定放弃前往费罗尔的计划，调头驶向加迪斯。即便如此，天气情况仍在迅速地恶化，不久就变得极为危险。格拉维纳提议去西班牙港口比戈（Vigo）暂避风浪，最终得到了军官会议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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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德对这些变化一无所知。他的两艘巡航舰正在专心保护受创的战舰，无暇顾及敌军，他只知道联合舰队已在南方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将之理解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通过一场成功的战斗，他守住了菲尼斯特雷的战略要地，成功阻止了敌军在费罗尔集结。因此，他终于可以自由地行动了。他首先关注的是“温莎堡”号与两艘战利舰，它们正位于北方的远处，在驶向本土，他必须保护它们免遭费罗尔和罗什福尔舰队的袭击。在此之后，他驶向了康沃利斯交代给他的集结点，希望能遇到业已返航、随时可能露面的纳尔逊。如果纳尔逊并未出现，他就将重返费罗尔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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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行动决策之间，考尔德面对的或许是历史上最为难解的疑题：他必须在歼灭敌舰队的首要目标与防止英国遭到入侵的终极目标之间做出决断。现代批评者指责他不可救药地缺乏勇气，他的错误纯粹出于胆怯。然而，他那些用了三天时间听取相关证据、触及那个关键时刻的敏感要害的同僚却并不能这样肯定。他们花了六个小时举行机密会议，在最后的判决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才做出了对他加以惩戒的决定。他们的判决理由是“他未能尽力地重启他所承诺的战斗，夺取或摧毁所有敌舰”。他因此遭到指控，并被定罪。但在考尔德看来，这一指控完全回避了问题实质。在他看来，当时自己的职责并不是重启战斗，也不是摧毁所有敌舰，而是保有一支“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以阻止敌人驶向费罗尔。不过，即便用上现代军事概念，今日的海军特别法庭仍会对他做出有罪判决。指出考尔德的错误并做出判决是一回事，但指责他是胆怯的懦夫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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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德相信，自己和当年的宾将军一样，只是公共舆论的受害者。这个国家每天都在热切期待着捷报，得到的却是英军撤退的消息，而海军部在公开他的信件时又删去了暗示着不会再次交战的最后一节。他认为，是公众因失望而产生的反感毁掉了他的前程；但事实上，海军部和英国政府的看法与普罗大众并没有区别。如此判决的原因与巴勒姆作战计划的内核密切相关。巴勒姆决定用巨大的风险交换一场极其重大的士气打击。他的目的是让敌人知道，任何溜出港口的敌舰队都将有去无回，从而在他们心中造成一种持久不散的恐怖阴影。他令人钦佩地做出了牺牲，以此为代价，将考尔德置于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位置上，但考尔德却没能将之贯彻到底。他的失败是由于他的心理状态，由于他迷茫而焦虑地担心着身后与他无关的问题——巴勒姆对此早有充分的准备。考尔德对战斗精神的背弃不可能得到原谅，这使他无可避免地走上了军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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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未有人为考尔德提出过真正有效的辩护。在当日情境之下，没有人给他解释过巴勒姆命令的内在意图。他无须在乎自己舰队的结局，唯一的职责就是竭尽全力地紧紧咬住维尔纳夫舰队——但他对此却并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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