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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战列最后方的“马耳他”号正在与法西联军的第12艘战舰交火。那也是一艘80炮战舰，是由法军少将杜马诺阿[20]坐镇的联军后卫的首舰。不过，绝大多数后卫法舰都没有加入战斗，考尔德得以势均力敌地应付面前的这部分敌舰。之后发生的事就没人能说得清楚了：大雾再一次降临，两支舰队在西偏南的航向上继续近距离交战。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向谁开火，只是朝着对面炮口的闪光不断射击。维尔纳夫在跟着西班牙舰队转向时甚至都分不清敌军是在左舷还是右舷。而友军的误击也在所难免：“马耳他”号在转向之后就曾朝一艘英国巡航舰开火。这种混乱而盲目的战斗一直到夜里9时才完全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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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斗结束时，英军已夺取了2艘位于前卫最后方的西班牙战舰，它们在英勇抵抗之后因重伤瘫痪而不幸地漂到了下风的英国舰队中。98炮战舰“温莎堡”号（Windsor Castle）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受损也最为严重：它的前顶桅（foretopmast）被打断，舰员死伤45人。一位在场的军官曾称赞它“表现精彩”；而从伤亡情况看来，是它与考尔德的旗舰、同样拥有三层炮甲板的“威尔士亲王”号给敌军造成了最大的破坏。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英军后卫的两艘战舰：战列末端的“马耳他”号与它前方的“雷神”号（Thunderer）遭受了敌军的集火攻击，却也给当面之敌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两艘战舰都遭受了严重的人员损失，“马耳他”号的死伤情况与“温莎堡”号相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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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战斗伤亡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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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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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德在次日早晨的信中写道：“这是一场很有决定性的战斗，一直持续了四个小时，直到我认为有必要让舰队去掩护被俘的敌舰。”维尔纳夫的说辞则与之相反：“敌人匆匆逃离，他有好几艘战舰已被打残，我军仍保有战场。胜利的欢呼响彻我们的战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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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夸耀都无法令人满意。不过，考尔德的说法至少在战略层面上还算事实，而维尔纳夫对保有战场的吹嘘则完全没有道理。这次战斗的真实结果是，考尔德守住了他的位置，他击退了维尔纳夫接近费罗尔或加利西亚信号站的企图。他从优势敌军手中夺取了2艘战列舰，给敌人造成比己方伤亡大三倍的损失。截至此时，考尔德显然赢得了胜利，他在海战中的行动也得到了海军部的表彰，这一点从未遭到质疑。他当然也觉得自己干得不错，并在凌晨时分传出话来，准备在次日一早再次与敌军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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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太阳升起时，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舰队正散落于广阔的洋面上。舰队前卫远离敌军所在的上风位置，巡航舰、战利舰与“温莎堡”号和“雷神”号则在下风某处的视距之外。更让他为之焦虑的是，它们发来的损伤报告表明其索具严重受损，无法顶风航行。最终，他决定召回前卫舰队，然后转向下风，去与受损战舰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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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756年梅诺卡岛海战中的约翰·宾将军[23]一样，考尔德重新交战的雄心业已被激情消退后的重重顾虑所瓦解。他在发给康沃利斯的一封短信中解释了他此时想法的转变：“敌人正处在视距内的上风位置，我在保护好战利舰并整理好舰队之后就会尽可能地抓住机会，或许会给你送去关于联合舰队的进一步的消息。与此同时，我必须防范费罗尔的那支舰队，我相信他们昨晚已将一到两艘受创的战舰派往那个港口。因此，如果必要的话，我可能要率领整支舰队与你在乌桑特附近立即会合。另外，我必须把‘温莎堡’号派往你处，它已在战斗中严重受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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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他所暗示的那种机会并没有发生。事实上，维尔纳夫的确曾显示出继续交战的意图，但他声称考尔德每次都拒绝让他靠近。而考尔德则声称，是占据上风位置的维尔纳夫一直保持着距离。7月24日，风向转为对考尔德有利，但他仍旧没有尝试发动攻击。敌人完全处在视距之内，考尔德却认为强行交战将冒着要让战利舰与受创舰遭受损失或让维尔纳夫接近海岸信号站的风险，这超出了他的实力所及。他认为，只要尽量长时间地坚守在这个无须作战就能阻止维尔纳夫接近其目标的阵位上，他就能够确保自己的胜利果实。他总是辩称自己追随着豪勋爵和杰维斯的先例：他们在六月一日海战与圣文森特海战之后的作为与自己并无不同，何况他们身后并不存在兵力相当且未被击败的第二支敌军舰队。他说：“就我所处的局势而言，即便我只注意当面之敌，强行与这样一支占据优势的敌舰队交战看来也不切实际。更何况还有16艘战舰正在费罗尔，他们可能出海来支援友军……或者驶向英国，发起他们日思夜想的渡海入侵。我认为再次交战太过冒险，会将我的舰队置于过分危险的境地。因此，我觉得最好还是将舰队集结在手里，不要强行与敌人再度交战，除非出现了更有利的时机。同时，我认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与费罗尔舰队会合，我一定会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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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25日早晨，双方舰队脱离了视线接触，海面风浪也变得汹涌起来。维尔纳夫担心舰队会因此散开，于是决定放弃前往费罗尔的计划，调头驶向加迪斯。即便如此，天气情况仍在迅速地恶化，不久就变得极为危险。格拉维纳提议去西班牙港口比戈（Vigo）暂避风浪，最终得到了军官会议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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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德对这些变化一无所知。他的两艘巡航舰正在专心保护受创的战舰，无暇顾及敌军，他只知道联合舰队已在南方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将之理解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通过一场成功的战斗，他守住了菲尼斯特雷的战略要地，成功阻止了敌军在费罗尔集结。因此，他终于可以自由地行动了。他首先关注的是“温莎堡”号与两艘战利舰，它们正位于北方的远处，在驶向本土，他必须保护它们免遭费罗尔和罗什福尔舰队的袭击。在此之后，他驶向了康沃利斯交代给他的集结点，希望能遇到业已返航、随时可能露面的纳尔逊。如果纳尔逊并未出现，他就将重返费罗尔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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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行动决策之间，考尔德面对的或许是历史上最为难解的疑题：他必须在歼灭敌舰队的首要目标与防止英国遭到入侵的终极目标之间做出决断。现代批评者指责他不可救药地缺乏勇气，他的错误纯粹出于胆怯。然而，他那些用了三天时间听取相关证据、触及那个关键时刻的敏感要害的同僚却并不能这样肯定。他们花了六个小时举行机密会议，在最后的判决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才做出了对他加以惩戒的决定。他们的判决理由是“他未能尽力地重启他所承诺的战斗，夺取或摧毁所有敌舰”。他因此遭到指控，并被定罪。但在考尔德看来，这一指控完全回避了问题实质。在他看来，当时自己的职责并不是重启战斗，也不是摧毁所有敌舰，而是保有一支“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以阻止敌人驶向费罗尔。不过，即便用上现代军事概念，今日的海军特别法庭仍会对他做出有罪判决。指出考尔德的错误并做出判决是一回事，但指责他是胆怯的懦夫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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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德相信，自己和当年的宾将军一样，只是公共舆论的受害者。这个国家每天都在热切期待着捷报，得到的却是英军撤退的消息，而海军部在公开他的信件时又删去了暗示着不会再次交战的最后一节。他认为，是公众因失望而产生的反感毁掉了他的前程；但事实上，海军部和英国政府的看法与普罗大众并没有区别。如此判决的原因与巴勒姆作战计划的内核密切相关。巴勒姆决定用巨大的风险交换一场极其重大的士气打击。他的目的是让敌人知道，任何溜出港口的敌舰队都将有去无回，从而在他们心中造成一种持久不散的恐怖阴影。他令人钦佩地做出了牺牲，以此为代价，将考尔德置于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位置上，但考尔德却没能将之贯彻到底。他的失败是由于他的心理状态，由于他迷茫而焦虑地担心着身后与他无关的问题——巴勒姆对此早有充分的准备。考尔德对战斗精神的背弃不可能得到原谅，这使他无可避免地走上了军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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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未有人为考尔德提出过真正有效的辩护。在当日情境之下，没有人给他解释过巴勒姆命令的内在意图。他无须在乎自己舰队的结局，唯一的职责就是竭尽全力地紧紧咬住维尔纳夫舰队——但他对此却并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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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战斗打破迷局，这一原则业已成为现代海军思想中不言自明的公理，但在考尔德的时代尚不为人所知。这个案例最为棘手的部分在于，他是在一套标准下投入战斗的，又是在另一套标准下受到审判的。[25]在考尔德的战斗与军事审判之间，纳尔逊赢得了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胜利。这场胜利提供了一种信心充沛、热切求战的理想典型，但在考尔德投入战斗时，这仅仅存在于纳尔逊与他的“兄弟帮”之间。对考尔德抱有深切同情的纳尔逊曾经明确地指出他的问题。纳尔逊在寄给第二海务大臣的信中写道：“比起眼前的舰队，他似乎更关心费罗尔港内的敌军……他过分紧张地忧虑着作战之外的其他问题，因此没有去做那些他本可以做到的事。我冒昧地建议让考尔德保留原职，这样就能挽回他的名誉。”[26]在纳尔逊那里，“无法做到”才是没能集中精力于当面之敌的唯一正当理由，他与旧时代的蒙克（Monck）都一定会再度展开攻击。然而，我们却无法保证同样情境中的其他人不会犯下与考尔德类似的错误。更好的办法不是执着于那些浅薄的指责，而是应该谦卑地认识到“过分紧张地忧虑着作战之外的其他问题”所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只有这样，人们在类似的情况下才能避开误入歧途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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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德尼是统帅作风较为传统的老一辈将领，他习惯于在海军部颁发的《永久航行与作战指令》（The Permanent Sailing & Fighting Instructions）的信号框架下组织战术，其指挥风格保守而独断。他强调进攻，强调舰长应迅速地服从命令，但不愿为执行复杂战术而制定自己的信号，也不愿给他的下属赋予相应的自主权。豪则是一位创新的战术家，他乐于制定自己的信号系统和额外的战斗指令，继而用自己发明的数字信号系统组织某些复杂的战术行动，突破传统战术的藩篱。他的信号系统与战斗指令得到了另一位战术革新者肯彭菲尔特的进一步完善，在他们构建的海军战术体系中，指挥官可以用旗语信号对应海军作战所需的各种行动。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尽管豪的流派更为先进，使用它的指挥官却无法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甚至在切萨皮克海战的关键时刻战败。而罗德尼则赢得了圣徒岛海战的决定性胜利，这场胜利延续了旧式战术的生命，将豪在战术领域的全面胜利推迟了十年。继之而起的杰维斯则侧重于对个体舰长的培养，试图用训练精良、积极自主的舰长来实现更为复杂精巧的战术构想。纳尔逊曾在杰维斯麾下服役，而他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打出的“近距离交战”等信号则是来自豪与肯彭菲尔特编制的信号体系。不过，他们都十分强调指挥官在战场决策时的核心地位，而纳尔逊却并不重视这一点。考尔德曾长期担任杰维斯的舰队参谋长，并曾协助杰维斯准备其战术训令，因此被科贝特认为属于杰维斯的流派。但布莱恩·滕斯托尔认为，考尔德的行动是由战场的实际情况所决定，而未应用战术学派来分析。参见Brian 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1650-1815（Naval Insitute Press，1991）pp.135-258。——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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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og of the Glory. Letters of First Lieutenant of Egyptienne：Blockade of Brest，ii.313.在军事法庭上，斯特林说他记不清具体日期，但同意是12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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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耳他”号即法国80炮战列舰“威廉·退尔”号，它是尼罗河口海战最后的幸存者，于1800年被英国战列舰“闪电”号俘获。按照英国计算标准，它的载重量达2255吨，而98炮战舰的平均载重是2000吨，尽管后者的排水量要更大。加装卡隆炮之后，“马耳他”号的侧舷投射量达1200磅，比98炮战舰还多20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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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urt-martial，Calder’s defence；Naval Chronicle，xv.164.Lords of the Admiralty to Cornwallis，July 9th：Barham Papers（ante，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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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ee the chart in Desbrière，Trafalgar，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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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号52：“保持紧密阵型，朝先导舰或旗舰靠拢。”当时的舰队处于巡航队形中，并非正式的航行阵型。在巡航队形中，各分队跟随其旗舰行动，不设固定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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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据1799年的《信号指令簿》（Signal Book Instructions），xix.p.121，密集阵型下的战舰间距为1.5～2链（1链为1/10海里。——译者注），即300～400码。据Art.ii.，p.127，这一距离是2链，平行纵队的横向间距是1.5英里，但Plate I所标示的、与考尔德舰队兵力相当的15艘战舰的纵队横间距又只有1英里，故其实际距离可能因舰队规模而有所变化。参见A System of Naval Tactics，1797，p.170。战列舰的长度平均为60码，如果一支纵队由8艘战舰与7个2链的间隔距离组成，其长度就是3280码，约为1.64英里，那么处于这种阵型下的考尔德舰队足以覆盖1.5平方英里。松散阵型的间距为3～4链，8艘战舰组成的纵队长度将会超过3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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