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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德对这些变化一无所知。他的两艘巡航舰正在专心保护受创的战舰，无暇顾及敌军，他只知道联合舰队已在南方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将之理解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通过一场成功的战斗，他守住了菲尼斯特雷的战略要地，成功阻止了敌军在费罗尔集结。因此，他终于可以自由地行动了。他首先关注的是“温莎堡”号与两艘战利舰，它们正位于北方的远处，在驶向本土，他必须保护它们免遭费罗尔和罗什福尔舰队的袭击。在此之后，他驶向了康沃利斯交代给他的集结点，希望能遇到业已返航、随时可能露面的纳尔逊。如果纳尔逊并未出现，他就将重返费罗尔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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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行动决策之间，考尔德面对的或许是历史上最为难解的疑题：他必须在歼灭敌舰队的首要目标与防止英国遭到入侵的终极目标之间做出决断。现代批评者指责他不可救药地缺乏勇气，他的错误纯粹出于胆怯。然而，他那些用了三天时间听取相关证据、触及那个关键时刻的敏感要害的同僚却并不能这样肯定。他们花了六个小时举行机密会议，在最后的判决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才做出了对他加以惩戒的决定。他们的判决理由是“他未能尽力地重启他所承诺的战斗，夺取或摧毁所有敌舰”。他因此遭到指控，并被定罪。但在考尔德看来，这一指控完全回避了问题实质。在他看来，当时自己的职责并不是重启战斗，也不是摧毁所有敌舰，而是保有一支“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以阻止敌人驶向费罗尔。不过，即便用上现代军事概念，今日的海军特别法庭仍会对他做出有罪判决。指出考尔德的错误并做出判决是一回事，但指责他是胆怯的懦夫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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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德相信，自己和当年的宾将军一样，只是公共舆论的受害者。这个国家每天都在热切期待着捷报，得到的却是英军撤退的消息，而海军部在公开他的信件时又删去了暗示着不会再次交战的最后一节。他认为，是公众因失望而产生的反感毁掉了他的前程；但事实上，海军部和英国政府的看法与普罗大众并没有区别。如此判决的原因与巴勒姆作战计划的内核密切相关。巴勒姆决定用巨大的风险交换一场极其重大的士气打击。他的目的是让敌人知道，任何溜出港口的敌舰队都将有去无回，从而在他们心中造成一种持久不散的恐怖阴影。他令人钦佩地做出了牺牲，以此为代价，将考尔德置于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位置上，但考尔德却没能将之贯彻到底。他的失败是由于他的心理状态，由于他迷茫而焦虑地担心着身后与他无关的问题——巴勒姆对此早有充分的准备。考尔德对战斗精神的背弃不可能得到原谅，这使他无可避免地走上了军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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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未有人为考尔德提出过真正有效的辩护。在当日情境之下，没有人给他解释过巴勒姆命令的内在意图。他无须在乎自己舰队的结局，唯一的职责就是竭尽全力地紧紧咬住维尔纳夫舰队——但他对此却并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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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战斗打破迷局，这一原则业已成为现代海军思想中不言自明的公理，但在考尔德的时代尚不为人所知。这个案例最为棘手的部分在于，他是在一套标准下投入战斗的，又是在另一套标准下受到审判的。[25]在考尔德的战斗与军事审判之间，纳尔逊赢得了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胜利。这场胜利提供了一种信心充沛、热切求战的理想典型，但在考尔德投入战斗时，这仅仅存在于纳尔逊与他的“兄弟帮”之间。对考尔德抱有深切同情的纳尔逊曾经明确地指出他的问题。纳尔逊在寄给第二海务大臣的信中写道：“比起眼前的舰队，他似乎更关心费罗尔港内的敌军……他过分紧张地忧虑着作战之外的其他问题，因此没有去做那些他本可以做到的事。我冒昧地建议让考尔德保留原职，这样就能挽回他的名誉。”[26]在纳尔逊那里，“无法做到”才是没能集中精力于当面之敌的唯一正当理由，他与旧时代的蒙克（Monck）都一定会再度展开攻击。然而，我们却无法保证同样情境中的其他人不会犯下与考尔德类似的错误。更好的办法不是执着于那些浅薄的指责，而是应该谦卑地认识到“过分紧张地忧虑着作战之外的其他问题”所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只有这样，人们在类似的情况下才能避开误入歧途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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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德尼是统帅作风较为传统的老一辈将领，他习惯于在海军部颁发的《永久航行与作战指令》（The Permanent Sailing & Fighting Instructions）的信号框架下组织战术，其指挥风格保守而独断。他强调进攻，强调舰长应迅速地服从命令，但不愿为执行复杂战术而制定自己的信号，也不愿给他的下属赋予相应的自主权。豪则是一位创新的战术家，他乐于制定自己的信号系统和额外的战斗指令，继而用自己发明的数字信号系统组织某些复杂的战术行动，突破传统战术的藩篱。他的信号系统与战斗指令得到了另一位战术革新者肯彭菲尔特的进一步完善，在他们构建的海军战术体系中，指挥官可以用旗语信号对应海军作战所需的各种行动。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尽管豪的流派更为先进，使用它的指挥官却无法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甚至在切萨皮克海战的关键时刻战败。而罗德尼则赢得了圣徒岛海战的决定性胜利，这场胜利延续了旧式战术的生命，将豪在战术领域的全面胜利推迟了十年。继之而起的杰维斯则侧重于对个体舰长的培养，试图用训练精良、积极自主的舰长来实现更为复杂精巧的战术构想。纳尔逊曾在杰维斯麾下服役，而他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打出的“近距离交战”等信号则是来自豪与肯彭菲尔特编制的信号体系。不过，他们都十分强调指挥官在战场决策时的核心地位，而纳尔逊却并不重视这一点。考尔德曾长期担任杰维斯的舰队参谋长，并曾协助杰维斯准备其战术训令，因此被科贝特认为属于杰维斯的流派。但布莱恩·滕斯托尔认为，考尔德的行动是由战场的实际情况所决定，而未应用战术学派来分析。参见Brian 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1650-1815（Naval Insitute Press，1991）pp.135-258。——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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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og of the Glory. Letters of First Lieutenant of Egyptienne：Blockade of Brest，ii.313.在军事法庭上，斯特林说他记不清具体日期，但同意是12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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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耳他”号即法国80炮战列舰“威廉·退尔”号，它是尼罗河口海战最后的幸存者，于1800年被英国战列舰“闪电”号俘获。按照英国计算标准，它的载重量达2255吨，而98炮战舰的平均载重是2000吨，尽管后者的排水量要更大。加装卡隆炮之后，“马耳他”号的侧舷投射量达1200磅，比98炮战舰还多20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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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urt-martial，Calder’s defence；Naval Chronicle，xv.164.Lords of the Admiralty to Cornwallis，July 9th：Barham Papers（ante，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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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ee the chart in Desbrière，Trafalgar，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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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号52：“保持紧密阵型，朝先导舰或旗舰靠拢。”当时的舰队处于巡航队形中，并非正式的航行阵型。在巡航队形中，各分队跟随其旗舰行动，不设固定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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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据1799年的《信号指令簿》（Signal Book Instructions），xix.p.121，密集阵型下的战舰间距为1.5～2链（1链为1/10海里。——译者注），即300～400码。据Art.ii.，p.127，这一距离是2链，平行纵队的横向间距是1.5英里，但Plate I所标示的、与考尔德舰队兵力相当的15艘战舰的纵队横间距又只有1英里，故其实际距离可能因舰队规模而有所变化。参见A System of Naval Tactics，1797，p.170。战列舰的长度平均为60码，如果一支纵队由8艘战舰与7个2链的间隔距离组成，其长度就是3280码，约为1.64英里，那么处于这种阵型下的考尔德舰队足以覆盖1.5平方英里。松散阵型的间距为3～4链，8艘战舰组成的纵队长度将会超过3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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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aliano，Revista General de Marina，1908，p.477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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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号52：“保持紧密阵型。”据Instruction xix.，p.121，每次打出这一信号，战舰队形间距都应缩短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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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双方战列线如正文表格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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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ignal and Instructions（Navy Records Society），pp.77，108，120，134，173，319，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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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690年夏，英国海军将领托林顿勋爵率领英国-荷兰联合舰队在比奇角海域与法国舰队交战。由于兵力处于明显劣势，托林顿让中军远离敌军炮火，而让前卫和后卫尽量与敌军阵列平齐，与敌交战。但联军前卫未能与法军平齐，中军又远离战火，未能提供有效支援，导致前卫舰队遭到法军围攻而战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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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当时的英国海军中，“first captain”一词代指“captain of the fleet”，是指在大型舰队的旗舰上协助总司令的舰队参谋长。而“second captain”则相当于“flag captain”，指旗舰舰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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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布莱恩·滕斯托尔在《风帆时代的海战：1650～1815年的战术演进》一书中认为这是科贝特的过度推理。圣文森特尽管认为形式战术并非必须，却也是海军战术的组成部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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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威廉·詹姆斯认为，他在3：22打出了全体转向的命令，这表明他想抢得上风。实际上那只是预备转向的命令，而且在3：30撤销。3：33时，他向右舷纵队打出了93号信号——“在不破坏阵型的前提下升起尽可能多的帆”——同时还打出代表西偏南的航向命令。这是让上风纵队驶向下风舰队前方、由此组成战列线的常规机动。到3：43，他打出了“组成松散的战列线”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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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Duro，Armada Española，viii.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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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这要归功于格拉维纳的参谋长艾斯卡尼奥舰长的先见之明。参见Elogio de Don Antonio Escaño，quoted by General Gal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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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含义是，参照风浪情况，将原本一链的距离缩短到半链，即将间距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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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詹姆斯所著海军史（vol.iii.360）认为“埃阿斯”号在5：45转向，没去支援加德纳，而立即驶向了旗舰，他因此而谴责其舰长布朗（Brown）的行为。但布朗的日志表明，“埃阿斯”号在5：35投入战斗，在5：50转向。他与身边的另一艘英舰组成了航向相反的平行横队，此时仍在“与驶出雾气的敌舰交战”。他的人员损失显然比同尺寸的任何战舰都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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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皮埃尔·杜马诺阿·勒·佩雷（Pierre Dumanoir le Pelley，1770～1829年），法国海军将领。1805年随维尔纳夫参与了特拉法尔加战役，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指挥前卫舰队未能及时回援参战，随后率4艘战舰撤离战场，几天后在奥特格尔角被斯特罗恩将军率领的英国分舰队全歼。遣返后遭到法国官兵的强烈谴责，直至1810年才被宣告无罪。——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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