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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战役 第十六章 危机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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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的转折点已经迫在眉睫，然而，这一时刻的意义却远较战役危机更为重大。一百年来对海洋统治权的争夺已经临近顶点，它的两位主角——就如同那述说命运的古老戏剧——正在宏伟的舞台上遥相对峙。在布洛涅的峭壁之上，漫长角逐所塑造出的最伟大的战争统帅正处在权势的巅峰，他正因大军团的声誉和荣耀可能面临的惨败而分外警觉。在他的对面，一位默默无闻、年近八十的老水兵独自坐在位于白厅的安静房间中。他躲开了众人的目光，正将从一次次战争中总结出的海军传统的线索汇聚在指掌之间；他娴熟地驾驭着它们，处置着远方的舰队传来的敏锐反应。速战速决的雄伟气势和无与伦比的战争天赋正对抗着来之不易的经验和从中孕育出的直觉，但这一切只会是枉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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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拿破仑不情愿地意识到他不可能让大军偷偷渡过海峡之后，他已在策略上竭尽了创意，只求争取暂时的制海权。他尝试了他的前辈用过的所有方法，但是，没有什么被遗漏的花招或计谋能够驱散阻挡在他进军途中的兵力，能将固守的卫士诱离其坚不可摧的阵地，或者出人意料地让一支占压倒性优势的舰队猛扑上前。在忙碌的七个月时间中，他几乎控制着整个欧洲大陆的海岸线，并用最为杰出的才能努力地谋划；然而，当那个时刻临近之时，他的舰队仍然无能为力地散落在大海各处，他的努力远未能扫清舰队集结的道路，只是让他的敌人在其传统战略中心上集结起了所有可用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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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巴勒姆和康沃利斯而言，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极为焦虑的时刻。为了让英国放松对海峡的控制，拿破仑曾让马尔蒙在泰瑟尔进行一场牵制性的表演，这一计策取得了成效。自7月的第二周以来，荷兰的情报人员不断发来有关登海尔德（Den Helder）港正准备展开行动的报告。所有运输船都驶出了泰瑟尔航道，3艘预计从弗利辛恩（Flushing）[1]驶来的战列舰已被催促加快行程，7艘战列舰与4艘巡航舰已做好了出海准备，弹药物资正沿着道路从阿姆斯特丹源源而来。所有人都相信这意味着一场大规模行动，但英国间谍并未上当受骗。他在信中写道：“我可以告诉你真相。这个在我们（指荷兰）海岸公开进行着的、看起来是要袭击爱尔兰的行动计划，唯一目标就是误导他的敌人。”然而几天之后，英国政府接到了有关马尔蒙行动的更为有力的情报，他们感到不能再让事态这样继续下去。[2]和往常一样，他们无法忽视敌人的陆军与海军联合行动的威胁。拿破仑有可能让其舰队从爱尔兰以北驶向泰瑟尔，而根据海军大臣的推算，乌桑特岛的英国舰队拥有25艘战列舰。他们因此决定要增援位于唐斯的基思勋爵，让康沃利斯为之派去3艘74炮战舰。[3]基思本人对此深表怀疑，但他回复政府，如果他们认为这些消息分外重要，他就会建议他麾下从雅茅斯监视荷兰海岸的拉塞尔将军（Admiral Russell）始终保持对泰瑟尔的监视。他将会尽快为拉塞尔提供增援，并随时保有一艘巡航舰——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自己就能执掌指挥权。同时，他还下令给驻扎于利斯（Leith）[4]、负责北部防区的瓦雄将军（Admiral Vashon），让他布置在挪威海岸的巡洋舰提高警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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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的焦虑仍在升级。四天之后，英国驻里斯本代理公使斯特兰福德勋爵（Lord Strangford）传来消息，他确定维尔纳夫的使命就是从北线返航，去泰瑟尔解放马尔蒙的大军。[6]正如我们所知，这则消息并非毫无根据，这的确是拿破仑构想的行动选项之一。斯特兰福德直接从巴黎得到了这一情报，而双桅快船“好奇”号关于维尔纳夫航线的报告似乎也与之相符，这愈发加重了这种威胁。在这个非常时刻，海军部向康沃利斯发出命令，让他一定要向基思再派出至少3艘战列舰“以及所有可能的支援兵力”。同时，海军部还指示掌管爱尔兰水域的德鲁里少将要保持对“敌舰队的任何一部分”的监视警惕。如果任何敌人出现，他就应该派出快速帆船，向乌桑特舰队、海军部以及拉各斯的纳尔逊告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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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基思勋爵对此仍旧保有怀疑。在接到斯特兰福德的消息后，他回复道，他对此并不怎么相信。但出于对政府观点的尊重，他向瓦雄将军再次重复了先前的命令，并指示拉塞尔将军在需要时返回唐斯锚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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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发生的一个有趣插曲很好地展现了巴勒姆对于法国运兵船队的看法，并清楚地标示出他对战役计划中的攻击和防守所划分的界限。一些姗姗来迟的法国运兵船仍在向集结港口驶去，而英军前哨巡洋舰的年轻舰长们则抓住一切机会向它们发起攻击，甚至不放过布洛涅船队的出港演习。当凡·许埃尔将军（Admiral Ver Huell）在7月17～18日率领一支较大的船队从敦刻尔克驶向布洛涅时，比平日更为严重的类似事件发生了。英军大胆而强力的袭击给凡·许埃尔的船只造成了相当可观的损伤，但袭击并未及时停止，英国巡洋舰最终与岸炮交上了火，遭到较为严重的伤害。基思上报了这一事件，并褒扬了表现出色的相关军官，但这完全违背了巴勒姆的意见。在充分理解这些行动的勇敢和牺牲精神的基础上，他告诉基思，这种行动有违明智的策略。他明确表示这类行动不能再有第二次，巡洋舰决不能在岸炮的火力下攻击运输船队，因为“这或许意味着将无法在更需要它们的重要时刻动用它们”。换句话说，在英国战略计划的防守区域内，部队不应主动发起攻击，而应始终保持防守态势，除非明显有利的反击时机自己出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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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沃利斯的主要任务是掩护基思勋爵的防御阵位，防止敌方的战列舰队打乱他的部署。只要不被来自大洋的敌舰队扰乱，基思的阵势就稳如泰山，因此，康沃利斯才是这一局势的真正关键。出于这一原因，他已被告知，任何分兵命令的前提都是使他保有18艘战列舰。在此前提下，海军部让他再向基思派出3艘战列舰的第二道命令就使他陷入了两难。他在8月4日接到了这一命令，他刚刚从考尔德那里得知，维尔纳夫已在战斗后失踪，考尔德恢复了对费罗尔的封锁，斯特林也驶回了罗什福尔。一切仍然在顺利进行，但他的麾下已只剩下18艘战列舰，执行第二道分兵命令将使其兵力低于事先规定的下限。康沃利斯最终仍遵照命令派出了3艘最为弱小却也是最适于在荷兰海岸服役的战列舰[10]，而核心阵位上因兵力削弱造成的危险也很快得到了关注。7月30日，海军部接到了考尔德的战斗报告。考尔德在报告中认为，维尔纳夫可能已经驶入了费罗尔，他自己则会向康沃利斯靠拢。先前分出的3艘74炮战舰立即被命令重返康沃利斯麾下。[11]巴勒姆清楚地意识到，对于目前的动荡局势，简单且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迅速在乌桑特岛集结起所有可用的战舰。西方舰队的集结已经在进行当中，海军部又在8月3日向纳尔逊发出命令，让他留下必要数量的战舰使科林伍德足以维持对加迪斯的封锁，然后也前来加入这场集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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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部署体现着明确的战略原则，而巴勒姆在此时向康沃利斯发去的一份备忘录则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西方舰队在战争计划中所承担功能的基本观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康沃利斯的职责远远超出了单纯的防御。为了完成最为迫切的本土海域防卫任务，他的舰队应当成为一个行动中心，依照时机或需求发起小规模的反击。备忘录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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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已经为你草拟了一则个人指令，一旦我们听说罗什福尔舰队驶入大海，就将派出4艘战列舰去截击他们。但来自东方的警报迫使我们将这些战舰派给基思勋爵，否则它们就会被派到你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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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机会出现时没能把握住它真是让人痛心，我将努力让你拥有尽可能多的兵力，让你在每次听到附近敌军的动向时都能派出舰队袭扰他们，无须等待本土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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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方舰队是一切必要的攻势行动的原动力，我会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其强大实力和有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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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面的敌人看起来正在积极行动，但由于让这样一支部队驶入大海必然会有许多连锁效应，他们不可能在不被察觉的状态下向我们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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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有机会经常与约翰·索马里兹爵士[13]沟通，这样你就可以尽早接到东面遭到攻击的消息，那时你的支援将必不可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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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勒姆勋爵一面坚守着主要的防御阵地，一面则准备在任何需要的时刻向任何方向发起攻击。皮特也同他一样，并未因本土防御的需求就对其战争政策的攻势目标有任何犹豫。如果我们要对最终化解危机的高招做出正确的评断，这一点就极为关键。不管拿破仑怎么想，他都没能从皮特手中夺取主动权。尽管反法同盟的盟约尚未得到沙皇的批准，但在7月的最后一周，英国政府已从圣彼得堡接到了新的消息：所有争端都会很快迎来最终的解决。还请记得，沙皇的意图是利用同盟进行一场武装调解，迫使拿破仑放弃令人难以忍受的扩张政策，迫使他接受一个英国和其他大国都同意的欧洲秩序。我们已经看到沙皇如何拒不同意英国在地中海保持其地位的要求，而英国政府在7月3日收到的驻俄大使列文森-高尔的信件声称奥地利也同样不能接受这一点——尽管奥地利已经开始动员军队，但它并不值得信赖。然而，俄国很可能会独自开始行动，大使已经获知它正将科孚岛的驻军加强到25000人。莱西将军已经抵达了那不勒斯，似乎已经准备好在南意大利与克雷格联合作战。此外，尽管沙皇还不打算批准盟约，他却已按照盟约展开了行动。他已与皮特商定，负责调解的俄国特使将同时代表英国与俄国。被选中的特使是沙皇最为信任的近侍之一，尼古拉·诺沃西利采夫（Nikolay Novosiltsev）。他已动身前往巴黎。途中，他将在柏林停留，努力推动迟疑中的普鲁士政府加入他们的阵营。[15]根据此时传来的最新消息，沙皇的耐心已经被拿破仑吞并北意大利的挑衅行为消耗殆尽。列文森-高尔写道：“在俄国的全权特使正要在法国负责解决已经公开宣布的欧洲总体秩序问题时，这样的行为显然严重侮辱了特使所公开代表的两位君主，这使得沙皇陛下认为他无法……让诺沃西利采夫先生继续其使命。”俄国政府随即发出了召回他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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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切的发展都还算顺利，但列文森-高尔必须指出，他认为沙皇对皮特坚决占据马耳他和拒绝修改航海法典的行为几乎是同等的恼怒。在高尔做出解释与辩护之后，俄方责难道，伦敦在沙皇提出扩充行动计划的主张后仍然没有做出回应，也没有因俄国兵力的增加而提高相应的补贴。幸运的是，一封来自伦敦的信件正在此时寄到了高尔手里，其坦然接受了俄国的提案，阴云就此开始散去。高尔说，尽管他实际上无法保证盟约得到批准，但他毫不怀疑自己能在下一封信中宣告这一事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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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俄国驻伦敦大使沃龙佐夫也收到了柏林的诺沃西利采夫传来的消息，称奥地利正在觉醒过来。它终于意识到，武力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尽管它默许了拿破仑加冕为意大利国王，但这只是在等待着公开加入同盟的合适时机。普鲁士也正在改变它对法国俯首帖耳的姿态。俄国特使在抵达柏林后这样写道：“他们看得更清楚了，波拿巴不再是守护天使，而是不折不扣的恶魔。他们还相信，如果他们继续让德意志孤立无援，继续无所作为，这个恶魔就会将他们吞噬殆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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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这则情报影响了皮特的思考，但他采取的行动似乎表明，在这个其他大国都开始行动的时刻，对局势洞若观火的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尽管英国仍旧处在对谋划已久的入侵行动的防御危机中，但他毫不犹豫地表现出了新的攻击姿态。无论冒着多大风险，无论拿破仑如何努力束缚住它的手脚，英国都一定要在这个时刻展现出它的进攻实力与进攻意愿。毫不夸张地说，在来自泰瑟尔的消息造成极大扰乱之时，在海军因此而陷入紧张之时，皮特却在它身上增加了新的负担。俄国人的要求必须得到正面回应，在7月27日，他决定让地中海的海军最高指挥官与克雷格合作，在意大利按照俄国扩充后的计划展开联合作战。这意味着他们将为来自马耳他的6000名英军士兵与来自黑海的25000名俄军士兵提供护航舰和运输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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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的情况还不止如此。在列文森-高尔的另一封信件中，一个新的危机——一个不论其他强国是否参与，英国都必须准备独自应对的危机——已经出现。高尔写道：“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局势目前十分危急。”俄国驻土耳其大使已向俄国政府发回报告：儒贝尔（Joubert）已经来到这里，他带着拿破仑写给苏丹的私人信件，还有用以笼络法国利益支持者的一大笔钱。最近上台的宰相是一个亲法分子；一位轻率的俄国总督又不合时宜地侵犯了土耳其的边界；英国大使目前尚未露面，而正在进行的俄土两国联盟的谈判已经中断。[19]纳尔逊曾在尼罗河口海战中消灭的威胁再一次浮现，但全神贯注于欧洲的皮特并不会对此置之不理。艾尔·库特的远征军仍在科克港蓄势待发。当听说维尔纳夫驶向西印度群岛时，这支部队被要求在此待命。随后，库特被任命为牙买加总督，大卫·贝尔德将军（General David Baird）成了继任的总司令。这支部队目前仍可动用，巴勒姆得知，英国政府希望用它来进行一场旨在夺取开普敦的秘密远征。远征部队将包括六七千人，海军部则需要为负责护航的霍姆·波帕姆爵士[20]提供一支战列舰队及相应的巡洋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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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的严峻局势面前，这个计划似乎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如果皮特真的将在意大利展开的联合攻击作为其战役计划的中心，那么，在这里投入全部的可用兵力才符合其基本战略。但我们必须指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基本战略的问题。当前的局势仍因各国对于尚未完成的同盟的相互怀疑而混乱不堪。尽管前景已经明确会好转，但英国大臣仍无法立即打消他们对相关大陆国家的顾虑。它们有可能只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展开行动，有可能在任何时刻与拿破仑媾和，让英国陷入困境；如果是这样，皮特通过迫使拿破仑在地中海放弃攻势来掩护印度的宏大计划就会彻底失败。在如此不安全、不稳定的外交处境中，英国是否应当为了保护东方的领土和贸易而做好第二手准备？除了军事学的初学者，没有人能自信地给出答案。这个答案似乎取决于土耳其局势的现实危险性，取决于反法同盟能够预期的确切可信赖程度。对此，显然没有人能比皮特做出更好的评断。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将这个计划矮化为一场偏离中心的、零散的袭击，决不能忽视它与核心问题的有机联系。事实上，这是整个帝国防御计划的必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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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给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的指令中，皮特清楚地指出了远征计划的高层战略目标。这些内容被总括在卡斯尔雷发出的急件中，他告诉康沃利斯，尽管英国本土可能无法及时为印度派出所需增援，但政府已授权他在必要时动用贝尔德将军的部队，并让波帕姆提供掩护，以防遭到法军从毛里求斯发起的侵袭。但是，这仅限于印度面临紧急危险之时。卡斯尔雷解释道：“整个指令基于这样一个原则，我们认为，无论在任何时候，作为保卫我国印度领土的前哨就是开普敦对于大不列颠的真正意义。如果我们拥有它，它就能服务于我们在不同领土间的交通，负担起相当可观的住宿和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是，夺取它就是从敌人手中夺取欧洲和印度之间的最佳要冲，敌人将难以从欧洲向东印度派遣军队。”同时，也将难以骚扰或保护周边的贸易。因此，在召唤贝尔德远征军之前，康沃利斯勋爵必须对夺取开普敦或增援印度的得失优劣加以全面考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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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这一计划的原因显而易见。在前一年的冬天，当拿破仑开始意识到侵英计划不可行之时，他转而制定了一个如卡斯尔雷信中暗示的那种印度远征方案。考虑到英国政府对本土防御极为自信，拿破仑的确有可能被逼回殖民地袭击，转而以此牵制英国的兵力。印度可能就是他选中的地区，而儒贝尔将军在君士坦丁堡的露面更加重了对此的怀疑。不管英国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阵势多么强大，拿破仑仍然可以绕道好望角发起这样的攻击。如果是这样，地中海的任何胜利都将无法阻止他发起这种远征，尤其当他还与土耳其保持着合作关系时。开普敦正掌握在他的荷兰附庸国手中，这仍然构成现实的威胁，使他拥有一条同埃及和红海或土耳其和波斯湾同样有力的进军路线。对英国而言，将所有兵力投入在一条战线上就将使另一条路线向敌人敞开；它绵延在开阔的大海上，无法像本土的狭窄海域那样单独靠海军进行防御。因此，简单粗略地用兵力集中的观念来批评开普敦远征并不全面。将全部努力集中在同一个目标之上当然是有效的，但从地缘紧迫性与现实政治局势着眼，如果只是将相关兵力全部集中到同一条战线上，这种行动的有效性就相当值得商榷。这个事例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警示我们，海外帝国复杂而开放的国防难题并不能用大陆国家在相对简单而有限的环境中得出的格言来轻而易举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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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特和巴勒姆应对本土海域周围的危机时，对这些问题的相关思考贯穿了他们的重要决策。这些考量初看来并不起眼，但事实上，它们对于我们现在关注的重要行动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除非我们将之铭记在心，否则就不可能对此做出正确的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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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荷兰语作Vlissingen。——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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