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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法军夺取了这支无价的商船队，英国不仅将失去一位杰出的陆军将领，国家财政也会遭到灾难性的打击。商业利益与国民士气都一致要求，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它的安全。8月27日，在尚无证据表明拿破仑已放弃其侵英计划时，焦虑万分的海军部向康沃利斯发出了指令：如果他的兵力足够强大，他就应派出一支由4～5艘战列舰组成的分舰队到锡利群岛西南偏西约100里格处接应被威胁的船队。考尔德此前已经接到指示，如果他发现维尔纳夫和阿勒芒要以商船队为目标，他就应当担负起掩护职责。发给康沃利斯的新指令则要求道，如果这支分舰队发现考尔德在附近执行掩护任务，它就应当考虑与之会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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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亟待解决的疑问就是联合舰队的真正目标和它的下落。当纳尔逊抵达伦敦时，这就是大臣们急切地前来咨询的问题。8月19日夜间，纳尔逊踏上了英国的土地。此时的他正在担心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在他看来，自己没能完成任务，中了敌人的诡计。但他很快就安下了心。他的英勇冲刺拯救了西印度群岛，并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尼罗河口与哥本哈根的那位英雄的所有热情。他在朴次茅斯受到了热烈欢迎，而当他抵达伦敦时，更受到了无边无际的崇拜与美誉。过分的谀美使得一些清醒的人士感到有必要提出抗议。《海军记事》（Naval Chronicle）的编辑这样写道：“如果疯狂的入侵行动真的发生，而尼罗河口之战的英雄就在我国海岸，公众将会因此而感到更加安全。但让我们十分痛惜的是，错误的认识与过高的公共声望正要把纳尔逊勋爵塑造成另一尊‘半人半神’，这将损害其他所有海军军官，其中不少人与这位高尚的将军有着同样的功劳、同样的才干与同样的勇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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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那股潮流。群众、城市和大臣们全都被卷入其中，纳尔逊也不无反感地发现，自己被当成了一位魔法师——尽管他的确拥有德雷克传说中的那面魔镜，能用它看到“敌舰曾做出的所有动作，清点他们的兵员”。8月23日，他在抵达伦敦的第一天就见到了卡斯尔雷和皮特，他发现他们“满脑子都是敌舰队”，正指望他说出敌人的下落。第二天，他向他最为亲信的幕僚、与他一同上岸休整的“华丽”号舰长济慈写道：“我现在被当成了一个巫师，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发觉我根本就不是。他们向我提出一些我不愿回答的问题，如果我猜错了一点，我的魔法就会全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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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姆独自远离着喧嚣。两位伟大的水兵几乎互不相识，但在海军大臣那冷静坚毅的头脑中，肯定有什么东西抵触着纳尔逊那浓墨重彩的天才。或许，巴勒姆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把纳尔逊看成了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他的大部分成就似乎都源于虚荣心作祟，而从表面看来，他那冲动的性格更让人无法在危急关头加以信赖。毫无疑问，此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让谁出任地中海舰队的指挥官，此时的地中海已然成为海军利益的核心所在。经验丰富的纳尔逊是自然的人选，但巴勒姆——同纳尔逊本人一样——仍怀疑他近来的表现是否思虑周全。在这位民族英雄刚刚踏上陆地时，巴勒姆就向他提出了上交日志的冷酷要求。纳尔逊申辩道，他从不知道一位舰队总司令还要上交这种东西。好在他随身保留着一份日志，其中有大追击过程中两段时间的记录。他将此提交了上去，很快就收到了回复。一个最为权威的声音告诉我们：“巴勒姆勋爵一收到……纳尔逊勋爵的日志，就仔细地阅读了所有行文，这使海军大臣对这位将军的品格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事后，巴勒姆勋爵大方地承认，他从未如此彻底地赞赏过这种非凡的才能。针对纳尔逊将军近来行动的评论立即被发往内阁，巴勒姆勋爵在其中担保道，纳尔逊应当得到完全的信任，他能力出众，并完全理解其中的政治关系，比任何人都更加适合承担这一职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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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刻起，英国政府开始坦诚地将纳尔逊视为一个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人物；在皮特的战争计划中，在地中海展开一场大胆反击的时机也已经成熟。巴勒姆就海军装备问题广泛地征求纳尔逊的建议，这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也将看到它在未来装备发展方面的丰硕成果。对于其他内阁大臣而言，纳尔逊的政治智慧也同样可贵。英国与大陆国家的关系仍在不确定中，在纳尔逊登陆的一周前，一位国王的信使从圣彼得堡回到了英国。在上一封信中，列文森-高尔让皮特等待着俄国人批准盟约的好消息，但现在，他只能告诉首相，沙皇仍然犹豫不定。圣彼得堡在马耳他和航海法典问题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但高尔坚决回绝，甚至不容商议。一位俄国大臣向他暗示道，沙皇有可能重启武装调解；但高尔毫不动摇，他向政府保证道，不含调解条款的盟约在数日内就可能通过。对于奥地利，他的看法甚至更加乐观。奥地利已经向沙皇做出了保证，它决定与俄国同时展开行动，不给拿破仑留下各个击破的时间。也就是说，奥地利已经制定好了与俄国联合作战的战役方案。他们向高尔传达了这一部署：5.5万名俄国士兵将在8月中旬进入加利西亚（Galicia），然后在两个月里与奥军会师于巴伐利亚（Bavaria）边境。根据计算——事后证明，这是最为可悲的计算——他们将领先拿破仑二十天时间。卡尔大公（Archduke Charles）将出任联军总司令，不受维也纳的妨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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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很顺利，但皮特尚未得到能让他继续行动的可靠前提。然而，在纳尔逊抵达伦敦之时，局势终于稳定了下来。高尔如他预料的那样宣布了盟约生效的消息，联合作战已经开始进行。俄军在8月20日开始穿过奥地利，而另一支前往施特拉尔松德的1.6万人的军队也已整装待发。他们请求让位于英国的汉诺威军队也加入行动，并让英国政府尽快与瑞典达成关于补贴金额的协定。[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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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法国的另一侧展开猛烈攻势的时机已经来临。不幸的是，意大利南部局势仍然很不稳定，但纳尔逊对此的深入了解却堪称英方的天赐福音。目前的困难在于，英国本土还并不知晓艾略特与俄国将领商定的联合方案，甚至不知道克雷格是否抵达了马耳他。[22]艾略特发来的最后消息是，巴黎派来了一位残暴无情的特使，试图威逼那不勒斯王室承认拿破仑的新头衔。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退缩，而莱西——那位俄国将军——希望立即将他的部队转移到科孚岛去。他已经向克雷格急迫地提出了联合作战的要求，但尚未得到任何回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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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暴力威胁很可能让那不勒斯放弃那微弱的抵抗。如果克雷格如期抵达，他很可能要被迫从那不勒斯手中夺取墨西拿，从而保住对英国至关重要的西西里。纳尔逊曾长期呼吁派部队来应对不测的局面，现在的他焦急地想知道克雷格将如何行动，但卡斯尔雷却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纳尔逊向亚历山大·波尔写道：“他就像一个念叨着要做好事的布道牧师，所以大臣们都说我们的部队会为国家利益做贡献。”在如此模糊不清的局势中，纳尔逊仍坚持着他一贯的看法，认为保卫撒丁岛是破解难题的关键。只要他拥有撒丁岛作为基地，他就能保证西西里的安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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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见得到了尊重，事实上，英国政府已经拨出了4万英镑用于在必要时组织撒丁军队。但核心问题很快又转到了另一方面。9月1日，列文森-高尔发来了另一份报告，称奥地利已经派出一位全权代表来签署同盟条约，却在细节问题上屡屡发难。由于对北意大利的胃口没能得到满足，奥地利决定在最终的欧洲秩序方案中加入恢复撒丁王国的特别条款。它仍试图在开战之前进行一次和平斡旋，尽管俄国最近的调解尝试已经失败，同时它还希望皮特能立即开始支付陆军补贴。高尔自然拒绝了这些提议，他向马尔格雷夫警告道，奥地利宫廷是如此软弱和优柔寡断，即便它在某些积极的时刻被迫做出保证，它也仍然不值得信赖。奥地利提出的作战方案同样无法让人满意。它希望将主力部队用于北意大利，并要求克雷格与莱西的部队也加入其中。对英国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商量的问题。这一方案将剥夺克雷格发起两栖作战的能力，而其恰恰是这支远征军最具价值的能力；此外，它还会危及西西里的安全。于是，高尔再次回绝了提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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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邮包里，高尔还发来了俄国胁迫普鲁士参战的行动细节和俄方在北欧地区提出的新要求。高尔写道：“他们试图用这种行动的好处来说服我。如果我们在英国海岸做出展开行动的姿态，在唐斯集结运输船，再把部队调动到海边，这就会极大地加剧波拿巴的不安。”他们希望英国军队能在战役开始后在易北河口（Elbe）登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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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案对皮特毫无吸引力。它们的时机尚未成熟，他不希望在局势仍十分危险时被卷入这些超出其兵力所及的冒险。事实上，这些计划在总体作战方案中也并未得到认真的对待。这项工作由奥地利的马克将军[27]组建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来负责。马克在军事管理方面有着良好声誉，但他并不是一个能加强互信的角色，结果，委员会提出的部署建议全都带有强烈的有利于己方的色彩。因此，皮特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高尔的反对态度。马尔格雷夫在回信中写道：“这些提议和行动计划将对我们在战役开始时的进攻造成诸多困难，使我们无法有条理地展开主动而积极的行动。”对于俄国提出的特殊要求，他答复道，英国已准备好为每一名士兵提供补贴，但在主要行动充分开展之前，派兵到易北河和威悉河口（Weser）与瑞典和俄国联合作战对战争并无帮助。这当然是严格遵照着那条原则：只有纯粹的跨海远征才能对大陆战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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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纳尔逊在反法同盟的总体格局上贡献了多少意见。但有一项贡献特别值得一提。在1798年，他曾与被派来指挥那不勒斯军队的马克将军相识，并深信由其负责的行动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尽管政府并未就此征求他的意见，他还是尽力通过老友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威廉·亨利[29]提出了毫不客气的警告。根据记载，他说：“如果公爵殿下与政府有任何联系，请别让马克将军得到那份工作，据我所知，他是个流氓、骗子、懦夫。”[30]出于对国外政治的特别兴趣，他可能还提出了其他的建议。他那位诚实的神父曾告诉我们：“没有一位大臣能听懂他养成的口音。”的确，他自己也承认他只有极少的时间待在英国，伦敦更是只去过四次，而且绝大部分发言都围绕着海军事务。[31]但与他同时代的传记作者曾指出，“他拜访了许多部门，向大臣们介绍了主要在地中海暴露出的威胁。错误的政策被坚持了如此长的时间，鉴于目前的政治局势，欧洲很可能会发生一些大事和一些改变”。[32]威灵顿公爵有关两人在卡斯尔雷会客厅里那次交谈的著名记述也能证实这一点。在安全回国的“印度将军”（Sepoy General）前来报到时，纳尔逊也在此等着与卡斯尔雷告辞。起初，威灵顿也像巴勒姆那样对纳尔逊自负的言辞产生了反感：“如此虚荣，如此可笑，这让我感到惊讶，甚至感到厌恶。”然而，当纳尔逊弄清楚他的身份之后，威灵顿的看法也随之改变，他说：“接着，他谈到了我国的现状和欧陆事务的形势与未来。他有着高明的见识，对国内外各方面都有了解，这让我同样感到惊讶……事实上，他就像一位官员，一位政治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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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想知道，纳尔逊到底表露了什么想法，能给这位伟大的将军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没准，他们谈到的就是皮特正在酝酿并将由威灵顿收获其最终成果的那个战略。从大海上向拿破仑的薄弱处发起攻击，这是纳尔逊早已熟知，也是他最为喜爱的观念。好几年前，他曾就此与一位著名的法国革命军将领展开讨论。流亡的迪穆里埃将军后来在英国政府中出任本土防御顾问，同时仍在寻找机会，恢复自己被毁的生涯。正是他献出了这些赢得衷心赞叹的计策，而当他看到纳尔逊即将要执行自己的计策、执行皮特的地中海反击计划时，这位已被遗忘的将军重新燃起了与自己的最新继承者一决高下的希望。迪穆里埃向纳尔逊写道：“我一直都想和你在意大利合作。在欧陆战争的这个时刻，我唯一希望的就是请您建议您的大臣，让我指挥一支意大利人或奥地利人的外国军队，穿过意大利中部，向那个科西嘉暴发户发起攻击。”为此，他已经向维也纳提交了一份作战方案。“如果我能指挥一个师，我们就将共同实现我们首次在汉堡会面时制订的计划，共同对抗那个我们深恶痛绝的野蛮篡位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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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尔逊前往默顿享受假期时，他的头脑却无法忘怀这一切。自他第一次见到皮特起，他已经意识到，皮特可能随时会将他召回岗位。[35]但在维尔纳夫舰队的位置尚未确定、局势尚不明朗之时，他只能随时等待传唤。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胡德勋爵（Lord Hood）在8月26日对他说，他认为维尔纳夫肯定是去了地中海或加迪斯，因此他一定会再次出海。[36]在8月的最后一周，海军的形势同政治局势一样高度紧张。但纳尔逊始终对大规模召集令保持着警觉，他的注意力从未被次要因素吸引开。8月29日，他在回绝一次召集令时说道：“他们命令所有战舰——甚至是‘胜利’号——都驶入大海，这都是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费罗尔舰队到底去了北方还是去了地中海，或者是在大海上搜寻我们宝贵的商船队。”在同一天中另一个场合，他再次表达了相同的疑虑：“我的时机和行动都必须取决于波拿巴。我们目前尚不知道他的真正意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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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之后，布莱克伍德为他带来了廓清迷雾的重要消息。纳尔逊立即动身，紧随其后前往伦敦，发现所有人都因压力减轻而兴奋不已。老水兵拉德斯托克勋爵（Lord Radstock）向他写道：“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千千万万次！这些鬼火终于回老家了，再也不能做可怕的恶作剧了。报纸告诉我们，你将很快展开追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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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刻终于到来，这正是他等待已久的召唤。在布莱克伍德的马车抵达白厅后，海军部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截下“胜利”号——这也许是纳尔逊提出的第一个要求。[39]第二道命令是发给康沃利斯的，它要求撤销之前那道让克顿接替考尔德的指令。在接下来的一天中，海军部发出了一系列关键的命令，我们只需看其中一道就能明白当时的紧张局面：用于增援纳尔逊的战舰人手不足，海军部向所有港口的指挥官发出指示，要从回国的商船队里强行征募海员。第二天，一切似乎沉静了下来。或许，这是由于在布莱克伍德带来那则关键消息的同时，海军部也收到了一批最新报告，称布洛涅大营已开始解散。战役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一个崭新的阶段已经开始。巴勒姆用整整一天时间起草着一系列非凡的指令，用于应对这个新局面。这些命令在次日全部完成。[40]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探讨它们的要旨，而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指出，当纳尔逊接到他的命令时，他发现其中的内容完全印证了我们曾介绍过的巴勒姆的态度转变。地中海舰队防区的西端再次恢复到了传统的圣文森特角，而“基于对他的能力和热情的信赖”，巴勒姆为他赋予了依照意愿来部署舰队的充分自主权。事实上，纳尔逊只受到两项条款的约束：他应当防止敌舰队驶入大海，同时还要保护地中海的商船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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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军方面，尽管目前的行动计划仍然无法确定，但前景已逐渐明朗了起来。在布莱克伍德抵达的第二天，海军部接到了来自比克顿的报告，称他曾看到克雷格的远征军安全地驶过博纳角（Cape Bona）[42]。9月5日，英国政府接到了驻维也纳大使亚瑟·佩吉特爵士（Sir Arthur Paget）发来的两封急件。佩吉特在第一封信中满是绝望，因为奥地利坚持在开战前进行调解。但他又在第二封信中宣布，奥地利外交大臣科本茨尔（Cobenzl）刚刚告诉自己，他向拿破仑提出要求时采用的措辞将让战争无可避免。[43]正在此时，他们又收到艾略特从那不勒斯发来的信。他说，傲慢的法国特使已经递交了拿破仑的苛刻通牒，那不勒斯王后对此已无能为力。形势看起来即将发生变化，而急于开战的俄国人对于克雷格的毫无音讯愈发不满。不过，希望仍然存在。奥地利态度的变化使圣西尔无法得到任何增援，艾略特则让俄国人与“卓越”号的索泽伦舰长（Captain Sotheron）保持联系，以此竭力缓解他们的烦躁不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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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显然已刻不容缓，他们立即展开行动。克雷格无疑已抵达马耳他，到此时他肯定也已与莱西将军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海军部命令直布罗陀的所有运输船向马耳他驶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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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他们还收到了关于法军放弃入侵的最为确切的证据。武装快艇“信使”号（Courier）截住了法国纵帆船“特雷波尔”号（Tréport），后者在9月2日刚刚驶出布洛涅。法国船长承认，运兵船队正在解散，陆军部队在六天之前就“因为与俄国的新战争”而开往内陆。据他说，拿破仑在他出港时仍然待在布洛涅，但应该会在一两天之内动身离开。“特雷波尔”号所属的运兵船分队也已开始将船上的补给与弹药搬回岸上。[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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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时开始，英国的战争前线和行动重心已转移到了地中海地区，而纳尔逊则成了其中的关键。这一职责使他得到了诸多奉承，但他本人对此却并不乐观。9月6日，他向好友戴维森（Davidson）写道：“我希望我能尽早出现在敌人阵前，希望能尽早用一支足以圆满完成任务的舰队与敌人相遇，一场残缺的胜利并不会让我感到满意。但我并不认为海军部将要派给我的兵力足以歼灭15～16艘敌方战列舰……但我会尽我所能，希望上帝与我同在。我可以牺牲的很多，可以得到的却很少。但这是我应当要做的；我会竭诚为国效力。”在长期的身心劳损后，他只享受了略超过一周时间的短暂休息，面前的局势又是如此严峻。他清楚地知道，如何击败敌军并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诱使或迫使敌军投入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如果他不能做到，他就只能率领封锁舰队在港外度过又一个漫长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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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纳尔逊要面对的当务之急。在他与卡斯尔雷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也就是与威灵顿那次谈话之后——他们讨论了用陆军部队迫使维尔纳夫出动的可行性。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建议到底是来自纳尔逊、卡斯尔雷还是韦尔斯利。卡斯尔雷在一封信中暗示纳尔逊认可这个策略，他明确指出，纳尔逊没有要求陆军支援的唯一原因是他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太迟，难以在年内采取行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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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用海军的单方面努力让敌人投入战斗，唯一有把握的办法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保持兵力劣势。但是，劣势兵力很难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这无法解决进行决定性战斗的首要难题。对于这个替代方案，纳尔逊只得做出妥协。他得准备尽可能地隐藏他的兵力规模，诱使维尔纳夫主动出击。9月11日，他花了一整天时间在海军部制定作为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所需的命令。12日，他告辞了皮特和卡斯尔雷，之后在默顿待了最后一天，于当夜启程前往斯皮特黑德。次日一早，他在朴次茅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部分缓解了压在他心头的焦虑。清晨时分，他登上“胜利”号，再次升起他的将旗。两位海军部大臣——坎宁（Canning）和罗斯（Rose）——前来为他送行。[48]他们在旗舰上举行了饯行宴会，之后，纳尔逊打出了起锚的命令。他对面前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丝毫不抱幻想。但与此同时，拿破仑却如有默契一般，起草了一道正中纳尔逊下怀的命令。这道命令将替他解决这个难题，把维尔纳夫送到他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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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如此，命运似乎有意让它推动的灾难发生，让这场战役具有如此之强的戏剧性。8月30日，在滨海大营的一片废墟中，法国皇帝签署了解散运兵船队的法令。第二天，留意着英国陆军的他忙碌地部署着部队，以防英军从海上发起突袭。在这时，他肯定已经接到了维尔纳夫从加迪斯发来的信。9月1日，遵照拿破仑的指示，德克雷向维尔纳夫发出了应对战役新局势的新命令。他在命令中写道：“陛下希望让他的舰队和盟友在安达卢西亚海岸与直布罗陀海峡周边的舰队集结起来，以得到36艘战列舰；他认为，这将使敌人不可能用相等的兵力与你对抗。据说英国此时正在筹备一支商船队和几支远征军，据推测，他们可能要前往地中海。陛下希望你采取一切适当的预防措施，在远征军接近的时候提前得到预警，然后将之歼灭。”[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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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拿破仑一定听说了关于科克港的贝尔德远征军的消息。这加剧了他的不安，但截至此时，他还并不想为此展开任何大规模的舰队行动或海上战役。在德克雷向维尔纳夫起草新命令的同时，拿破仑正在构思一个运用其海军部队的新方案：他打算将海军重组为数支游猎舰队，并去摧毁敌人的海上贸易。除了三支巡洋舰队，他还准备将战列舰部队一分为七——布雷斯特舰队划分为三支舰队，加迪斯舰队划分为四支舰队——这总共要动用30艘战列舰与11艘巡航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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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着这个并不理想的计划，拿破仑于次日启程前往巴黎。他苦闷地思考着入侵失败对他的声望造成的打击，盘算着如何用一场大规模战役来恢复他的名誉。与此同时，他对维尔纳夫的愤怒也愈发炽烈。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最终让自己相信，这场惨败全都是因为维尔纳夫，全都是维尔纳夫一个人的问题。9月13日，当纳尔逊在默顿享受着最后的安宁时，拿破仑着手编造他关于侵英行动的著名神话——这一神话至今仍未失去多少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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