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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dmiralty Minutes，154，Sept.2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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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9月4日肯定是海军部历史上工作最繁重的时刻之一。当天只有7位“高级书记员”与17位“初级书记员”负责处理所有在役战舰的航线，他们在四天前刚刚提出加薪意愿（Minutes，154，Aug.29th）。在7月时，巴勒姆曾试图用印刷的回信格式纸来减轻他们的纸头工作量，其中包括回复命令的信纸与回复书信的信纸，后者包括三个部分：日期、信的主题和结果，例如行动已经结束，或即将采取措施。范例可见In-Letters，552，August 2nd and 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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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Out-Letters，1363，Sept.4th.海军部秘书马斯顿在9月6日告诉他，商船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并要求他前去迎接。Add.MSS. 3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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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位于今阿尔及利亚东北海岸，安纳巴（Annaba）城北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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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Paget to Mulgrave，August 10 and 17，received Sept.5th（at night）：F.O.Austria，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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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lliot to Mulgrave，July 23rd，received Sept.5th（at night）：F.0.Sicily. Printed in Auriol，ii.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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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Admiralty In-Letters（Secretary of State），4199，Sept.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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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Admiralty In-Letters，552，Sept.5th.这则消息在第二天便转发给了陆军部。W.O.（i.），712.顺便一提，这段时间内每一份海军情报都会被尽快转发给陆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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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Castlereagh to Nelson：Letters and Despatches，2nd series，vol.i，p.124.这封信是在纳尔逊战殁的消息传到伦敦之前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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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乔治·坎宁是当时的海军财政主管，罗斯则是海军军需部长兼贸易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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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Desbrière，iv.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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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Napoleon to Decrès，Sept.1st：Correspondence，xi.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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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对于此种传说的生命力，可参见Gabriel Darrieu上校的《海上战争》（La Guerre sur Mer），1907年出版，第63页。该书写作时，法国方面的参谋战史已在7年前出版，但这位战略学教授仍然引用了拿破仑的这篇文献，还写道：“这是一个伟大战略的范例，其中的原理无可挑剔，这样规模宏伟的计划可以也应当被继承下去。”他全盘接受了拿破仑颠倒的事实和拿破仑对其敌人的忽视，并将巴勒姆的布局视为全凭运气。之后，他更好的判断力和他的专业知识似乎恢复了过来，他随即指出整个计划建立在拿破仑对其敌人的严重忽视之上，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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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Napoleon to Villeneuve，St.Cloud，Sept.11th：Correspondamx，xi.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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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To Decrès，Sept.15th，and Rosily’s Instructions，Sept.17th：Correspondance，xi.20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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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战役 第二十章 保障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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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但是，位置未能确定时的维尔纳夫给英国海军部造成的高度紧张着实是值得吸取的教训。很显然，现有的巡洋舰机制远不够周密、科学，无法满足皮特对欧洲海域实行有效监控的行动需要。在这场战役余下的阶段里，巴勒姆决心与纳尔逊协作，将他的巡洋舰组织成数道警戒线。目前，对于英国海军的情报搜集和贸易保护最为重要的部队是以科克港为基地的巡洋舰队，它的指挥官是德鲁里将军，但他的战略眼光却相当有限，以至于让海军部不断指出他的错误。巡洋舰的舰长们也是如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独自出海执行任务就是享受“一次巡游”，还有机会赢得战功和赏金。这种自由散漫已然让人难以忍受，整个巡洋舰机制正迫切需要高强度的约束和重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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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局势对优化巡洋舰机制颇为有利。法军放弃入侵带来的压力缓解使得基思舰队中大量巡洋舰得以自由调动，同时更为便利的通信手段也开始大规模应用。而纳尔逊无疑与后者颇有关联。海军部秘书巴罗提到，在纳尔逊待在伦敦的最后一天，他正在海军部热切询问着新近改进的信号码（code of signals）的情况。巴罗写道：“我向他保证，尽管它们现在还没准备好，但他绝不会失望，我保证它们会在第二天早上出现在朴次茅斯。”即便如此，纳尔逊也没有放松。他再次检视了所有编码和词条，这是他在离开伦敦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为了送别纳尔逊，巴罗一直在海军部待到很晚。“我发誓，不等到邮差将信号送出，我就不离开办公室，邮包一定能在次日早晨送抵朴次茅斯。听了这话，他便来与我握手……他离开时显然比平时更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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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纳尔逊如此焦急的东西正是霍姆·波帕姆爵士的最新发明。这是一本名为《远程视觉信号与航海词汇》（Telegraphic Signals or Marine Vocabulary）的信号语言系统簿，它将因为纳尔逊而名垂千古。此时的英国海军尚未全面接受这一发明，但在1803年战争爆发时，它已得到认可，被发放给一些战列舰使用。[2]很显然，基思的巡洋舰队也得到了这种信号簿，并由其发明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波帕姆的指挥下，这套信号显示出了极大的便利性，即便在无法派小艇传信的恶劣天气中依然可以使用，其价值无疑已得到证明。因此，在纳尔逊接受巴勒姆咨询时，他们决定立即给每艘军舰发放一份信号簿的复本。而这一决定似乎又与新的巡洋舰机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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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机制是基于巡洋舰链（cruiser lines）的现代概念，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是由爱尔兰舰队在爱尔兰西南方的克利尔角（Cape Clear）到伊比利亚半岛东北方的菲尼斯特雷角之间部署的巡洋舰警戒线。这一命令是在布莱克伍德抵达伦敦的第二天下达的。此时，加德纳勋爵的病休已经结束，他正要去科克港接替德鲁里的指挥权。海军部让他派出巡航舰在克利尔角到菲尼斯特雷之间的连线上巡游，尽可能地与其他英国舰队保持直接联系，同时制止敌人的骚扰、保护己方贸易航线。如果他们与任何敌舰队相遇，他们就应当跟随敌人，直至确定其航向与目标，然后才能脱离敌人，并用最快的速度通知他认为最能使这则情报发挥效用的舰队指挥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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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立即可供派遣的只有3艘巡航舰，但海军部已经让康沃利斯在菲尼斯特雷的警戒线终点始终保有1艘巡洋舰，而另外10艘位于西部海域的巡洋舰也全都能在必要时提供增援。尽管如此，这些军舰的数量仍远远不足以组成现代意义上的巡洋舰链。[4]这最多只能算是一道巡逻线，通过对巡洋舰的合理部署来尽量有效地覆盖某处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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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尼斯特雷之后，警戒线还要一直延伸至圣文森特角，这也正是康沃利斯和纳尔逊的防区交接点。这一延展无疑是出自纳尔逊本人的建议。他在抵达伦敦不久后就得到巴勒姆召见，下面这封信简略地记录了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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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比马尔（Albemarle），180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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