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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10月21日清晨，海面略有微风，一片宁静。纳尔逊发现他的舰队已陷入混乱，一部分舰只甚至已不见踪影。兵力占优的敌军位于他们的下风位置，但他们并未如备忘录描述的那样“已组成战列线，准备迎接进攻”，而是仍处在一种不规则的阵型里。据“胜利”号的日志估测，联合舰队主力散布于其旗舰东偏南方约9海里内；格拉维纳舰队则位于其前卫舰队上风处，从东北偏北向西南偏南延伸。它们的舰首指向南方，似乎要向直布罗陀海峡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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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舰队阵型不整主要是由于维尔纳夫的变阵——他试图将夜幕降临时让各舰以最便捷方式匆忙组成的临时性战列线改变为事先规定的阵型（l’ordre naturel）。他发现英国舰队的实际兵力比他料想的要多出5艘，这更进一步打乱了他的舰队部署。英国舰队与他计算的“战斗舰队”的兵力并不相当，而是较之更强，他的整个战术构想因而在最后一刻完全破灭。为了应对当前形势，联军只能增强“战斗舰队”；他只好牺牲他自己精心设计的双舰队组织模式，让格拉维纳不再统帅一支独立的“防备舰队”，转而命令他占据“战斗舰队”的前方。因此，在种种审慎的事先谋划后，维尔纳夫还是被迫组建了一支笨拙的单纵队。他清楚地知道，这在英军的战术面前是最不顶用的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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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战之际被迫放弃唯一能阻挡敌人攻击的阵型已足够糟糕，但麻烦还远未结束。强风已在夜间消歇，继之而来的是从西北角吹来的不断偏转方向的微风。英军最初得到的是足够强的西北风，但联合舰队得到的风势较小，其风向还在西南偏西和西北偏西之间不断变化。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海潮从西方涌来，这使得舰队机动变得更加困难。于是，在联合舰队开始重组阵型时，他们的秩序愈发混乱，已完全看不出任何阵型的外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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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纳尔逊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首先组成预定的航行阵型，再令全军一齐驶向下风；或者至少组成侧舷迎风的斜向阵列（line of bearing），从而使舰队进入备忘录所描述的位置。[2]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这些方法都有悖于现有的实践方式。当日的舰队若以横队或斜向阵列行驶较远距离，不同战舰的不同航行性能就会使舰队的秩序与凝聚力迅速消散；在豪与肯彭菲尔特的改革中，最具实用性的一点就是废弃这种笨拙难用的旧式航行阵型。他们改良过的阵法源于法国海军，处于航行阵型中的舰队要始终以双纵队或多路纵队行进；这一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战术机动性，受到了官兵们的欢迎。[3]没有任何一位将军会在这个关头重新启用那种不可信赖的阵型，尤其是纳尔逊。他的计划需要他将舰队牢牢控制在手中，具备高度的凝聚力和灵活性，直至在必要时刻令其攻向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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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首先打出了组建航行阵型的信号，几分钟后——有可能就是在前一则信号得到回复时——又打出了“大张风帆，驶向下风”（to bear-up and sail large），附随的罗经信号是东北偏东。这个信号并不准备让舰队预先组成航行阵型或战斗阵型，而是想让尚未组织好的战舰一艘接一艘地驶向下风，就像实际发生的那样，在各自的旗舰身后遵照各自的预定位置依次朝东北偏东方向开始航行。[4]一份直白的证据来自“尼普顿”号的航海长在信号簿下所做的注记，他说英军接连着朝下风驶去。[5]此外，我们还能在纳尔逊自己的手笔中看到他的准确意图。他在最后一篇私人日记里写道：“破晓时分，发现敌人的联合舰队位于东方到东南偏东；驶向下风；打出信号组建航行阵型。”我们可以清楚无疑地看到，他认为“驶向下风”是组成航行阵型的前提，他希望让舰队在自己的旗舰驶向东北偏东后以自己为端点进入阵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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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联军也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英国舰队在远处驶向下风，这给联军造成的第一印象是他们要组建横队、斜向阵列或是横向舰群。[7]随着英军机动的继续展开，他们发现英军逐渐形成了两支舰群（pelotons）——这是许多舰只从各个方向驶入旗舰身后的自然结果。两个小时之后，舰群最终明显形成了两支分别由重型战舰所引领的纵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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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纳夫最初认为，纳尔逊要用大批舰群攻向他的后卫，从而达成集中优势兵力和截断其返回加迪斯退路的双重目的。[9]法军信号簿中为应对这种攻击规定了一则特别的信号，它是这样规定的：“当共和国的舰队组成战斗阵型或其他队形并处于下风，而敌军组成舰群阵型（en peloton）或其他队形或数支分队，企图与我军后卫交战时——命令所有战舰同时顺风转向。”[10]维尔纳夫的舰队正在执行上一则组建正式阵型的命令，舰队多处极为混乱，与其说是舰列还不如说是舰群，其状态并不足以完成这一机动。然而，他已决意下达这一命令，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再次打出信号，让尚未成形的舰队180度掉转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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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尔逊对维尔纳夫的后卫做出不加掩饰的威胁时，他是否料到了敌人的这一举动？据此时被召上“胜利”号的布莱克伍德说，“他对此表现得非常后悔”。[11]他的备忘录的确预计到了这种行动，纳尔逊曾在其中写道，如果敌军集体转向，原先的后卫仍应是科林伍德的“攻击目标”。不过，他料想的调头是在攻击已经完全展开之后，他显然没有料到敌人的机动会这么早进行。即便如此，维尔纳夫的过早调头似乎并不足以给他造成困扰。如果维尔纳夫没有调头而继续向南航行，那么，在不让英军两支舰队互换位置的前提下，他要向敌军后卫发起预想攻击的唯一方式就只能是先驶向敌军前卫，再依次顶风转为与敌军相反的航向，这样才能让舰队抵达与敌军中军并列的位置。这种机动极为不便，且在微风中必将花费太长时间。但如果维尔纳夫将他的舰队阵列反转，英军的攻击位置就会有利得多。只要纳尔逊在合适的时机让舰队以其左舷为端点组成斜向阵列，他就能直接占据备忘录所描述的攻击位置。那么，纳尔逊又为什么会感到后悔呢？探明他此时的想法似乎远较他的处境更加困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在此时并未意识到维尔纳夫已经组成了战斗阵型。在他看来，远方的联合舰队似乎仍处在巡航阵型——法军所谓的“散阵”（route libre）——里。他在私人日记中这样写道：“7时，敌军依次倒转航向。愿我所尊崇的伟大上帝为了欧洲的总体利益，能赐予我国一场伟大而光荣的胜利。”就像克伦威尔（Cromwell）一样，他期待着上帝直接将敌人送进他的手里。但我们已经知道，敌人是集体调头，而非他所记的依次转向。如果纳尔逊意识到他们已组成了战斗阵型，他就不可能犯下这种错误。他似乎将之误认为是自己刚刚执行的那种机动，认为敌人并不是在反转他们的战列线，而是让一支不成形的舰队一艘接一艘地“依次倒转航向”。[12]这只能意味着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遇到了他，为了逃离一场全面追击，便以“散阵”匆忙地朝加迪斯撤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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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此时的英国舰队像是要展开一场旧式的猛攻，就好像霍克和博斯科恩（Boscawen）那样以“全军追击”的信号发起进攻，让先导舰在追击过程中组成战列阵型。[14]一些英国舰长认为，这正是纳尔逊的真正目的。“皇家君权”号的一名尉官在他的日志中写道：“这则信号想要进行追击。”而“征服者”号的航海长则写道：“转向下风，全帆追击。”[15]从各方面看来，纳尔逊最初的想法的确有可能是尽早让舰队杀向队形不整的敌人，就像科林伍德对帕斯利爵士所说的，发起“一场迅猛的两路攻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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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是不是他最初的冲动，显然其并未持续多长时间。不管敌人战阵的反转给他造成了多大困扰，他很快就重新回到了攻击计划的基本预案。当意识到敌人驶向北方的意图后，他随即再次打出了驶向下风的信号，而这次附随的则是指向东方的罗经旗。尽管他并没有转舵，但舰队前端战舰的日志显示，他的航向是正东偏北半点到1点[17]，直指敌舰队的中军。这正是备忘录所规定的位置，这将让他朝着敌人反转阵型的新后卫发起整个攻势。[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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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描述战斗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厘清所谓“中军”和“后卫”的概念，许多错误认识都源于它们的歧义。由于联合舰队阵型的改变，双方的报告对其不同部分的辨别与称呼都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当维尔纳夫决定反转战列时，他同时命令格拉维纳让“防备舰队”接续于“战斗舰队”的后方。在之前的部署中，“战斗舰队”就是法西联合舰队的主舰队，它由维尔纳夫直接指挥，被划分为前卫、中军、后卫三支分舰队。然而，新的部署打乱了之前的那种舰队划分。一些军官在其报告中仍旧沿用了之前的称呼，用“后卫”指称战斗舰队的后卫，而另一些军官则用“后卫”指称整支舰队的真正后卫，即格拉维纳的防备舰队。“中军”一词也是如此。在一些报告中，它被用来指称战斗舰队的中军，而另一些报告则用之称呼整支舰队的中军，包括了战斗舰队的部分中军及其后卫——战斗舰队中军的另一部分则被归入整支舰队的前卫。这种歧义导致某些报告称纳尔逊和科林伍德都向敌人的中军发起攻击，而另一些报告则说纳尔逊攻向敌军前卫，科林伍德则攻向敌军后卫。为了厘清这些混乱，法国参谋部为拿破仑编写了下面这个清晰的表格，非常好地把握住了此时的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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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出于某些战术考量，两支英国纵队在维尔纳夫反转阵型后都杀向了敌舰队的中军。而如果我们将联合舰队视为两支大型分队，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么，纳尔逊就是驶向其前卫的后队，而科林伍德则是驶向其后卫的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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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尔逊前述信号的指挥下，英国舰队以两路纵队迎头驶向敌军整支舰队的真正中军，但这一态势很快就被科林伍德引人注意的独自行动所改变。按照备忘录的规定，舰队副司令应当“在总司令表达了他的意图之后”接掌其分队的指挥全权，但这种意图表示要到纳尔逊率领两支分队“行驶至接近敌军中军的火炮射程之处”后才会出现。他们距离那个位置还相当遥远，阅读过备忘录的科林伍德也绝不会认为纳尔逊已承诺在此时进行指挥权交接。但在维尔纳夫下令反转战列线不到半个小时后，科林伍德向下风分队打出了新的信号：“组成左舷迎风的斜向阵列”（to form the larboard line of bearing）。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纳尔逊上一则组建航行阵型的命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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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显然逃离了人们的关注视野，因此人们总是认为科林伍德是到最后一刻才打出了这个信号。人们进而认为，这只是一个航向问题。这是由于联合舰队的战列形成了一个凹面，从而使格拉维纳的分舰队几乎与科林伍德的接敌路线平行。但如果是这样，他反而不需要再组成左舷迎风的斜阵。真实的答案是，这与联军阵列的凹面完全无关。科林伍德下达这一命令是在维尔纳夫打出那则造成阵型凹陷的信号的两个小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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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科林伍德为什么要打出这则信号呢？信号簿对这则信号的战术目标的说明足以扫清我们的疑虑。其释义的一条注记模糊地解释道，这则信号意味着战舰要“按照它们未来航向的罗经点相互展开，如果向左舷转向形成一支纵队，要与风相差1个罗经点”。（To bear from each other on the point of the compass on which they would sail，keeping a point from the wind，if formed in a line-ahead on the larboard tack.）除非我们能弄清“与风相差一个罗经点”的含义，豪勋爵留存下的这段模糊字迹几乎无法理解。事实上，这句话是指其航向应与顶风航行的极限航向保持1个罗经点，即与来风方向保持7个罗经点之差，而非真正的顶风航行纵队——即法军所谓ligne de plus pros——所采取的6个罗经点。因此，这只是表现出英军在迎风航行时保留1个罗经点以应对不时之需的常规做法。[20]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将这则指令翻译成以下形式：“组建起来的斜向阵列应满足下列条件：当全体战舰顶风转向组成战列线时，其战列航向与风向保持7个罗经点之差，亦即与真正的顶风航行的战列线航向相差1个罗经点。”简而言之，这就是一种特定的机动方法，能使一支纵队由前端接敌的姿态转入与法军所采用的迎风阵列航向大致相同的平行战列。[21]科林伍德的行为是由于他认为这正是纳尔逊期待他采取的行动，从而使舰队进入备忘录示意图所描述的位置，尽量提前发起攻击的时间。他相信纳尔逊会跟随其后展开同样的机动。这种机动显然能让两支分舰队准确地形成备忘录所描述的、在上风发起攻击时组成的平行于敌人中军的梯形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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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伍德打出“组成左舷迎风斜阵”信号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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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纳尔逊对此的看法颇为微妙，他并未做出对应的机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并不认为科林伍德已接掌了下风分队的指挥权，但他显然也并不认为副司令的行动有什么过错。他没有提出任何反对，而是允许这一机动以最佳方式继续展开。但必须注意到的是，他目前的姿态实际上也不可能完成这种动作。纳尔逊并未减速，已经着手展开攻击的科林伍德也仍旧保持着全帆，但当一支舰队以纵队队形高速前进时，除非领头的战舰减速降帆，它显然无法组成左舷迎风的斜向阵列。不过，即便他不能组成那种左舷迎风的斜向阵列，他多少还是能组成某种斜阵。科林伍德的分队没有时间在其身后组成纵队，其分队后方的大部分战舰位于“皇家君权”号右舷侧后，已然部分地组成了一道次舰舰首与前舰舰尾相错的斜阵（bow-and-quarter line）。一个半小时后，科林伍德似乎意识到了这一情形。或许是由于纳尔逊仍旧以全帆前进且没有显露出要展开舰队或降帆减速的任何迹象，或许是因为他发现平行于敌阵的斜向阵列已不可能组成，科林伍德最终放弃了这个他曾希望完成的战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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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原定紧跟“皇家君权”号的“雷鸣”号已经掉队，科林伍德遂命令“贝尔岛”号占据他身后的位置。于是，他向“贝尔岛”号打出信号，令其保持在他的西南方，这意味着他希望用一道向西南方展开的斜阵取代之前左舷迎风的斜向阵列。五分钟后，他又向其舰队中部航速最快的“复仇”号打出信号，令它与“皇家君权”号组成斜阵。信号中并未提及斜阵的方向，但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仍然是西南。一段时间后，科林伍德再次向“贝尔岛”号与位于“贝尔岛”号与“复仇”号之间的“阿喀琉斯”号打出信号，这则信号是让它们同时向右舷转舵1个罗经点。参照信号簿，它的含义是“一齐向右舷或给出的罗经方位信号转向1个罗经点，战舰应保持原有的相对方位”。附随的指令还写道：“当已组成斜阵时，不管战舰在何时接到一齐转向的命令，它们都应保持相互间的相对方位。”[22]现在，科林伍德并未给出罗经方位信号，而它们也不可能在上一则信号打出后的七分钟内就组成标准的斜向阵列。因此，根据信号簿的解释，我们唯一的结论是，科林伍德已经意识到在不降帆减速的前提下即便是向西南方展开的斜阵也无法实现，他只能被迫组成仅与纵队展开方向相差1个罗经点的斜向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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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并不仅是科林伍德所发布的组建斜向阵列的诸多信号。他自己在官方通信与写给帕斯利爵士的战术解析中承认，他是以纵队发起攻击的。他在这些文件里完全没有提及斜向阵列，这是因为，一道组织不良的、仅仅与纵队展开方向相差1个罗经点的斜阵在战术效果上与纵队并无多大区别。出于同样的原因，哈维和森豪斯都表示舰队是以两路纵队发起攻击，甚至连“复仇”号舰长莫尔森都采取了同样的说法。这也是所有目击者和提到这个问题的所有同时代作者的共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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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通过从保管不善的日志和日记中拣选零碎语句，通过在各舰宣称的各不相同的交战时间上进行计算推演，我们的确有可能推断出科林伍德组成了一条真正的侧舷迎风的斜向阵列。但在直接而确切的证据面前，历史科学的严谨性绝不允许用这种脆弱的罗织来掩盖相反的结论。我们不仅拥有最明确和最权威的积极证据——科林伍德的信号，同时还拥有最无可辩驳的消极证据——同时代的大量描述完全没有提及下风舰队的这种阵型。在历史学者看来，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这种沉默本身就足以得出结论，何况还有其他旁证。这些证据的分量已经使这一结论不容怀疑。尽管焦虑的科林伍德或许曾试图组建斜阵，他最终却与按兵不动的纳尔逊一样意识到，这种机动与自己的其他意愿相违背，在当前状态下显然也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