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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距今8000年前河姆渡雕花木桨投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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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国浙江省萧山市跨湖桥新出土了距今8000年的独木舟（图1-4），与河姆渡雕花木桨形成呼应。跨湖桥独木舟的板材厚度均匀，内表面平整光滑，应该不是最早的独木舟。遗址还出土了木柄、石锛等工具。专家推断，中国有独木舟应在距今8000—10000年间。而已知世界上出土的最早的独木舟，一条是公元前6300年前荷兰的独木舟，与中国跨湖桥独木舟属于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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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距今8000年前的萧山跨湖桥独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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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定，在距今8000—10000年的时候，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上，泛起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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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和独木舟是远古祖先最简陋也是最重要的渡水运载工具。有了渡水工具，远古祖先就得以在大江大河上活动，进行捕捞和迁徙航行。而沿海的人们，也逐渐将活动范围从海岸线附近向外扩展，最典型的是龙山文化和百越文化的海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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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以薄而有光泽的蛋壳般黑陶为典型特征，距今约4000年左右。龙山文化的前身是大汶口文化，1959年在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交界处大汶口被发现，早期的大汶口文化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分布在山东及江苏北部一带。其后，在山东半岛烟台白石村遗址、蓬莱紫荆山遗址中出土了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直口筒形罐，还出土了几何形纹、压纹等纹饰的陶器。在旅顺口郭家村上层发现了又黑又亮又薄、轮制磨光的黑陶及精制而成的三足杯之类陶器。通过海路，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传播到辽东半岛沿海地区、继而传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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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越文化指远古时期居住于我国东南江苏、浙江、福建及岭南地区的越族各系（故称百越）先民们所创造的文化。越族是擅长海上活动的民族，他们通过航海活动把百越文化传播出去。百越文化的典型遗址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典型器物是叫做“有段石锛”的史前石器。河姆渡不仅出土了雕花木桨，还出土了舟型陶器，可以断定中国先民们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建造独木舟的技术。在近代，沿着舟山群岛、台湾岛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岛屿，相继大量发现了有段石锛的遗存，它甚至传播到了太平洋中部的波利尼西亚诸岛以及南太平洋诸岛。这些遗存的测定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证明是百越文化的跨海逐次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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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筏和独木舟的四周加装木板，同时对缝隙采取堵漏措施，筏和独木舟便演变成方头、方尾、平底或尖底的木板船，作为底部的独木舟也就转换功能成为了龙骨。从独木舟到木板船的演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为木板船比独木舟的装载量大、航行性能高。木板船需要大量木板，对工具的要求显然高得多，因此这一过程大约用了数千年的时间。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了夏代，石器时代开始被青铜时代替代，生产力有了大的发展。1980年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的夏代遗址中有铸铜和冶炼作坊，及青铜锛、凿等金属工具，还有传说中的夏禹治水时“左准绳，右规矩”，表明已经有了简单方便的绘图和测绘仪器。这些都说明，夏朝建造木板船的条件已经成熟。《竹书纪年》说，帝芒十二年，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夏朝有能力组织沿海居民到深海捕鱼，说明舟船的发展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稳定性。还有另一个佐证是，大批5000年前的榫卯木构件和干栏式建筑遗址被发现，尤其是燕尾榫、带锁钉的榫和企口板的使用，能够较好解决船堵漏缝的问题。因此，专家推断中国出现榫构的木板船可能在夏代，至少不会晚于殷商时代，即公元前16世纪至1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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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是奴隶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商品交换和以贝、玉为代表的货币。殷商时代甲骨文和钟鼎文中都出现了不同的“舟”字和与“舟”相关的文字（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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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甲骨文中的“舟”及与“舟”有关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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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是象形文字，甲骨文的“舟”字，代表了当时实物的舟船由纵向和横向构件组成，横线支撑纵向板材，既加强船体的强度，又可以将船体分成隔舱，增加了舟船的功能；甲骨文中的“般”字，像一个人在使用桨或篙使船移动；甲骨文中的“荡”字（古字为“盪”），字形像一个人在荡舟。尤其是饕餮鼎上的“荡”字，更像一个人挑着贝币或货物在船上站立，另一个人在荡舟（图1-6）。甲骨文“舟”字的出现，说明至少在距今3000到3500年前，生产力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对船舶的装载量和稳定性提出了要求，中国有横梁的木板船出现了，成为水上运载工具，并参与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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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饕餮鼎上的“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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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0—前221年，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战争频繁，为了集结兵力，运输军粮、货物及对远方进行外交和贸易等活动，造船与航海业迅速发展。东南沿海的吴国、越国都设置了“船宫”作为造船工场。商船和战船已经分开，战船有不同的类型，如大翼（图1-7）、中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戈船等，各司其职。其中大、中、小三翼是吴国水军中的主力战船。据文献记载：“大翼长十丈，阔一丈五尺二寸，一船可载士兵二十六人，桨桡手五十人，操驾水手三人，长钩、长矛手十二人，指挥二人，共九十三人。船载弩三十二张，箭三千三百支，盔、甲各三十二副。中翼长九丈六尺，阔一丈三尺五寸。小翼长九丈，阔一丈二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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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战国“大翼”战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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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战船的推进工具还主要是桨，桨桡手占船上所载总人数1/2以上。有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中出现了“帆”字，并从在墨西哥发现了商代文化遗迹等多种角度立论，认为殷人已经立桅扬帆跨越太平洋到了美洲。而考古学界则认为中国是在战国时期出现风帆的，作为桨的辅助动力，用于顺风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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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船在大海上航行，导航和气象等航海知识至关重要，是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商代人们已开始“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白天利用太阳在不同时辰的方位定向导航，夜晚通过北斗、北极等恒星定位导航。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大量的天文占星文献，观日月星辰定向导航知识已经非常丰富，甚至出现了磁性测向仪司南。在记时方面，夏代已有“天干”记日法，商代把天干和地支结合起来，形成六十干支记日法。天干、地支和商周时期的八卦，为后世航海罗盘二十四各方位置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在气象方面，商代甲骨文中把风分为“小风”、“大风”、“大掫（音“邹”）风”（大骤风）和“大狂风”4个等级，并区分东、南、西、北四方风，春秋战国时又知八风与十二风。战国时期编写成的《周礼》把风分作十二类，以地支为序列出十二辰风表，不仅有十二个风向，而且与十二个月以及季节都联系在一起，揭示了季风变化的基本规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对气象的预报和对潮流的认识也大大进步，海上远航已经能够顺风顺流远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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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不但创造了辉煌的陆地文明，同样也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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