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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辟“广州通海夷道”，海船已经行至波斯、阿曼等阿拉伯国家，向西到达北非东北岸各地。由于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唐代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的官职，建立职掌海运及海关事务的机构市舶司，统管对外贸易诸项事务。唐代我国远洋航行的海舶，以船身大、容积广、构造坚固、抵抗风涛能力强以及船员航海技术纯熟著称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东晋高僧法显（约337—422）从印度由海路回国时所乘“商人大船”，每船大约载200余人。而唐代大的船舶则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载货万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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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已有载1.2万石米的万石船，换算可折550吨。宋代遣使出国的船称为神舟，专家考证即是万石船，载重量在500—600吨之间。据宋代徐兢在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宣和五年（1123）他出使朝鲜时，两艘神舟“晖赫皇华，超冠古今”，在海上“巍如山岳，浮动波上”，到达时“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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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文明古国有如此辉煌的海洋文明，为什么没能发展海权和海权意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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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认为，过分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或许正是这样，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也包括黄河流域的自然富源太富饶了，而古希腊却没有这种优势，这迫使它有了这样一种“必要性”——“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于是，古希腊便竭尽全力地走向一个新的“第二类富源”，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第二富源”——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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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大河文明古国与西方海洋文明国家的文明起点一开始就不同。大河文明古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水利资源丰沛的大河，有肥沃的冲积平原，基于土地的农耕文明足以使他们生存发展，海洋商业活动只是农业生产活动的补充。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土地制度，农本商末的传统，使大河文明古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巩固，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大河文明古国依靠农耕文明率先富裕，儒家文化、佛教很早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产生好勇斗狠、不择手段、海盗式商业和殖民活动。因此，这些国家虽然有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但始终没有发展起保护海上贸易、保护海外市场的海军。没有维系国家生存必需的海上贸易，就没有控制海洋以及海上通道和海外基地的渴望，就没有建立强于别国海军的渴望，也就不可能发展海权。换句话说，他们有意无意地任可以轻易到手的海权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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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文明在这里拉开了距离。前者以农为本，受自然经济规律的支配；后者则以商为本、受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它们只能循着自己既定的规律，南辕北辙，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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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 第二章 风帆火炮时代·海权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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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刚刚从中世纪的沉沉暗夜中醒来的欧洲人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海洋为他们所指引的新世界，欧洲人把风帆火炮的军舰和商船驶到了以前所从未企及的亚、非、美洲的内地，也带去了商业和资本的信条、强权和暴力的逻辑——谁掌握了海权，谁就成为历史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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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古老的东方还沉睡在农业文明的温床里，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并没有激发起中国人征服海洋、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而400年的禁海更使中国与海权彻底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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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 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西欧经济中心逐步转移，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家先后繁荣兴盛起来。地理大发现使西方人的视野迅速扩大到全球，带来了疯狂的海外殖民扩张。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是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时代，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的时代。从此便开始了一个海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频繁、海军武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成效的时期。”海军成为海洋国家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主要工具，海权成为历史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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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 一、拉开海洋争夺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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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以前，欧、亚、非大陆的关系逐步被人们认定，西出地中海是一片大洋也逐渐被世人认同——这或许是“大西洋”的来历。但是，大西洋有无彼岸？世界究竟是陆地拥抱着海洋，还是海洋环绕着陆地？这些问题还是未解之谜。为此，海洋探险者和早期的科学家付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两个大西洋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彻底揭开了这个谜团，它们率先成为海权国家，也率先有了瓜分地球的想法，争霸战从陆地拓展到了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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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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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希腊化时代（公元4世纪开始）的荷马学派最先提出陆地是被四面八方“海洋河流”环绕的理论，进而演绎出地球是圆的假说。后来，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5—前195）用现代看来是“最粗糙的仪器”准确测出地球最大的圆周长度和直径，并指出“假若我们不被大西洋辽阔的海域阻隔，那么我们可以从伊比利亚（西班牙）出发沿这个或那个圆周平行线航行到印度”。另一个学者波西多尼则表达得更为直接：“……很明确，海洋弯弯曲曲地环绕着人类居住的陆地，没有任何陆地能够包围这个海洋，海洋占据了这无边无际的空间。”其后，希腊伟大的天文、数学、地理学家托勒密（90—168）系统论述了地球理论，全面支持了地圆说。1410年左右，托密勒的《地理学》第一次被译成拉丁文，在西欧传播开来。人们对海洋与陆地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后来，哥伦布曾对为他的冒险事业提供资助的达官贵族们说“世界是小的”，并满怀信心地说大约5个星期便可穿越大西洋到达印度，所依据的也是这些不断发展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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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的眼中，印度是财富的象征，是“金羊毛”的产地。西方人渴望找到印度，首要的动因是认为印度盛产西方最畅销的香料。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国家以肉食和乳酪为主食品，当东南亚的丁香、豆蔻，当印度的胡椒，锡兰的肉桂，通过红海、波斯湾，经过尼罗河、幼发拉底河进入地中海转手到欧洲各国的时候，这些被统称为“香料”的调味品便使欧洲人为之倾倒，由于香料的畅销，又由于碾转运输的艰难，使它们昂贵得惊人，以至于人们在作胡椒粉交易时，一律紧闭门窗，怕的是一阵穿堂风吹散这些以颗粒计价的粉状香料。不知是以讹传讹，还是商人们故弄玄虚，人们只知它们来自遥远的“印度”。这个印度，不仅盛产香料，而且盛产用作交换手段的黄金以及其他珍贵的宝石。于是，寻找通向印度的捷径，成为几个世纪地中海国家不懈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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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人，从陆路进入一个鲜为人知、文明富饶的亚洲腹地——中国，然后绕过南亚，循印度洋沿岸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经伊朗回国。这次旅行，成就了一本风靡世界的书《马可·波罗游记》。游记生动记述了中国、印度等亚洲各国的情况：地域、城镇、居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蒙古大汗和中国皇帝忽必烈的宫廷建筑……然而最使西方人珍视的，是这本书披露的亚洲地理资料和亚洲的物产。事实上，中国从公元2世纪始就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大量瓷器、丝绸等东方瑰宝曾经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中世纪后，欧洲进入黑暗时代，东方民族的兴起和多年的战乱打断了这一进程。马可·波罗唤醒了这遥远的东方记忆，尤其是他说的东方各国屋顶盖的是金瓦，地上铺的是金砖，大殿和窗户都用黄金装饰，还有“能把宝石卷滚到平原”的河流，这一切使欧洲商人们极为兴奋，“游记”成为他们的商业指南，被争相捧读，不少人根据游记画成地图，开始了新一轮的探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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