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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印尼三宝垄大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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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马六甲三宝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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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马六甲三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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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中国的沿海受到倭寇的严重袭扰，从山东开始逐次向南蔓延，至江、浙、闽，粤而达整个沿海地区，其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明朝开国后，便积极致力于水师与海防建设事业，在沿海设置卫、所。洪武一朝，在沿海共设立49个卫85所，并同时建立了水军。《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1370）在24个卫设置了水军，每卫有船50艘，军士350人。以这样的标准计算，当时沿海卫所应拥有13万将士，1200艘战船。明朝初期至中期，是其海上武装力量发展的鼎盛时期，水师分布于万里海岸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海防体系。明代的战船，种类繁多。按照形制有广船、福船和浙船。其中最著名的是福船，有六号：一号、二号称福船，三号称哨船即草撇船，四号称冬船即海沧船，五号称鸟船即开浪船，六号称快船。就大小而言，福船一般长10丈、宽3丈左右，冬船一般长7丈、宽2丈左右。还有1000料以下多个档次的船，包括郑和下西洋时的八橹船等。史料记载，400料船用军100名，200料船用军75名，八橹船用军50名，快船用军20名，大致也可见战船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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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中叶，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和俞大猷等一批骁将指挥水军纵横驰骋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的万里海疆，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长途奔袭、分进合击，剿平了嚣张四扰的倭寇。16世纪末，在应朝鲜国王请求援助其对日作战的战争中，明朝水军与朝鲜水军密切协同，在露梁海域一举全歼了由500余艘战船组成的日军舰队，成为载入世界海战史册的帆船舰队在远东海域的一次大规模的海上歼灭战。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舰队渡海东征，从以“海上马车夫”著称的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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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不乏哥伦布。在人类征服海洋的早期，中华民族就居于世界前列。此刻，我们的祖先似乎很快就要与海权握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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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 [:170013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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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海400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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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曾担任过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在英国牛津大学长期致力于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威廉姆斯博士，用他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兼容的眼光，对中国历史发表过这样一段论说：“要是郑和的远洋事业能够继续下去，进而到达美洲大陆，其影响所及，会把世界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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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毕竟是一种推理和假设。无情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的郑和没有成为哥伦布，甚至，“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并非郑和没有哥伦布的素质和机遇，也并非中国的航海技术不允许到达美洲大陆的可能，而是中国没有成就哥伦布的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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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想到，画地为牢，保土守疆，15世纪初明太祖中国建海防与公元前2世纪秦始皇修长城是同样的性质；而没有外向经济追求，没有海权意识，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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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国出现了一个与世界性的走向海洋大潮逆向的运动——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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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年，中国的沿海受到倭寇的严重袭扰，从山东开始逐次向南蔓延，至江、浙、闽，粤而达整个沿海地区，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此，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便屡屡发布禁海令。其初衷是禁止内地商贾出海勾结倭寇从事海盗贸易，以免危及沿海地区社会安宁，保证国家财富不致外流。当时重点在于禁止民间出海，并不完全禁止官商和航运。洪武四年（1371）规定“禁止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七年（1374），“罢泉州、明州、广州市舶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严令“敢有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明王朝统治者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种为防倭寇而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做法，是因噎废食，它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民向海洋发展的活力和进取精神，必然导致国家僵化、停滞、远离世界的恶劣后果，完全与其良好的初衷相背离。朱元璋开了一个锁国禁海的先河，他所建的海防体系也不能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海防具有保卫国家海洋安全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捍卫国家禁海令，阻止民间贸易的功能，其核心是“防”与“守”。它说明，中国的海防，从一开始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而是没有进取精神的闭关自守国策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是重农轻商、重陆轻海传统思想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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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皇帝朱棣是一位有进取精神的皇帝，郑和下西洋既有交好周边和“示中国富强”的政治意义，本身也是一次军事威慑行动，郑和船队的基本力量是军队将士，郑和本人就是军事将领，所率大型宝船上的水手和用于陆战的士兵是军事编制，工匠、医官等后勤保障人员也一应俱全，各船上还配备了各种兵器。它以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诠释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海洋军事文化传统。可惜的是，郑和下西洋没有从事任何真正的商业贸易活动，所谓“厚往而薄来”的商贸活动，本质上只是朝贡贸易的变种。永乐皇帝在位期间，海禁有所宽弛，但仍有不少清规戒律，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倒是郑和，在屡下西洋的对外交往中开阔了视野，当永乐、宣德皇帝有裁减“宝船”的动议时，他曾大声疾呼保留宝船队，他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郑和的这些言论，很有些海权意识的味道，如若发展下去中国的海权和蓝色文明或许有希望。可惜，这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郑和的呼吁，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中国的统治者们仍旧坚守既定政策，他们不惜用巨大的经济代价，换取万国来朝的虚荣（图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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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万国来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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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来已经率先站在了新时代的起点上，却与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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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的论述太深刻了。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第一类富源”过分富饶的国家，以致于她“离不开自然的手”，以至使中国的统治阶级“无所用心，骄傲自满，放荡不羁”，也就不可能像自然富源不丰富国度的人们那样“细心，好学，技巧熟练和有政治才能”，那样迫切地去寻找“第二类富源”。面对奔腾而来的海洋大潮，中国统治阶级唯一的想法就是禁海，越来越严厉的禁海。因为闭关自守，“与外界完全隔绝”，才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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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以后，中国的禁海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及至“片板不许入海”。嘉靖年间（1522—1566），明世宗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各沿海省地方政府下令“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隆庆、万历年间，明政府部分开放海禁，允许私商出海贸易，但开放极为有限，对往来于“东西二洋”的商人，要“制其船只多寡，严其往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峻其夹带之典型。重官兵之督责，行保甲之连坐”。中国沿海的水师，越来越专注于执行政府的禁海政策，这不啻是将发展海权的支柱变成了遏止海权意识、束缚海权发展的桎梏。此期间，尽管当时有少数文臣武将提出“防海之制，谓制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力倡重视海洋和海权，还编辑出一部《经略海防纂要》，提出了建设和加强海上防务的一系列主张，但是从整体上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已处于极端昏昧腐朽的状态，如同僵尸一具，任何关于海洋和海权的呐喊和呼号也都只能是转瞬即逝的星星火花，不会受到任何的理解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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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力于紧闭门户的禁海，而西方殖民主义者则开始了拓殖时代，并开始撞击中国的大门。1514年，葡萄牙的舰队首先闯入广州湾东莞县附近的屯门岛。此后来华商船络绎不绝。1557年，葡萄牙贿赂广东官吏，以每年交纳一定地租的条件，获准在澳门居住。结果，年复一年，逐步霸占澳门。1575年，西班牙商船来到中国，被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阻止其在广东通商，便北上厦门开辟通商口岸，1626年开始，占据了我国台湾北部。1637年，英国商船第一次来到中国，其在广东通商的企图也遭到葡萄牙人的阻挠。1624年，荷兰殖民者占据了台湾的南部地区。1637年，英国商船来到广州湾，同年，5艘船组成的英国海军舰队炮击虎门炮台，击沉中国商船和水师的船只。然而，这些来自海洋的外国船队，非但没有破除中国“严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反而使之更顽固地将海洋当作屏障，进一步禁海锁国，企图割断一切与外国的联系。当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得意于一时间的驱逐“夷人”的胜利，得意于一时间番香番货绝于市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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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立国以后，颁布了与明朝相同的“寸板不得下海”的禁令，接着又颁迁海令，强令闽、粤、苏、浙沿海居民内迁50里，越界立斩。然而中国的禁海，并不能阻挡西方资本主义前进的脚步。17世纪以后，大洋彼岸蓝色文明越来越频繁地冲击着古老的中国的海岸线。康熙之初，已在印度、新加坡、马六甲等地开辟商埠的英国，“即谋通商于澳门”，但由于清廷坚持禁海政策未果。康熙二十四年（1685）收复台湾后，一度驰禁，“设榷关四，在于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四港开后，一度海外贸易繁兴。1688年，法国第一艘商船至广州，1715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但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再次严厉禁海，停止与南洋的贸易，严禁将船卖给外国人，严禁运粮出口。康熙五十八年（1719），英国政府遣特使马戛尔尼到天津，要求在舟山和广州等地开港，并通市天津，结果被康熙“逐教指驳”，断然拒绝。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将开放的4个港口撤销3个，“归并粤东一港，每年夏秋交由虎门入口”，并且规定，对外贸易一律由13洋行进行，实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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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从英国起步的工业革命蔓延于西方世界，蒸汽动力的出现，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为资本主义贸易活动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商品，激发着西方进一步开拓市场的热情，资本主义魔法般的从地下喷出巨大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着。19世纪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军已开始了由古代向近代的过渡，战船的结构、动力、武器装备，以及战术技术和战略思想都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1765—1815）造成以蒸汽机为动力，使用桨轮的轮船克雷蒙特号（图2-16）。1836年，英国造船师建造出有螺旋推进器的船，后来改进为螺旋桨。1841年，英国建造了第一艘以蒸汽推动螺旋桨为动力的铁壳船大不列颠号，成为造船技术革命性变革的标志。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技术层面，以“皮特计划”为代表的军事战略已经问世，战列线战术已经非常成熟。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海军装备虽然仍没有脱离桨帆火炮时代，但已经显示出船坚炮利的优势，日益成为世界上无以匹敌的海权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