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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曾担任过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在英国牛津大学长期致力于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威廉姆斯博士，用他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兼容的眼光，对中国历史发表过这样一段论说：“要是郑和的远洋事业能够继续下去，进而到达美洲大陆，其影响所及，会把世界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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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毕竟是一种推理和假设。无情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的郑和没有成为哥伦布，甚至，“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并非郑和没有哥伦布的素质和机遇，也并非中国的航海技术不允许到达美洲大陆的可能，而是中国没有成就哥伦布的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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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想到，画地为牢，保土守疆，15世纪初明太祖中国建海防与公元前2世纪秦始皇修长城是同样的性质；而没有外向经济追求，没有海权意识，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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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国出现了一个与世界性的走向海洋大潮逆向的运动——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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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年，中国的沿海受到倭寇的严重袭扰，从山东开始逐次向南蔓延，至江、浙、闽，粤而达整个沿海地区，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此，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便屡屡发布禁海令。其初衷是禁止内地商贾出海勾结倭寇从事海盗贸易，以免危及沿海地区社会安宁，保证国家财富不致外流。当时重点在于禁止民间出海，并不完全禁止官商和航运。洪武四年（1371）规定“禁止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七年（1374），“罢泉州、明州、广州市舶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严令“敢有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明王朝统治者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种为防倭寇而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做法，是因噎废食，它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民向海洋发展的活力和进取精神，必然导致国家僵化、停滞、远离世界的恶劣后果，完全与其良好的初衷相背离。朱元璋开了一个锁国禁海的先河，他所建的海防体系也不能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海防具有保卫国家海洋安全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捍卫国家禁海令，阻止民间贸易的功能，其核心是“防”与“守”。它说明，中国的海防，从一开始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而是没有进取精神的闭关自守国策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是重农轻商、重陆轻海传统思想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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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皇帝朱棣是一位有进取精神的皇帝，郑和下西洋既有交好周边和“示中国富强”的政治意义，本身也是一次军事威慑行动，郑和船队的基本力量是军队将士，郑和本人就是军事将领，所率大型宝船上的水手和用于陆战的士兵是军事编制，工匠、医官等后勤保障人员也一应俱全，各船上还配备了各种兵器。它以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诠释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海洋军事文化传统。可惜的是，郑和下西洋没有从事任何真正的商业贸易活动，所谓“厚往而薄来”的商贸活动，本质上只是朝贡贸易的变种。永乐皇帝在位期间，海禁有所宽弛，但仍有不少清规戒律，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倒是郑和，在屡下西洋的对外交往中开阔了视野，当永乐、宣德皇帝有裁减“宝船”的动议时，他曾大声疾呼保留宝船队，他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郑和的这些言论，很有些海权意识的味道，如若发展下去中国的海权和蓝色文明或许有希望。可惜，这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郑和的呼吁，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中国的统治者们仍旧坚守既定政策，他们不惜用巨大的经济代价，换取万国来朝的虚荣（图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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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万国来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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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来已经率先站在了新时代的起点上，却与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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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的论述太深刻了。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第一类富源”过分富饶的国家，以致于她“离不开自然的手”，以至使中国的统治阶级“无所用心，骄傲自满，放荡不羁”，也就不可能像自然富源不丰富国度的人们那样“细心，好学，技巧熟练和有政治才能”，那样迫切地去寻找“第二类富源”。面对奔腾而来的海洋大潮，中国统治阶级唯一的想法就是禁海，越来越严厉的禁海。因为闭关自守，“与外界完全隔绝”，才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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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以后，中国的禁海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及至“片板不许入海”。嘉靖年间（1522—1566），明世宗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各沿海省地方政府下令“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隆庆、万历年间，明政府部分开放海禁，允许私商出海贸易，但开放极为有限，对往来于“东西二洋”的商人，要“制其船只多寡，严其往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峻其夹带之典型。重官兵之督责，行保甲之连坐”。中国沿海的水师，越来越专注于执行政府的禁海政策，这不啻是将发展海权的支柱变成了遏止海权意识、束缚海权发展的桎梏。此期间，尽管当时有少数文臣武将提出“防海之制，谓制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力倡重视海洋和海权，还编辑出一部《经略海防纂要》，提出了建设和加强海上防务的一系列主张，但是从整体上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已处于极端昏昧腐朽的状态，如同僵尸一具，任何关于海洋和海权的呐喊和呼号也都只能是转瞬即逝的星星火花，不会受到任何的理解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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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力于紧闭门户的禁海，而西方殖民主义者则开始了拓殖时代，并开始撞击中国的大门。1514年，葡萄牙的舰队首先闯入广州湾东莞县附近的屯门岛。此后来华商船络绎不绝。1557年，葡萄牙贿赂广东官吏，以每年交纳一定地租的条件，获准在澳门居住。结果，年复一年，逐步霸占澳门。1575年，西班牙商船来到中国，被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阻止其在广东通商，便北上厦门开辟通商口岸，1626年开始，占据了我国台湾北部。1637年，英国商船第一次来到中国，其在广东通商的企图也遭到葡萄牙人的阻挠。1624年，荷兰殖民者占据了台湾的南部地区。1637年，英国商船来到广州湾，同年，5艘船组成的英国海军舰队炮击虎门炮台，击沉中国商船和水师的船只。然而，这些来自海洋的外国船队，非但没有破除中国“严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反而使之更顽固地将海洋当作屏障，进一步禁海锁国，企图割断一切与外国的联系。当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得意于一时间的驱逐“夷人”的胜利，得意于一时间番香番货绝于市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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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立国以后，颁布了与明朝相同的“寸板不得下海”的禁令，接着又颁迁海令，强令闽、粤、苏、浙沿海居民内迁50里，越界立斩。然而中国的禁海，并不能阻挡西方资本主义前进的脚步。17世纪以后，大洋彼岸蓝色文明越来越频繁地冲击着古老的中国的海岸线。康熙之初，已在印度、新加坡、马六甲等地开辟商埠的英国，“即谋通商于澳门”，但由于清廷坚持禁海政策未果。康熙二十四年（1685）收复台湾后，一度驰禁，“设榷关四，在于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四港开后，一度海外贸易繁兴。1688年，法国第一艘商船至广州，1715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但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再次严厉禁海，停止与南洋的贸易，严禁将船卖给外国人，严禁运粮出口。康熙五十八年（1719），英国政府遣特使马戛尔尼到天津，要求在舟山和广州等地开港，并通市天津，结果被康熙“逐教指驳”，断然拒绝。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将开放的4个港口撤销3个，“归并粤东一港，每年夏秋交由虎门入口”，并且规定，对外贸易一律由13洋行进行，实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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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从英国起步的工业革命蔓延于西方世界，蒸汽动力的出现，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为资本主义贸易活动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商品，激发着西方进一步开拓市场的热情，资本主义魔法般的从地下喷出巨大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着。19世纪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军已开始了由古代向近代的过渡，战船的结构、动力、武器装备，以及战术技术和战略思想都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1765—1815）造成以蒸汽机为动力，使用桨轮的轮船克雷蒙特号（图2-16）。1836年，英国造船师建造出有螺旋推进器的船，后来改进为螺旋桨。1841年，英国建造了第一艘以蒸汽推动螺旋桨为动力的铁壳船大不列颠号，成为造船技术革命性变革的标志。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技术层面，以“皮特计划”为代表的军事战略已经问世，战列线战术已经非常成熟。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海军装备虽然仍没有脱离桨帆火炮时代，但已经显示出船坚炮利的优势，日益成为世界上无以匹敌的海权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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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世界第一艘蒸汽机动力船克雷蒙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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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东方的中国，仍停留在封建社会，坚持“四民之业，士之外农最贵……故农为天下之本，而工商皆其末也”的传统政治思想，表面上呈现“康乾盛世”，实则危机四伏。长期的禁海政策，不仅限制了对外贸易，限制了明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还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海防废驰。清初，政府为水师所订的明确职责为“防守海口，缉私捕盗”，“巡哨洋面，捍卫海疆”。实际上，水师的职责很单一，就是防守海口，缉私捕盗，禁止沿海洋面上与外国的贸易活动。这只要求战船灵便快速，而不要求放洋远出。清代前期，主力战船大者36米，宽7米，深3米，载重1500石，双桅，双舵，双铁锚，以桨、橹、梢为动力，装各种炮11门，鸟枪24杆，兵员80人，尚有一定规模。1797年，清政府下令将沿海战船“一律改小”。1806年，则下令严禁民间“违例制造大船”，限制每船“水手不得超过20名”。这些愚蠢的做法，致使中国的造船业严重萎缩，中国的水师水军长期承袭旧制，徘徊于沿海口岸，“仅能就近海巡查，不能放洋远出”。至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船炮仍是一二百年前的旧物（图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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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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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年的禁海，400年的蒙昧，中国从此与海洋无厚缘，与海权无厚缘，中国的衰弱与落伍，正是从此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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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 [:170013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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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船利炮”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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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6月，英国的好望角海军提督懿律统帅一支东方远征舰队到达广州海面，宣布封锁广州。之后北上厦门，占领定海，7月16日到了天津的白河口。这是以鸦片贸易为直接诱因的战争，因而史称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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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是费尽心机才找到鸦片这一敲门砖的。19世纪以前，由于中国的严厉禁海，英国只能与中国保持极为有限的贸易，从中国输入茶叶、丝等物，向中国输出毛织品和棉花，长时间摆脱不了贸易逆差的烦恼。19世纪初，英国商人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这种特殊的商品，每年4000多箱，而到了鸦片战争前，激增到40000箱左右（图2-18）。鸦片毒害着中国人民的身体，使大量白银外流。道光皇帝决心派林则徐去广东禁烟。1839年6月3日，虎门海滩上一片销烟的冲天白雾，激怒了早就磨刀霍霍的英国人。这便是鸦片战争的起因，它实际上是中西方闭关与开放长期斗争的总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