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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马汉父亲的时代,一个注意陆上防御的时代,它造就了丹尼斯·哈特·马汉(以下暂称为老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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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汉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这个滨海城镇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海军基地,而老马汉却与海军无缘。他1820年考入美国西点军校,1824年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这位身材纤瘦、沉默寡言却学习发奋的青年,深受“西点军校之父”西尔范诺斯·赛耶上校的赏识,翌年被送去法国深造军事工程学和防御工事学——这是他当学员时最优秀的两门课程,也是美国当时最迫切需要的两门实用军事学科。1832年老马汉受聘于母校教授这两门课程,终身从事的是以防御为核心的军事理论研究,有《战地防御》、《论战术的起源与发展》等著述。老马汉特别赞赏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认为约米尼对拿破仑战略所总结的“军事集结学说”非常精深,并将理论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他认为战争的艺术可以划分为4个不同的分支,即:第一,战略;第二,设防或工程;第三,后勤;第四,战术。他还认为可以开辟战争政策的分支,研究战争与国家事务的关系。老马汉可以称得上是对美国军事战略理论有所建树的人,他的战略思想着重于陆上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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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老马汉全神贯注于防御工程学研究的时候,美国却悄悄走进了一个转折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转折,戏剧性地反映在马汉父子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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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上”的国家。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门罗宣言》,公然以拉丁美洲的保护者自居,表明美国对整个美洲的独占企图。美国在陆上侵略墨西哥的同时,在海上也展开了争夺加勒比海的攻势。为了保护美国海外贸易,它的7艘大型战舰,已经组成分舰队对地中海、大西洋、加勒比海以及东太平洋地区进行巡航。1840年小马汉出生的时候,美国海军参加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并以《中美望厦条约》的形式取得了与中国通商、与英国殖民主义“利益均沾”的权利。这一时期,海军装备正处于重大技术变革时代,蒸汽舰、铁甲舰、爆破弹和平射炮等相继出现。美国在研制蒸汽舰等方面一度领先于所有国家,但因只注意建设海岸防御体系和应付海盗的骚扰,妨碍了其海军对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结果美国舰艇蒸汽化的步伐远远落在了英、法等国之后,甚至落在了瑞典和埃及的后面,仅居世界第八位。直到1839年,美国国会才批准建造两艘舷侧装置明轮的远洋蒸汽动力战列舰——“密苏里”号和“密西西比”号。这两艘军舰于1842年建成下水,均为木壳,排水量达3220吨。1842年,美国正式成立海军部,1845年办起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1846—1848年,美国海军在对墨西哥战争中以两栖登陆战崭露头角,逼迫墨西哥政府承认美国对得克萨斯的主权,并将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犹他及亚利桑那大部和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和怀俄明的一部分割让给美国。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将“黑船”开进日本,强行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在赴日之前,佩里向美国政府进言说:“我决不允许我国的国家权利受到任何侵害;相反,我相信这正是时机,在东方采取这样的一种立场,来宣扬美国的威势,以期使那些权利受到更大的重视。因为在东方国家之中,权利通常是按照所显示的军力而加以权衡的。”除了日本,佩里还鼓吹美国应当控制台湾、琉球和小笠原群岛。他上书说:“我敢负责力陈,在世界的这带地方建立一个立脚点,以作为支持我国在东方的海权的肯定必要措施,实为得计。”美国人对海权的认识在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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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861—1864年,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美国海军颇有建树,海军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战争胜利后,由于维持费用昂贵,政府不久就改弦更张,采取变卖舰艇、缩减经费的政策。这一时期,正是英、法等国海军技术上突飞猛进的时期,出现了诸如自带动力的鱼雷、优质的装甲钢板、大口径的线膛炮、往复式发动机等,而美国海军却退回到风帆时代。1869年,美国海军发布一道命令,要求舰船在航行时全部使用风帆,舰长们要使用燃煤启动蒸汽机必须在航海日志中说明理由,如果耗煤量超过规定,费用由舰长支付。美国的海军实力大大退步,由战争结束时的世界领先地位下降到1878年的世界第12位。经过100多年的起起落落、反反复复,直至19世纪80年代,美国海军才走上重新振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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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图3-6)的时代。虽然他出生在西点军校,虽然相伴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军号、军乐和陆军军人的形象是他美好回忆中的一抹重彩,但他却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寄托给了另一方,寄托给了越来越显示出生命力的海洋和海军,尽管这一道路并不平坦。1856年,马汉进入美国著名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职业海军军官。老马汉用他的恩师、西点军校之父塞耶的名字为儿子命名,当然期望的是子继父业,而他的选择是违背了父愿的。但这却是符合时代精神的一种历史性的选择,也是使马汉日后成名的决定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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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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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汉长达25年的海上生涯中,他当过锡马隆、穆库塔、易洛魁、皇蜂和沃诸塞特等舰的舰长,从上尉晋升到中校,参加过南北战争,巡弋在加勒比海、南大西洋、南太平洋以及远东的大洋上。他的海军生涯并不非凡也并不如意,因为这段时间正是美国海军发展充满曲折的阶段。但这些海上经历,却使他获得了重要的感性知识,成为其日后理论建树的基础。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经历使他只能敬重父亲,却不能欣赏父亲的理论。他也崇拜约米尼,但注意的却是将约米尼的战略思想和战争艺术运用于海上,他培植着另一棵新型的理论之树——海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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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时期的英国爵士沃尔特·雷利曾经说过:“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这则被广泛引用的警句,揭示了发展海权的目的——控制贸易和控制世界的财富;揭示了发展海权的手段——控制海洋。与马汉同时代的英国人U·R·西利也曾经说过:英国政策一直是“用战争手段来繁荣贸易”的。英国同法国在贸易地区打了5次大仗,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法国没有把海军建成像拿破仑的陆军那样具有战斗力和威胁性。但这些精辟的论述,没有在英国长成海权理论之树,却为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提供了理论基础。这里或许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从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的300年间,英国海军的航迹遍及四大洋。波涛滚滚的海洋,呼唤出如同滚滚波涛的财富,将大英帝国淹没在兴盛富强的狂热中,急匆匆,兴冲冲,似乎他们太忙了,忙得顾不上做理论性的思考。而在地球的那一方,在他们曾经征服过的土地上,一个后起的民族,从本身的需要出发,以旁观者的锐眼,以史学家的明鉴,冷静地审视着、研究着一切前人(其中很重要的是英国人)的海权实践和海权思想成果,不断地进行着理性的抽象。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名字斐声世界了,他就是老马汉的儿子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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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权理论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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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9月,一封签署着海军学院院长斯蒂芬·B·卢斯名字的任教聘书,送到停泊在南太平洋东岸的沃诸塞特号舰长马汉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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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已是人到中年。他把一生最美好的25年献给了大海,得到的却是一团团“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纭的思绪。他对美国海军的期望值与美国海军的世界排位以及他所在的破烂军舰组成的舰队总是合不上拍。他想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向往的,则是得到这份以笔代剑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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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调令的日子里,他开始新生活的准备。他流连在秘鲁利马的图书馆中读书。一本蒙森的《罗马史》,使马汉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产生了一个耀眼的灵感火花,他说:“我终于领悟出了对海洋的控制是一个从未被系统认识并阐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因素。”这一“顿悟”,总结了他前半生的思考,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研究方向。1885年,他应聘来到海军学院讲授海军历史。他说:“我如何总结以往的木帆炮舰的作战经验,使之适用于当今的海军?”一个答案是:“要说明海权以各种方式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另一个答案是:“要说明以往海军作战经验揭示了战争主要原则”。马汉悉心研究了17—18世纪海军的历史,他将授课的讲稿整理成书,于1890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图3-7);1892年出版了《海权对法国革命与法兰西帝国的影响》;1905年出版了《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在这海权“三部曲”中,马汉确立了他的海权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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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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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这样定义海权:“海权在广义上不但包括以武力控制海洋之海军,亦包括平时之商业与航运。”这就是说,海权包括两部分海上力量,即用于控制海洋的军事力量和用于利用海洋的非军事力量,二者相辅相成。它体现着国家对海洋支配的主观意志,是暴力的、排他的,所以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权力”的运用,属于政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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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的海权理论建立在人类对海洋新的认识的基础上。他首先将海洋作为“一块广阔的公共场所”,作为进行商品流通和进攻沿海敌国的一条“公路”加以总的考虑。认为“海权根本有赖于商业”,它起源于贸易,当人类有了“适应于交换的物资生产”,才有了“运送交换产品的海上航运”。而“海上航运漫长而危险”,便产生了占领具有战略价值的殖民地的需要。“产品和殖民地的航运业密不可分。”殖民地“有时具有商业特征,有时具有军事特征”,它“推进和扩大航运”。而为了保证航运安全和有效地占领殖民地,需要有控制海洋的支配力量,“这样的支配力量只能产生于伟大的海军”。海军通过发动战争获得海洋控制权,同时使敌国失去这个权利,根本目的又是为了贸易途径的畅通。所以“战争(最终)不是战斗而是实业”。这样,马汉的海权理论总结了海权产生以来的运动方式和逻辑,说明了海权是通过海外生产、贸易、殖民地三位一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不断发展的,它从人类几个世纪丰富的海权实践出发,从中抽象出了“海权”这一特定含义的概念,抽象出海权产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所有帝国的兴衰,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它是否控制了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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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认为,海权“对世界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国家的兴衰具有决定性影响。他认为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他以英法为例,指出“许多世纪以来,英国商业的发展、领土的安全、富裕帝国的存在和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而法国“大陆扩张的错误政策吞噬了国家的资源并使其受到严重损害……它无力防卫其殖民地和商业,使国家的财源被切断”,从而走向衰败,他认为历史上强国地位的更替,实质是海权的易手。所以“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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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海权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作用时,马汉特别指出海军的作用举足轻重。他认为,“海权的构成要素是海上力量、殖民地与海军基地、海上交通线”。“国家的强盛、繁荣、庄严和安全,是强大的海军从事占领和各种征服的副产品”,“国家的兴衰同他们的成功地发动战争(特别是海战)的几种能力有关”。他始终认为,“一国海军优势,对陆上和海上的大角逐都有巨大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战争的全局方面,海军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战略因素”。正是基于此论点,马汉在理论上完成了“说明海权以各种方式对历史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的第一个任务后,便将第二个目标放在对海上战争基本原则的揭示和阐述上,他进一步创立了海军战略理论。他说:“海军战略的精华甚至军事战略的精华都是基于达到集中兵力于决定性的地点之目的。”为了便于随时集中兵力作战,马汉认为舰队应配置在“中央位置”,以保证能够迅速地向主要作战方向的机动。马汉十分强调攻势作战,主张在战争前就必须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远洋进攻性舰队,并且极力主张“美国现在必须开始眼睛向外”,控制中美洲地峡,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夺得海军基地和加煤站,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一支伟大的舰队、一支“具有进攻能力的部队,仅仅依靠它就使一个国家有能力向外扩张影响”。1910年,马汉发表了另一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海军战略》,明白地提出,“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对海权的运用便是海军战略”。海军战略理论是马汉海权理论必然的和进一步的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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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的海权理论还对影响国家海权发展的诸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有6条:(1)地理位置。他认为,一国如果运用地理位置的优势,不在陆地寻求扩张,“而是有直接的一个目标——向海洋发展,那它就比大陆国家优越”。他比较了英、法、荷、西、意等国,特别赞赏英国所处的位置,指出,“如果自然赋予一国便于进攻的优势,而且易于通往公路,同时又控制着世界贸易的主要通道……这一位置的战略价值就很优越”。(2)自然结构。“众多的深水港是力量和财富的来源”,“假如一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却没有一个港口,这个国家也就没有自己的海外贸易,商业和海军”。但自然结构的其他物质条件又决定着国家是否向外发展,如大自然赋予法国大片富饶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本国产品供大于求,它便不想发展海权,而英、荷就不同。没有海洋,英国将失去活力,荷兰就会死亡,所以他们才有积极向海洋发展的动力。(3)领土范围。“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是它的海权的决定性因素。海权的扩展,并不决定于一个国家的版图大小,而是决定于它的海岸线和港口的特性。”(4)人口数量。一个国家拥有海权,必须拥有足够的人口,“必须要有大批人充当水手,或至少随时准备受雇于舰船,以及从事制造海军设备”。“这就是所谓‘后备力量’”。(5)民族特性。“倾向贸易及产品交换的追求是发展海权的最重要的国民性”。各国“追求财富的方式不同”,西班牙和葡萄牙“依靠淘金”,法国人“靠节俭经济和囤积致富”,而英国和荷兰“靠赚钱”。所以,能否发展海权,决定于对贸易的态度,这里“社会观点与国民性有着显著的影响”。(6)政府的性质。政府及其统治者的特点,对海权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如果政府决策明智,就能立于不败之地。马汉重点比较了英、法的政府决策,认为英国政府的“总方针”有连续性,它的“目标一直在力求控制海洋”,因而始终运用强大的海权作武器。而法国路易十四时,政府“忽视它的海上利益”,后来政策改变,以致“当战争进行时,由于没有自己的海军,商业和殖民地都完全在英国的控制下”。马汉以此论证:“政府对海权的增长和衰亡能施加多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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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马汉从海权的基本内容、海权的产生与发展、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以及影响海权发展的诸因素等几个方面,揭示了海权这种已客观存在了几百年的社会现象的内在运动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马汉的“海权”是从几百年来的争夺海洋控制权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的一个概念,是将海洋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联系起来思考而抽象出的一个概念,它实质上是国家在海洋方向综合国力的体现。马汉的海权理论并不注重研究海权的本身,而是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研究海权运用。它后来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引进,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具有国家最高层次战略理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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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的海权理论,是以资本主义海权产生、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它不能不带上强烈的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然而它最终成为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并不是该理论之咎,而恰恰说明该理论从海权发展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准确、之透彻。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很革命的阶级”,它的革命性与海权发展息息相关。然而资本主义还要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即使没有马汉创造海权理论去加速它的发展,资本主义也要走这条历史必由之路。我们肯定马汉海权理论的历史意义,与否定它成为帝国主义的扩张理论是两个命题。前者是肯定它对于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肯定它从国家战略高度考虑对海洋的利用与控制,从而对国家兴衰产生巨大作用,是就该理论的合理内核而言的。因为当人类由开发陆地转而开发海洋的时候,对海权的认识及其运用决定着国家的兴衰。马汉海权理论的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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