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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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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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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江户城紫辰殿内,公侯肃立,齐诵《五条御誓文》,率先者是新登基的天皇睦仁。他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制政府,他的年号定为“明治”,取自中国《易经》中“圣人面南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他果真能“明治”天下吗?“明”向何方?如何而“治”?一个比挨打的中国还要落后的东方小国,能够从此振兴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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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为之翘首,世界为之哗然。的确,在这个强国如林的世界上,在这个炮舰横行无忌的海洋上,和所有的东方国家一样,日本的雄心壮志来得太晚了。明治天皇必须找到一条能够使日本后来居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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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突破口,需要捷径。东亚文明为什么衰落?西方文明为什么勃兴?明治天皇需要思考,需要比较,需要鉴别。当然,他一时不可能完全想明白,但历史告诉他,直觉告诉他,西方列强之兴,靠的是那片至大至阔的海洋。跨海而来的西方国家,从葡、西、荷到英、法、美、俄,哪一个不是这片蓝水的主人?哪一个不是通过这片蓝水又做了海外列弱民族的宗主?他的目光转移到环绕自己国土的这片蓝水上。日本也拥有海洋,为什么却做了它的奴隶?为什么要将它当作禁锢自己的雷池而从不逾越一步?他看清了,这就是自己国家落人之后、受人奴役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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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心奋起,决心越出这传统的“雷池”。而眼前,他面临这样一个严酷现实:日本已经落后了,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落后。日本几千公里的海岸线,已经是无处不门,无处不口。日本的当务之急,是保国保种,保住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他看准了,只有发展西方列强最看好的海军,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看准了,唯有兴海军,才能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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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在西方崛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呼唤出需要走向世界的滚滚工业产品,也呼唤出可能走向世界的科学技术,而把这种需要和可能变成现实的媒介,是海洋,是舰船,是海军。于是,每个沿海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都与“海”联在了一起,每一个试图跻身于强国之林的国家,都必须将自己的思维空间扩展到大洋彼岸,扩展到整个世界。一个名词时髦了,它唤作“战略”,一个军种走俏了,它叫作“海军”。几乎每个大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都取决于海军的力量,取决于对海军的运用。这就是近代的海权!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它表演得是如此的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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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认识了它,从此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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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道“安抚万民之亲笔诏书”(又称“御笔信”)降与大和臣民。天皇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军务官(后为兵部省)首当其冲,最先提出奏折:“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1868年10月,明治天皇在该奏折上批示:“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1869年,兵部省提出:“海军应采用英国方式”,“陆军应采用法国方式”。明治天皇再次给予首肯。1870年3月,兵部省向英国派出了学习海军的留学生,并开办海军操练所(江田岛海军学校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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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愧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它不但善于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而且善于汲取他人失败的教训,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学而不倦,从不固步自封;他们不拘泥传统,敢于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此刻,他们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传统的中国先师,转而西向,拜英、法、荷、德等西方国家为师,以便“在未败之前学到西洋之法”。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并非没有找到真正的良策,日本特别推崇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等书,都是中国人所作,只不过中国“断之不行,行之不速”,而日本则要速断速行斩钉截铁,决不能贻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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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日本兵部省向天皇提出了一个发展海军的《建议书》,该《建议书》在详细研究了世界形势和英、法、美、德、俄、澳、荷7个强国的军备情况的基础上,以7国的国防力量为参照系,确定了俄国为日本的第一假想敌,制定了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常备军25000人的海军发展计划。《建议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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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世界形势剧变,国际交往频繁,口头高唱公平协商,实则各怀私心,甚至吞并邻国据而有之;或者开辟良港,使之成为贸易的门户;广泛使用蒸汽船,相隔遥远亦能自由往来,五洲已近若比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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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当今各国竞相发展海军,我国则十分落后。因此,他国对我国殊为轻视,出言不逊,甚至干出不法之事。若我国拥有数百艘军舰,常备精兵数万,那么他国便会对我敬畏起来,哪里还敢有今日之所为?故海陆装备精良与否,实关皇国安危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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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终究走上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那是后来的事。此时明治天皇选择的富国强兵的道路——准确地说是强兵富国的道路,是顺应时势的理智之举,它建立在对世界形势透彻的分析上,有相当的理论准备,是名副其实的“向明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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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从属国的日本,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那种任意发展海外贸易、大肆掠夺海外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及其能力,国不富而兵要先强,而且是要强花费巨大的近代化的海军。这“无米之炊”自然很难为。但是,日本只有这一个选择,否则将会成为他国俎上之肉。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又成为日本近代化的龙头。海军是与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直接相关的军种,这种强烈的军事需求必将推动相关行业的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因而军工企业的进步,标志着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这又反作用于军事效能,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持续向上的螺旋形发展阶段。这是军事经济的客观规律。日本不自觉地符合了这个规律,因而有了成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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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就这样发动了“明治维新”,他的置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促使日本能够在列强的激烈争夺的夹缝中成长,避免被殖民化。他在推行强兵富国政策的同时,也在加紧进行“殖产兴业”的经济改革,大力扶持民族资本主义成长。1870年,日本成立工业省,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制度,高薪聘请外籍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建立并发展近代化的企业。明治天皇还派出政府首脑岩仓具视率领的数以百人计的庞大代表团,用近两年的时间考察了欧美十几个国家,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连同政治经济制度、思想观念乃至生活习俗纷纷引进,走上全面“文明开化”以至“全盘西化”的道路。1872年,日本成立国立银行,发行大量不兑换纸币,作为政府的“兴业费”;1873年开始实行“劝业贷款”,鼓励私人兴办企业,后来索性将国营资本“廉价处理”给私人资本家,结果兴起一个产业革命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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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拮据,日本海军的发展举步维艰。1870年的20年造200艘舰船的计划没有能够付诸实施。1873年再次提出的18年104艘的造舰计划,内阁同样也没有批准。然而,明治天皇却倡导了“五条御誓文”中所阐发的“上下一心”的精神。从1868年确立“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的方针后,明治天皇便不断视察海军,1872年确立海军节。1873年,日本聘请以英国海军少校道格拉斯为首的34人教官团来日,使海军的教育走上了正规化。1875年,海军兵学校第一批毕业生远航旧金山和夏威夷。1878年,日本自己制造的清辉号(图3-11)到欧洲访问。总航程达26300英里,停靠港口60余个。日本海军显示了国威,已使世界开始刮目相看了。英国《先驱论坛报》这样报道说:“只要看一看清辉号军舰,就足以推测日本国文明开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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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日本第一艘近代军舰清辉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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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筹集海军经费,明治天皇几次命令节约内库(即宫廷经费)开支、拨宫廷费用支付海军造舰费用。1886年,日本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元;1887年,从内库中再次拨出30万日元,“并令文武百官一律交纳十分之一的薪俸,作为发展海军之用”;1893年,决定在以后的6年中,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日元(相当于皇室宫廷经费的十分之一)。议员们也主动捐献俸薪的四分之一作造船经费。日本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加速海军发展进程的作法,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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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指出:“欧洲人对亚洲国家的殖民掠夺在这些国家中锻炼出了个日本,使它获得了保证自己的独立和民族发展的伟大军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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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拓万里之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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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无论它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都必须循着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指出的既定方向走。所以,它在维护自己民族独立的同时,“自己也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1874年,日本以3000人的军队侵略中国台湾,迈开了海外扩张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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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海权发展过程:从最初保护贸易而进行海上斗争,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战争;从对殖民地的商品输出到向资本输出,完全是一个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完全是一个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历史过程。而日本的海权发展不等同于西方国家。它既显示了对民族压迫的抗争,顺应历史发展大趋势的进步意义,又囿于经济政治实力而显示着一种畸型或变态的发展倾向。它不具备有竞争力的商品以实行经济侵略,又没有强国的地位进行政治讹诈,因而它更多表现出的是诉诸武力威胁。所以,日本只要有了海军,便急于运用它达到“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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