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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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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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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江户城紫辰殿内，公侯肃立，齐诵《五条御誓文》，率先者是新登基的天皇睦仁。他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制政府，他的年号定为“明治”，取自中国《易经》中“圣人面南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他果真能“明治”天下吗？“明”向何方？如何而“治”？一个比挨打的中国还要落后的东方小国，能够从此振兴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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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为之翘首，世界为之哗然。的确，在这个强国如林的世界上，在这个炮舰横行无忌的海洋上，和所有的东方国家一样，日本的雄心壮志来得太晚了。明治天皇必须找到一条能够使日本后来居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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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突破口，需要捷径。东亚文明为什么衰落？西方文明为什么勃兴？明治天皇需要思考，需要比较，需要鉴别。当然，他一时不可能完全想明白，但历史告诉他，直觉告诉他，西方列强之兴，靠的是那片至大至阔的海洋。跨海而来的西方国家，从葡、西、荷到英、法、美、俄，哪一个不是这片蓝水的主人？哪一个不是通过这片蓝水又做了海外列弱民族的宗主？他的目光转移到环绕自己国土的这片蓝水上。日本也拥有海洋，为什么却做了它的奴隶？为什么要将它当作禁锢自己的雷池而从不逾越一步？他看清了，这就是自己国家落人之后、受人奴役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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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心奋起，决心越出这传统的“雷池”。而眼前，他面临这样一个严酷现实：日本已经落后了，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落后。日本几千公里的海岸线，已经是无处不门，无处不口。日本的当务之急，是保国保种，保住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他看准了，只有发展西方列强最看好的海军，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看准了，唯有兴海军，才能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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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在西方崛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呼唤出需要走向世界的滚滚工业产品，也呼唤出可能走向世界的科学技术，而把这种需要和可能变成现实的媒介，是海洋，是舰船，是海军。于是，每个沿海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都与“海”联在了一起，每一个试图跻身于强国之林的国家，都必须将自己的思维空间扩展到大洋彼岸，扩展到整个世界。一个名词时髦了，它唤作“战略”，一个军种走俏了，它叫作“海军”。几乎每个大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都取决于海军的力量，取决于对海军的运用。这就是近代的海权！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它表演得是如此的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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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认识了它，从此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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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道“安抚万民之亲笔诏书”（又称“御笔信”）降与大和臣民。天皇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军务官（后为兵部省）首当其冲，最先提出奏折：“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1868年10月，明治天皇在该奏折上批示：“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1869年，兵部省提出：“海军应采用英国方式”，“陆军应采用法国方式”。明治天皇再次给予首肯。1870年3月，兵部省向英国派出了学习海军的留学生，并开办海军操练所（江田岛海军学校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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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愧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它不但善于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而且善于汲取他人失败的教训，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学而不倦，从不固步自封；他们不拘泥传统，敢于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此刻，他们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传统的中国先师，转而西向，拜英、法、荷、德等西方国家为师，以便“在未败之前学到西洋之法”。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并非没有找到真正的良策，日本特别推崇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等书，都是中国人所作，只不过中国“断之不行，行之不速”，而日本则要速断速行斩钉截铁，决不能贻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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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日本兵部省向天皇提出了一个发展海军的《建议书》，该《建议书》在详细研究了世界形势和英、法、美、德、俄、澳、荷7个强国的军备情况的基础上，以7国的国防力量为参照系，确定了俄国为日本的第一假想敌，制定了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常备军25000人的海军发展计划。《建议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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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世界形势剧变，国际交往频繁，口头高唱公平协商，实则各怀私心，甚至吞并邻国据而有之；或者开辟良港，使之成为贸易的门户；广泛使用蒸汽船，相隔遥远亦能自由往来，五洲已近若比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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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当今各国竞相发展海军，我国则十分落后。因此，他国对我国殊为轻视，出言不逊，甚至干出不法之事。若我国拥有数百艘军舰，常备精兵数万，那么他国便会对我敬畏起来，哪里还敢有今日之所为？故海陆装备精良与否，实关皇国安危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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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终究走上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那是后来的事。此时明治天皇选择的富国强兵的道路——准确地说是强兵富国的道路，是顺应时势的理智之举，它建立在对世界形势透彻的分析上，有相当的理论准备，是名副其实的“向明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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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从属国的日本，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那种任意发展海外贸易、大肆掠夺海外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及其能力，国不富而兵要先强，而且是要强花费巨大的近代化的海军。这“无米之炊”自然很难为。但是，日本只有这一个选择，否则将会成为他国俎上之肉。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又成为日本近代化的龙头。海军是与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直接相关的军种，这种强烈的军事需求必将推动相关行业的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因而军工企业的进步，标志着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这又反作用于军事效能，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持续向上的螺旋形发展阶段。这是军事经济的客观规律。日本不自觉地符合了这个规律，因而有了成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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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就这样发动了“明治维新”，他的置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促使日本能够在列强的激烈争夺的夹缝中成长，避免被殖民化。他在推行强兵富国政策的同时，也在加紧进行“殖产兴业”的经济改革，大力扶持民族资本主义成长。1870年，日本成立工业省，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制度，高薪聘请外籍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建立并发展近代化的企业。明治天皇还派出政府首脑岩仓具视率领的数以百人计的庞大代表团，用近两年的时间考察了欧美十几个国家，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连同政治经济制度、思想观念乃至生活习俗纷纷引进，走上全面“文明开化”以至“全盘西化”的道路。1872年，日本成立国立银行，发行大量不兑换纸币，作为政府的“兴业费”；1873年开始实行“劝业贷款”，鼓励私人兴办企业，后来索性将国营资本“廉价处理”给私人资本家，结果兴起一个产业革命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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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拮据，日本海军的发展举步维艰。1870年的20年造200艘舰船的计划没有能够付诸实施。1873年再次提出的18年104艘的造舰计划，内阁同样也没有批准。然而，明治天皇却倡导了“五条御誓文”中所阐发的“上下一心”的精神。从1868年确立“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的方针后，明治天皇便不断视察海军，1872年确立海军节。1873年，日本聘请以英国海军少校道格拉斯为首的34人教官团来日，使海军的教育走上了正规化。1875年，海军兵学校第一批毕业生远航旧金山和夏威夷。1878年，日本自己制造的清辉号（图3-11）到欧洲访问。总航程达26300英里，停靠港口60余个。日本海军显示了国威，已使世界开始刮目相看了。英国《先驱论坛报》这样报道说：“只要看一看清辉号军舰，就足以推测日本国文明开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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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日本第一艘近代军舰清辉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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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筹集海军经费，明治天皇几次命令节约内库（即宫廷经费）开支、拨宫廷费用支付海军造舰费用。1886年，日本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元；1887年，从内库中再次拨出30万日元，“并令文武百官一律交纳十分之一的薪俸，作为发展海军之用”；1893年，决定在以后的6年中，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日元（相当于皇室宫廷经费的十分之一）。议员们也主动捐献俸薪的四分之一作造船经费。日本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加速海军发展进程的作法，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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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指出：“欧洲人对亚洲国家的殖民掠夺在这些国家中锻炼出了个日本，使它获得了保证自己的独立和民族发展的伟大军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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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 [:170013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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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拓万里之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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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无论它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都必须循着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指出的既定方向走。所以，它在维护自己民族独立的同时，“自己也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1874年，日本以3000人的军队侵略中国台湾，迈开了海外扩张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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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海权发展过程：从最初保护贸易而进行海上斗争，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战争；从对殖民地的商品输出到向资本输出，完全是一个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完全是一个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历史过程。而日本的海权发展不等同于西方国家。它既显示了对民族压迫的抗争，顺应历史发展大趋势的进步意义，又囿于经济政治实力而显示着一种畸型或变态的发展倾向。它不具备有竞争力的商品以实行经济侵略，又没有强国的地位进行政治讹诈，因而它更多表现出的是诉诸武力威胁。所以，日本只要有了海军，便急于运用它达到“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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