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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指出:“欧洲人对亚洲国家的殖民掠夺在这些国家中锻炼出了个日本,使它获得了保证自己的独立和民族发展的伟大军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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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拓万里之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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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无论它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都必须循着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指出的既定方向走。所以,它在维护自己民族独立的同时,“自己也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1874年,日本以3000人的军队侵略中国台湾,迈开了海外扩张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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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海权发展过程:从最初保护贸易而进行海上斗争,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战争;从对殖民地的商品输出到向资本输出,完全是一个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完全是一个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历史过程。而日本的海权发展不等同于西方国家。它既显示了对民族压迫的抗争,顺应历史发展大趋势的进步意义,又囿于经济政治实力而显示着一种畸型或变态的发展倾向。它不具备有竞争力的商品以实行经济侵略,又没有强国的地位进行政治讹诈,因而它更多表现出的是诉诸武力威胁。所以,日本只要有了海军,便急于运用它达到“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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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60年代,日本国内就有“就英法既得志于清,势将转丽东向,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取清一省而置根于亚东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勇武于宇内,英法虽强,或不敢干涉我矣”的倡议,认为与日本国防关系最密切的是福州或台湾。进入70年代,以攻为守的思想更加成为日本政府的主导思想。1874年的侵台,日本从腐败的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手中竟获得50万两白银的赔款。平白得来的财富大大刺激了日本的胃口,因而,1879年,日本再次出兵侵占琉球。两次小试锋芒,两次轻易得手,日本终于领悟了西方资本主义致富的“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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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真经”,日本一旦认定,便不顾一切地去取法,这就是日本民族的性格。1880年,时任参谋部长的山县有朋在《邻邦兵备略》中提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于是发展海军便成为理所当然,经费也得到了不遗余力的解决。1894年,日本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海军照例为日本立下了头功。甲午一战,除割占台湾及彭湖列岛之外,日本还从中国掠得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成为其最重要的“资本的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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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使日本大捞了一把,黄金储备骤增。1897年建立了金本位货币制度,使日本货币纳入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从此,日本资本主义得到了一个飞跃发展的机会。综合国力的增强,使日本的海军、陆军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于是日本便敢于向多年欺侮他们的俄国挑战了。1904年,日本海军悍然对驻扎在中国旅顺口的俄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日俄战争。日本海军先在旅顺口后在黄海和对马海峡与俄国太平洋舰队、海参崴舰队和最后赶来的波罗的海舰队,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海战,再次获得了胜利。1905年日俄签订和约,沙俄被迫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特权;从中国东北撤兵,将旅顺口、大连等地的领海、领土租借权和中东铁路让与日本;将库页岛南部的主权让与日本;将濒临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白令海峡的俄国治海渔业权交给日本。日本从战争中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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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佩里的美国“黑船”舰队第二次进入江户湾的时候,船上带着一个充当译员的中国人,名字叫罗森。他在香港英华书院发行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中披露了这次日本之行。罗森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日本人酷爱中国的书法和诗词。在日期间,很多日本人要求他在扇子上写字录诗,一月之间,从其所请,不下五百余柄”,完全是一个被崇拜的先生的形象。然而,不足半个世纪,先生却败在了学生的手下。当孙中山、康有为及其前后大批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浮海东渡日本的时候,完全是去充当学生。一个“天朝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海,而当年的“蕞尔小国”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识海权者国家兴,不识海权者国家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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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 四、中国近代海军的“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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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的《中英南京条约》的签署,无情地将曾经强盛至极的中华民族推入了一个灾难深重的黑暗世纪。进入19世纪60年代,一场以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特别是近海海军为核心的洋务运动兴起,一个以“自强”为理念的中国近代海军的沉重历史开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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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次面临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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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促使林则徐、魏源等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亲自主持译编了《四洲志》;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编著了100卷本的《海国图志》,全面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宗教和文化。他们有了世界眼光,产生了“师夷长技制夷”的思想。他们直观地认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拥有“坚船利炮”先进武备的西方各国学习,建立海防,发展海军。在19世纪40年代闭关锁国的铁桶天下,他们给腐朽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为20年后的中国自强运动做了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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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盘点一下到19世纪60年代的世界工业化及世界海军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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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中叶,主要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基本特征的工业革命兴起,这场革命从英国开始并向西欧国家扩散,其物质基础是煤和铁。19世纪初,美国人富尔顿率先造出蒸汽机明轮船,并将装有火炮的蒸汽机军舰用于美英的1812年战争。此后,英国和法国海军也相继造出了蒸汽舰。19世纪30年代,螺旋桨逐步替代了明轮,铁壳船开始出现。但这一时期蒸汽舰船改进的主要是动力系统,木质舰体、风帆和发射实心弹的前滑膛火炮技术还如旧,整体特征仍处于风帆火炮时代。包括1840年鸦片战争时,英国人使用的也还是老式的风帆为动力的木质舰船,其海上机动能力受到风力和潮流等自然因素的多重制约。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锡诺普海战是风帆战舰最后的一次大规模海战,纳希莫夫将军指挥俄国黑海舰队采取巧妙而坚决的行动,用新装备的爆破弹猛轰土耳其舰队,一举歼灭其舰队16艘军舰中的15艘。而在这场战争后期的海上战场,英、法两国先进的海军舰队充分展示了蒸汽动力舰的机动性能优势,从而明确预告了风帆战舰时代的终结。它不仅确定了蒸汽动力舰在海军舰队中的重要统治地位,而且由于爆破弹对木质战舰的毁灭性攻击,导致了军舰朝着装甲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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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的工业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其物质基础是电力和钢铁。海军舰船革命进入了快车道。英国海军于1860年造出首艘装甲舰,1861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则首次将装甲舰投入了海上实战。1860年,铁壳或铁甲船在世界造船总吨位中占38.5%,1865年占69.4%,1875年达到占89.9%,铁逐渐替代了木材造船,西方各海军强国争相完成了帆力舰队向蒸汽动力舰队的发展过渡。到了19世纪80年代,钢又取代了铁。蒸汽机舰船功率不断提高,航速大大提升,大型蒸汽装甲舰的排水量已达到8000至9000吨,推进功率达到6000至8000马力,并用蒸汽操纵舵系统、锚泊系统、转动装甲炮塔,装填弹药,抽水及用升降舰载小艇等;大口径的线膛炮淘汰了滑膛炮,射程远而命中精度高,装甲防护的旋转炮塔取代了传统单一舷装炮的统治地位,使舰炮火力形成一定的射击扇面,从而使舰炮的对舰攻击力得到成倍的提高。西方海军开始走向大舰巨炮的时代,海军作战的战术思想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海上机动战术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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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强行卷入这一世界性工业化浪潮的。1856—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出兵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从海上直扑天津,登陆后攻打北京,一把大火焚毁了著名的圆明园。“庚申之变,创钜痛深”。1860年,以清政府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标志,中国启动了一个历时30年的工业化运动,史称洋务运动。其实,中国这时起步并不算晚,俄国和美国都是这时才开始起飞、加速发展的,而日本明治维新还没有开始,德国甚至还没有统一。应该说,中国正当其时,中国再次面临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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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的工业化以近代军事工业为核心,特别是以发展近代海军为突出代表,这一点与日本很相似,结果却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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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清政府准备向英国购买一支近代化的舰队,但由于英国人要全权操纵这支舰队,规定了由英国人阿思本担任舰队司令官,悬挂外国旗号,全部雇用外国水手,中国官员一律不得过问等条件,清政府决定遣散舰队,自力更生。1862年,中国人徐寿和华蘅在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轮船。这艘蕴育着中国人鹏程之志的黄鹄号,排水量仅25吨,航速6节。中国人需要战舰,不向西方学习不行。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购下了美国人的旗记铁厂,办起了中国第一家以进口机器设备为主体的江南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聘用法国工程技术人员兴建的福州船政局开工,3年后中国仿欧制式的第一艘有蒸汽动力的木质战舰万年清号(图3-12)下水。至19世纪70年代初,两局共建成舰船21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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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沈葆桢奏请建造万年清号船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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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大工业的缩影。”中国没有大机器的工业,没有造舰制炮的技术和人才,欲求战舰发展的急功近利,买船可谓捷径。1874年,由日本侵略台湾引发了第一次海防大筹议,清政府随即任命沈葆桢、李鸿章为南、北洋大臣,开始向国外购舰只发展海军。由于不懂装备技术,又立足于防守,首次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的11艘蚊炮船(铁制炮舰)只有400吨左右。该炮舰船小炮大,5门120毫米和150毫米炮就重100余吨,体宽速缓,航速仅9节,只可作为“水炮台”,绝不能巡弋大洋。调整思路后,1879年中国向英国订购了两艘钢质巡洋舰超勇和扬威号;19世纪80年代初又向德国订购了两艘在远东无以匹敌的大型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图3-13),后来成为北洋海军左、右翼编队的两艘旗舰。1884年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宣告成立,海军成为国家经制军中的一个重要的正式军种,近代中国海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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