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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国家抵制这种帝国霸权，因为除此之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卑躬屈膝地屈服军事力量，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的经济利益和身份消亡：港口和思想将被封闭起来，不再用于交换货物和交流观念。维持海军力量——这是海权国家最主要的战略工具——所需的成本高昂，这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服务于资本和商业利益，而商业滋养了舰队，同时又依赖舰队的保护。这些顾虑迫使海权政治家们结为联盟，共同反对霸权国家和普世君主国及其指令性经济。一旦它们的安全得到保障，海权国家就会把海军力量的经济负担转移到海外商业帝国身上，对贸易征税，以此来资助它们的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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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身份有着明显的限制。那些弱小的大陆国家即使成为海权，也会受到地理条件的约束，还容易遭到陆上军队的攻击。而岛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海洋会给它们带来安全、贸易和帝国。古代的克里特岛（Crete Island）开发了远距离的海上贸易网络，并拥有强有力的海权文化，它的商业、码头、划桨船和取之不尽的富含油脂且对增强大脑功能很有用处的海鱼都是这种文化的表现。[14]古代的海权本能地寻求一个与大陆隔绝的地理位置，因此，雅典人不禁为他们的城市位于大陆之上，并且离海有一段距离而哀叹。为了扭转这一现实，地米斯托克利建造了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长墙”——斯巴达随即对此举提出了警告，这表明整个希腊世界都理解了他的意图。虽然海权钟情岛屿，但本书力求避免粗糙的地理决定论。只有一个海权大国完全是个岛国，那就是1707年以后的不列颠王国[15]。其余的海权大国，包括威尼斯在内，都是靠着从毗连大陆领土上取得的资源来实现这一地位的。类似的，1867年到1945年间，日本帝国尽管是个岛国，并且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却没有成为一个海权国家。日本是个专注于征服大陆的陆军强国：海军是用来确保它与朝鲜、满洲和中国中原地区之间的军事交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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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观察到的，以批判的眼光来看，海权国家的建设是件艺术品，通过国家文化的镜头来观察能够最好地理解它。随着国家走向海洋，它们的艺术、思想和文学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传播海洋形象、文字、概念和价值观的重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它们与其他海权——不论是当代的，还是历史上的——不断接触的影响。然而，在身份形成过程中，凹透镜成像是一种比模拟更为有效的机制。与海权相类似的国家不会威胁到它的生存。国家身份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更有可能是为了回应大陆霸权国家的野心所造成的生存威胁。对荷兰共和国来说，这些霸权国家，首先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后来是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作为一种被构建出来的身份，海权需要不断更新和重复：那些出于种种原因而忘记自己海洋身份的国家，会缓慢而确定无疑地失去其海洋身份。这种身份可能会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失，必要的技能也会随之消逝。现代英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失败的边缘：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大海只不过是一个休闲的去处。然而，大陆列强难以长期保持海军力量。俄罗斯海军无休止的周期运动——产生、盛极一时、衰败和重建，这或许是世界史上唯一一个真正的循环模式——证明，任何没能成为国家身份之核心的东西都会在逆境中被牺牲掉。尽管海洋并没有给大多数俄罗斯人带来麻烦，但是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的决定表明，在这两场大战中，要塞化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海军基地进行的英勇防御深深地刻在了俄罗斯人的灵魂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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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权在政治上包容、对外开放、充满活力，但它们很弱小。弱小迫使它们只能进行有限的战争、寻求盟友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它们没有能力做得更多。海洋不同于陆地，不会受到永久的控制或绝对的统治。陆上大国经常以无限的、关乎存亡的战争来解决问题——最典型的就是罗马——因为它们能够做得到。只要丧失了对海洋的控制，海权就会被击败，但想要击败陆上强国，就得在战场上战胜它们，并占据其核心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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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于海权的起源和性质的讨论被局限在一个狭隘、循环的实用主义战略思想框架中，这个框架根据现代实践去解释古典文本。[17]举个明显的例子，马汉声称他在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的《罗马史》（History of Rome）中发现了制海权在历史上的主要作用，这凸显了封闭精神世界所具有的危险性。蒙森生活在德国走向统一的时代，1863年到1884年间，他在普鲁士议会和后来的德意志议会中任职，是德国民族主义的代言人。蒙森对迦太基的憎恶可能受到了他强烈的反英情绪的影响。他公开主张使用暴力来扩大德国的势力，并禁止罗马帝国史草稿的出版，因为它可以被解读为对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追求普世君主国野心的批评。他所写的关于罗马共和国历史的巨著出版于19世纪50年代，他对德意志统一的拥护在这本书中有深刻的体现。他不带丝毫疑问地接受了罗马一方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看法，尤其是罗马人对战争大前提的看法：罗马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抵抗由狡猾、奸诈的野蛮人汉尼拔领导的侵略成性、破坏条约的迦太基。这个敌人的形象与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以及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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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学术研究推翻了蒙森的夸张描述，驳斥了激发马汉灵感的战略难题。[18]19世纪晚期的美国战略家马汉愉快地重复着德国历史学家的看法，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都是他们本国的帝国扩张大业。这两个国家都是大陆国家，都建立了一支以跨海投送军事力量为目的的海军，这使得他们对制海权的分析带有特殊的陆军性质。[19]这两个国家都不是海权国家。蒙森和马汉忽略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还有修昔底德和色诺芬（Xenophon）对海权国家本质所做的大量辩论。而且，他们两个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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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森认为，由于迦太基缺乏海军力量，无法跨过地中海中部投送一支大军，所以汉尼拔决定通过高卢入侵意大利，他的这个看法完全是错误的。而马汉把它当成了一种思想体系的基础，这种思想体系把“海权”（sea power）等同于海军力量，而非一种文化选择。蒙森把迦太基视为与罗马势均力敌的帝国。实际上，迦太基比罗马弱得多，汉尼拔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把罗马控制在地区体系之内的联盟；他并不想打倒这个强大的共和国，也没有计划摧毁它。他穿过高卢进军是为了招募军队和盟友，而不走海路运送军队是因为迦太基在意大利海岸没有海军基地：获取这样的基地是他对意大利发动战役的主要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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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马人摧毁了迦太基海权留下的记录，但希腊人的争论却从希腊化世界里经由罗马和拜占庭一直传到了威尼斯。在那里，活字印刷使海权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普遍财产。古希腊是16世纪英格兰海权智慧的源泉，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如伯利男爵（Burleigh）、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约翰·迪伊（John Dee）和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都接触过古希腊文本，他们全都拥有由威尼斯人文学者和出版商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制作的希腊文版修昔底德著作。[20]迪伊率先用它来宣扬“大英帝国”成为海权的愿景，将国家的法律、领土和经济利益与海洋身份融为一体。[21]他设定了英国海权的知识参数，鼓励别人从他的书里汲取灵感并进一步发展他的思想。都铎王朝的国王们摆脱了由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主宰的欧洲体系对英国的限制，同时推动了海权进入英国文化和战略的过程。他们把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与国家身份联系起来，在这种身份中，击败无敌舰队成了英国的“萨拉米斯之战”，这一事件证明了过去几十年来的主张和争论的正确性。在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中，观念的形式和焦点都在改变，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现实，同时保留它们不容置疑的古代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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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流动性告诉我们，有必要采用一种长远的视角，以区分原本的观念和后来的粉饰。维多利亚时代对古克里特岛的典型反应并非来自对近似神话的过去的考古学见解，而是来自这个时期对大英帝国的假设。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在掌握证据前很久就认为米诺斯王国是一个和平的维多利亚式海权帝国。[22]然而，在英国人把它确定为海权的同时，来自大陆国家的考古学家却对证据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假设。埃文斯的许多主张都得到了现代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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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这本书主要论述的是国家改变其文化的能力——从陆地到海洋，然后再次回到陆地，这是由政治选择而不是地理上的必然性驱动的——以及选择成为海权对少数几个成为大国的海权国家的影响。本书强调了马汉的制海权——一种可以由大陆列强掌握的战略工具——和成为海权国家的文化现实之间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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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不得不与海权国家打交道的大陆军事强国来说，拥有一支专业的海军是个理所当然的选择。然而，从波斯到苏联，这种海军的目标都是摧毁海权，而不是获得它。罗马通过消灭海权和把足以摧毁其他所有选择的单一罗马文化强加于人，从而成了地中海世界的普世君主国：正如迦太基人所领略的，这是罗马人在推行和平的同时制造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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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行动反映了他们对非正统文化模式的极度恐惧。他们对海权的政治包容性和文化活力而不是战略力量感到震惊。罗马摧毁的是海权文化，而不是战略性制海权。是文化而不是军力导致了罗马人对迦太基的忧虑和对汉尼拔的迫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扎马战役结束之后，罗马已经没有理由再害怕汉尼拔的军事天赋了；西庇阿（Scipio）在战场上击败了他，罗马拥有了更强的军队。他们之所以把他赶出迦太基，是因为他动员人民按照民粹主义的包容性路线重建国家，这与那些控制罗马元老院且拥有土地的寡头所青睐的路线大不相同。这种恐惧一直持续到汉尼拔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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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Pericles）和修昔底德在海权和有限战争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作为商业资本主义国家，海权拥有比依赖土地的陆权更强大的财政资源，如果它们能躲在岛屿上或躲在坚不可摧的城墙后面，避免遭到没有限制的还击，它们就会比敌人更有持久力，让敌人疲惫不堪，最后就能达成妥协，实现和平，这就是海权用以替代“决战”的手段。决战是彻底打倒敌人的猛烈一击，大陆军事思想家们为了实现它而绞尽脑汁。在“葬礼演讲”中，伯里克利有效地颠覆了希腊战争的逻辑，用以水陆两栖作战、经济战和坚持为特征的海洋战略取代了重装步兵之间短暂而激烈的陆上战斗，几个世纪以来，希腊人为了解决争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战斗。伯里克利被称为“克山提波斯（Xanthippus）之子”不是没有理由的，他的父亲克山提波斯是雅典舰队的司令官，曾指挥一支两栖攻击部队在攸里梅敦河摧毁了波斯的残余舰队，打通了达达尼尔海峡[23]（Dardanelles Campaign）以获取粮食供应，并确保了雅典在爱琴海上的霸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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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在1911年所证明的那样，海权依赖有限的战争和海洋战略，因为这是唯一能让它们成为大国的选择。它们通过专注海洋获得了不对称的优势，但不得不接受由此产生的限制。科贝特简洁的论述值得重复，因为它强调了海权的战略是海上的，依赖海军和陆军的联合作战。他大概想起了在斯法克特里亚（Sphacteria）的雅典人[25]，以及1759年在魁北克（Quebec）的英国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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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人类生活在陆地上而不是海上，所以，处于战争中的各国之间的重大问题总是取决于——除极少数情况外——你的军队能对敌人的领土和国民生活做些什么，或是敌人对于你的舰队能让你的军队有做到这些事的恐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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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强国的武器是大规模的军事动员，试图动用这件“武器”的海权——1689年到1713年间的荷兰共和国，以及1916年到1918年间的英国——会被它们自己的努力摧毁，哪怕是它们“赢得”了战争。只有大陆列强可以使用海军来推行以歼灭和无条件投降为目的的全面战争战略。曾被罗马采纳的这种战略模式是马汉留给美国的遗产。罗马拥有战略性的制海权，但罗马和美国都不是海权国家。以塑造了海权国家建设过程的独特、偶然的决定与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国创建一个强大海军国家——这个过程是由一位热衷于获取大陆军事霸权的王朝独裁者推动的——的决定做对比，可以凸显这两个概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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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博学多闻的国家，海权对先例有着深刻的认识。它们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以前就已经有人做过了，它们把这个事实作为塑造其身份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来表达。然而，它们的敌人同样擅长利用过去。海权陷入了深刻的文化冲突中，先驱国家的思想和主张被用来解释、辩护、谴责和相互抵消。虽然没有哪两个海权国家是完全相同的，但它们的共同之处比任何差异都重要得多。它们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群体。这些模式以及思想跨越时间的传播，使得这种集体评估具有连贯性和说服力，而争论也没有结束：海权身份的关键要素作为联系和差异的重点，仍然是西方先进集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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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时段观察最容易理解海权作为文化的重要性——海权之间的协同作用增强了从个别例子中得出的见解。此外，海权文化所积累的知识以多种形式，经由相继而起的海权传递下来，这是历史服务社会的最佳例证。海权依赖海洋活动，并采用马汉制海权的不同版本作为其战略选择。然而，这一战略也可以被主要的大陆国家使用，无须进行重大的文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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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从红海和印度洋到东亚和波利尼西亚——的认识不断增加，以往那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海洋史得到了补充，各地区的历史被整合到了一起。这些历史突出了具有强烈海洋身份的国家、对制海权战略的运用和航海技术的惊人发展。[28]将本书的焦点集中在欧洲经验上的决定反映了我的意图，即把本书视为对一个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海权国家群体的集体研究，这些国家对其先驱留下的知识遗产有着敏锐且明显的认识。1900年前后，这一经验传遍了全球：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海军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欧洲式的。本书所考察的每一个国家，包括沙俄在内，都以欧洲过去的历史为先例，为了成为或保持海权，从过去发生的事中吸取经验教训。最能证明这一论点的证据是，第一个海权大国古希腊发明了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国这个海权，以免因成为第一个这样的国家而背上标新立异的恶名，并以此把它欠腓尼基人的巨大知识债务掩盖了起来，后来的每一个海权都是在这份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思想的历史，它的传播跨越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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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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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治·格罗特（1794—1871），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把自己的创作生涯奉献给了一部12卷本的不朽巨著《希腊史》，该书出版于1846年至1856年间。G.Grote,History of Greece,Vol.5,London,1849,pp.69-70.另一项对海权的研究强调了一个关键点，即海权身份不是由无可变更的“规律”，而是由作为规律代理者的人类创造的，见Frederic Lane,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Bal timore,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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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Burckhardt,The Civilisation of Italy in the Renaissance.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860年，很快就大受欢迎，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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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Boston,MA
:Little,Brown,1890,chapter 1,pp.25-89,包含了马汉海权论点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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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斯金关于迦太基海权身份的讨论见他的第一部著作，Modern Painters,Vol.I,London
:Smith,Elder,1843.由E.T.库克（E.T.Cook）和亚历山大·韦德伯恩（Alexander Wedderburn）编辑（1902—1912）的罗斯金作品图书馆版将这段文字放在了第三卷。见该书第112—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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