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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E.Behrman,Victorian Myths of the Sea,OH:Ohio University Press,1977.这是对海权身份建构中事实与寓言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经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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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众所周知，Omega 3具有增强大脑功能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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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07年5月1日，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合并，组成了大不列颠王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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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两场大战指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两次战争中塞瓦斯托波尔都经受了长时间的围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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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G.Starr,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Ancient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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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Mahan,The Infl uence of Sea Power,pp.iv-v,13-21.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是一部关于罗马共和国的三卷本研究著作，出版于1854—1856年，书中充斥着德国民族主义思想；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L ondon:Longman,1913,p.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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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军事家安托万-亨利·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对拿破仑战争进行了分析，他的战略思想对马汉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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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威尼斯学者、出版商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在1500年至1510年间制作了第一部希腊文版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著作。M.Lowry,The World of Aldus Manutius,Oxford:Basil Blackwell,1979,pp.144,300.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出版于1502年。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用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专业知识和航海文献，以及来自低地国家的航海图和海权图像来补充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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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W.H.Sherman,John Dee:The Politic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Amherst,MA: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5,pp.126,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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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J.A.MacGillivray,Minotaur:Sir Arthur Evans an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Minoan Myth,London:Jonathan Cape,2000,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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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达达尼尔海峡：古称赫勒斯滂，是紧扼黑海和马尔马拉海进入地中海的咽喉，也接着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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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伯里克利关于制海权的理论可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50年代他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经历。L.Rawlings,The Ancient Greeks at War,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pp.105-106;R.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173,f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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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斯法克特里亚是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边的一座岛屿，公元前425年，雅典军队在该岛登陆，击败了岛上的斯巴达军队并迫使他们投降，俘虏了120名斯巴达军官，这些人被雅典当成人质，对斯巴达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牵制，战略主动权遂被雅典夺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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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759年，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军队进攻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法军采取了放弃沿岸港口、坚守陆地据点的战略，结果遭到了英国舰队的两栖攻击，陷入被动。1759年9月魁北克被英军攻陷，英国获得了北美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1763年，法国与英国签订《巴黎条约》，放弃了它在北美的绝大部分殖民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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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J.S.Corbett,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London:Longman,1911.科贝特的文稿，特别是第14页，阐释了像英国这样的海权大国在面对大陆军事对手时可以做出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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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佩因的《海洋与文明》一书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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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170013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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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第一章创造海权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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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SEAPOWER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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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宫墙上的腓尼基军用桨帆船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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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是在早期文明的边缘而不是中心发展起来的。地处边缘的沿海共同体从陆地上获得的发展机会有限，作为对这种处境的回应，他们发展出了地中海贸易网络，为位于埃及（Egypt）、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等地的大型陆上帝国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木材、铜和锡。公元前1000年之后，腓尼基和希腊的海洋城市把原本位于利凡特[1]（Levantine）的贸易体系推到了爱琴海、亚得里亚海（Adriatic）和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并穿过西地中海前往加的斯[2]，越过赫拉克勒斯之柱，去寻找金属矿石。当这些海上行为体开始保护和控制连接资源和市场的海上航线时，它们就为制海权战略、控制海上交通和海权身份奠定了基础。海上贸易容易受到敌对国家和海盗的攻击，这促使人们建立护卫部队，而必要的船只、水手和基础设施带来的长期成本又迫使海洋国家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政府形式，让商人、交易者和船主分享政治权力，以换取他们的服务或财务捐助。这些海洋国家的政治结构从专制统治经由君主立宪制转向共和的寡头政治。有意识地选择这种社会—经济—战略模式的大中型国家会成为海权，这些国家以海洋作为其身份的中心，它们与那些利用舰队来实现陆地战略目标的大陆强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海洋国家和城市发展出了以航海和商业为主导的独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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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贸易规模不大的情况下，控制海上交通几乎没有任何战略价值。对那些试图拿海权和陆权战略做直接比较的人来说，未能理解这个核心现实造成了很多误解。这两个概念在起源、目的和方法上有着根本的不同。陆权可以通过“决战”和占领敌方核心领土来获得胜利，而海权只能追求有限的战果，通过让对手的经济枯竭来取胜。海权战略的重点是为了安全和经济利益而控制海洋，并不是为了虚荣而去追求海战的胜利。在势力均衡、局势稳定的时代，海权国家将这种战略活动运用于陆地大国之间的边缘水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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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帝国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协作反映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和文化状况。能够成为“文明摇篮”的地区有着严格的限制，它们以河流为基础，被沙漠和山脉包围，其政治中心远离海洋。国内稳定和领土扩张决定了国家在政治上是否成功。它们的地理条件产生了一种以其领土和人力为基础的例外论和优越感，这种感受使它们对调查和探索缺乏兴趣。海洋国家能获得的农业用地有限，所以必须开发海洋以从事渔业和商业活动。航海和探索精神这两种特征往往如影随形，而陆地思维则局限于平淡无奇的前景和军事解决方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