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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和乌加里特的成功表明，虽然陆上强国可以控制土地，但它们不能控制海洋或控制输送关键资源的海洋城市。[20]海洋国家用贸易和贡品换来了相对的独立。然而，一切都取决于良好的贸易状况。事实证明，克里特人与埃及喜克索斯王朝[21]的贸易为期不长，这一王朝以尼罗河三角洲上的阿瓦利斯（Avaris）为根据地，阿瓦利斯是那个时代的巨型商业都市。底比斯的埃及精英们毁灭了喜克索斯王朝，破坏了他们的首都和他们与地中海的贸易联系，再次把权力移回国家的中部，恢复了古老的内向型文化模式。这些变化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克里特社会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就不再以海洋为基础，而被希腊迈锡尼文明的大陆意图所支配。位于大陆的乌加里特则在这一时期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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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诺斯海权在一个把各主要国家和获利丰厚的中间商联系在一起的开放式贸易网络中兴起，也在这个网络中衰落。[22]这个网络以海洋为基础，以船只为动力：它对从事海运的克里特和腓尼基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它对位于该体系东部和南部边缘的大型内陆河流帝国所造成的影响。海权可能会在地震和海啸中幸存下来，但它经受不住地区贸易体系崩溃的打击。没有贸易，海权就无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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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人的遗产在希腊人中间流传了下来，这是一种对古老航海文化的民间记忆，荷马（Homer）曾在他的故事里提到过它，希腊语中也有许多克里特词汇，比如塔拉萨（thalassa）[23]，还有小麦、橄榄、葡萄和无花果的名字。当希腊人创造出下一个海权的时候，他们的知识分子利用了这些记忆。到公元前14世纪，东地中海把青铜时代的三大帝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的赫梯——联系在了一起。这三大帝国都依靠利凡特和米诺斯城市来进行贸易，交易品有雪松、船只、地方手工制品、锡、塞浦路斯的铜和进口奢侈品——其中包括深受埃及艺术家喜爱的阿富汗青金石。贸易和制造业的这种合作反映了埃及财富的吸引力。沿海城市靠着满足位于内陆和以陆地为中心的大国的需求繁荣起来。利凡特的城市可能已经臣服于赫梯或埃及统治者了——这两者的势力范围一北一南——但在一个多极世界里，它们仍然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行为体。[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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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体系在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800年崩溃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摧毁了赫梯帝国，严重损害了埃及的元气，还使整个地区的精英社会瓦解了。然而，海上贸易仍在继续，许多位于利凡特的贸易中心幸存下来了。盛产铜矿石的塞浦路斯遭到了破坏，但迅速恢复过来，并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里成了海上贸易的中心：“积极进取的商业企业家精神”与“日益成熟的远洋航行技艺”相结合，在公元前13世纪把塞浦路斯的货物带到了撒丁岛，在那里，人们用金属来交换它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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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得以延续是因为水手们发展出了利用海风、洋流和天体运动的能力，他们还留下了如何躲避登陆危险的经验，其中包括与人类打交道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各种风险——从被课税到遭到奴役，不一而足。海上航线降低了贸易成本，增强了地中海沿岸商人反对垄断贸易的浪潮。塞浦路斯处于这些行动的中心。通过铜的贸易，塞浦路斯人率先打开了通往西方的航线。新的贸易体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比旧的宫廷体系更灵活，这强调了开放的政治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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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文化构成的这种极具侵略性的混合物使陆地社会大为惊恐。埃及人将入侵的“海上民族”妖魔化为文明的敌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反映了大陆对所有来自海洋的事物具有的持久厌恶，这个隐喻吸引了那些觉得自己更“文明”的人。将“海上民族”确定为一个特定的种族群体表明静态社会无法理解那些靠海为生的人，以及现代学者希望为青铜时代找到一个恰当的启示录式结局的愿望。当时有许多人来往于海上，他们没有共同的文化，也不属于同一个种族，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想要通过海洋来实现他们的经济目标——从掠夺到定居，各自不同。他们冲垮了那种受限于宫廷的海洋贸易经济模式和它在其中运作的静态社会。这个过程的焦点可以从塞浦路斯的青铜神像和忧心忡忡的埃及祭司在寺庙墙壁上画下的“海上民族”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中推断出来。埃及人对这些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旅行者很头痛，他们没有可以回去的家，也不服管教，很难向他们征税，更别说他们还带来了分享政治权力的危险观念。当大多数文化都把海洋视为危险和堕落的源头时，指责“海上民族”破坏了文明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埃及人的著作——它们与修士们对维京人活动的记述有着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可能对柏拉图的观点造成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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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上的城市和国家被静态的、单一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所束缚，当它们失去对金属供应的控制时，就没有多少价值了。新式商人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土地和权力的象征，而且他们还发展出了一种使其能够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而合作的政治结构。冶铁技术的传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船舶来进行的——也有助于结束宫廷对贸易的垄断。海上民族通过出海和一起工作，摆脱了王室的控制，旧日的停滞状态被他们冲垮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甚至会诉诸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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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凡特沿海、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产生了一种新型国家，它把商人国王和商业冒险家结合起来，使当地的生产和海上贸易融为一体。这些国家多半都只比最小的“城市”大一点，但却拥有令人惊叹的财富。腓尼基人的港口——它们似乎与海上民族有密切的联系——就是其中的典型：“它们由分散于各处的商人共同体拼凑而成，是海上贸易而非领土确定了它们的范围。”[26]这种非同寻常的腓尼基共同体从公元前1500年前后一直存在到了马其顿人征服该地区并将之希腊化时。埃及的衰弱和经济停滞以及赫梯帝国于公元前1140年左右崩溃，使地区经济陷入低迷，而它们迅速从这种低迷中复苏过来。当爱琴海地区以宫廷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崩溃时，它们被新的政治组织所取代，这些新生组织简直就是大获成功的腓尼基海洋国家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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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决定论式观点，腓尼基是“迫于环境而成了一个海权”。腓尼基城市出现在一个沿海的狭长地带中，这里散布着许多有用的港口，其中有些是天然的，但人造的越来越多，这个地带没有几处地方超过7英里[27]宽，大部分地区背靠着遍布森林的山脉和陡峭的山谷，因此，腓尼基城市几乎不可能成为重要的陆上强国。相反，它们彼此保持独立，并且日益海洋化。约翰·罗斯金在《圣经》中读到的推罗城是一个岛屿，有一个天然港口，后来又另外建了一个人造的避风港作为辅助，它还拥有一处淡水泉眼。这是海权的理想处所，只要它能控制海面，输入粮食，它就是安全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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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城市在公元前12世纪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主要贸易中心。当埃及重振雄风，再度开始进行贸易时，位于腓尼基城市群最南端的推罗变成了最重要的城市。它开辟了通往爱琴海以及经以色列和红海通往东非的长途贸易。推罗紧紧地跟随地区势力消长的步伐，一旦埃及恢复过来并洗劫了耶路撒冷，它就马上和以色列断绝了关系。作为一个从事海洋贸易的国家，推罗人自己的利益是最优先的，他们有一个优秀的情报网络来帮他们做决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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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拥有的土地，努力开发更先进的农业方法时，腓尼基人靠贸易和工业养活了自己。制造业为开往外国的船只提供了货物和交易品。推罗的染料和染色布料享誉整个古代世界，他们的金属、象牙、宝石、陶器和玻璃制品也很有名。推罗人开创了夜间远洋航行的先河，就连居住于内陆的以色列人也认为这一成就值得被记录下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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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使人们的政治野心膨胀起来。公元前1000年前后，与以往的贸易国家相比，腓尼基城市，尤其是推罗，“开始对地区贸易采取一种更为霸道的，有时甚至是将之看作自己领地的态度，由此，它们在国外的政治行动更加明显地被经济逻辑所支配”。这些海权帝国的雏形使用岛屿和港口作为贸易站点和航线站点，控制海上通道和贸易而不是领土。腓尼基人在塞浦路斯、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和撒丁岛建立殖民定居点以获取金属供应，其中加的斯盛产银和锡。公元前8世纪，为了给前往那里的船只提供补给，他们建立了迦太基。[31]后来的海权帝国也同样利用了这些岛屿，这并非巧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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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广泛使用结束了青铜商人的垄断优势，而且，公元前1000年左右，亚述军队来到了利凡特海岸，要求这一地区对帝国纳贡称臣，腓尼基海权摇摇欲坠。埃及对此做出了回应：公元前10世纪，一个新的利比亚王朝把首都迁回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塔尼斯（Tanis），抬高征服海洋的神赛特（Seth）的地位，并从爱琴海地区招募雇佣兵。亚述和埃及这两个超级大国的航运都要依靠利凡特和希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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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吞并了塞浦路斯，以控制铜贸易和塞浦路斯人在第勒尼安海的商路，北欧的锡就是通过这些商路进入地中海地区的。塞浦路斯和希腊之间也有贸易。一拨又一拨的战士、商人和工匠在遥远的地方定居以获得金属和进行贸易。[34]他们的行囊里装着独特的海权文化，以船舶为标志，商业为表达，实行多元化政治。公元前7世纪，当亚述征服利凡特和埃及，建立普世君主国时，海权的吸引力变得明显起来。一个拥有庞大军队的消费国家亚述通过征服埃及，迫使推罗顺服于它，在这个地区，埃及是最后一个有实力抗衡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的国家。这迫使腓尼基城市为亚述服务，被整合到它那追求更多贡赋的战争机器里，它利用他们的技术建造舰队并提供战争物资。[35]为了满足这些贡赋要求，腓尼基城市扩大了国际贸易和国内制造业，而军事化的陆上帝国统治、战争、攻城和不断增加的贡赋支付量都推动了位于迦太基的推罗定居点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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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00年前后，腓尼基人开始在地中海西部殖民，定居点位于西班牙临大西洋的海岸上，越过了赫拉克勒斯之柱，它的名字是加的斯。加的斯是一个岛屿，距离当地的主要港口塔特索斯（Tartessos，古名为韦尔瓦，Huelva）有6英里，腓尼基人选择这样一个与陆地分离的位置定居，可以避免当地人觉得他们对土地怀有野心，也便于防守。[36]它成了里奥廷托（Rio Tinto）地区的金属出口和大西洋锡贸易的中心。以拥有良港的岛屿为定居点，表明定居者把海洋当作他们的生活重心。腓尼基人用制成品和奢侈品，如葡萄酒和精致的陶器来交换当地的矿石和金属。塞浦路斯、克里特和拉科尼亚（Laconia）是他们早期的贸易伙伴，腓尼基人从这些地方获取铜和铁，荷马在史诗中屡次提及腓尼基人的航海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撒丁岛和西西里也跟这个体系有关。腓尼基人的殖民活动相对较为灵活：他们想要的是贸易，而不是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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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与加的斯地区的商业联系似乎在公元前573年巴比伦洗劫推罗之后就衰退了，但是迦太基人在公元前3世纪使这种联系复苏了。地中海西部的其他腓尼基人定居点也落到了迦太基人手里，其中包括伊维萨岛（Ibiza）以及位于撒丁岛、西西里和最西边的沿海城镇，比如在葡萄牙和摩洛哥临大西洋的海岸上的居民点。[37]这些偏远的居民点重视航海和商业知识，把它们保存了下来，而推罗和迦太基都遭到了残酷的破坏，它们的书面记录是写在容易损坏的材料上的，再加上人们对历史上的“失败者”缺乏兴趣，结果，关于它们几乎没有多少证据幸存下来。由于与母城距离太远，腓尼基殖民地迅速发展出了独特的经济和政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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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和希腊的海洋国家被证明是活跃的殖民者。他们寻找岛屿或孤立的地点，以获取金属、农地或航海用的战略基地：这些基地有助于确定势力范围，还能为用来控制海上交通的战舰提供支援。[38]殖民地和其母邦之间的文化联系非常紧密。到公元前7世纪末，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之间的贸易已经垮掉了。围绕贸易和资源展开的冲突可能是公元前6世纪末腓尼基世界普遍遭遇危机的结果，巴里·坎利夫（Barry Cunliffe）把这场危机与青铜时代的结束联系在一起，当时以控制青铜为基础的社会被控制农产品剩余额的社会所取代。其原因可能包括铁的广泛供应和人口的显著增加，[39]这些发展使陆上大国能够发动大规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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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挑战迫使腓尼基人与地区内的盟友合作。公元前600年，腓西亚的希腊人在伊特鲁里亚经济区的马萨利亚（Massilia[40]）建立了殖民地，把腓尼基人从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市场中赶走，控制了西地中海的大部分海岸。60年后，由于波斯占领了他们的祖国，更多逃离家园的腓西亚人接管了阿拉利亚（Alalia，现代的阿莱利亚，Aleria）的国际贸易中心，这侵犯了伊特鲁里亚和迦太基的利益，并在公元前535年左右在撒丁岛附近引发了一场重要的海战。这场战斗可能造成了马萨利亚商人在几年后被赶出加的斯的后果。最终，腓尼基人的势力范围包括了北非、西西里岛西部、撒丁岛南部以及加的斯以西的海域，而希腊人则控制着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和意大利南部：第勒尼安海被一分为二。[41]制海权战略控制着进入关键市场的机会，划定了“势力范围”，因为海权会为了维护由贸易而非领土界定的专属利益范围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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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制海权让希腊商人无法接近西班牙南部大西洋沿岸的丰富矿藏。对希腊人来说，“赫拉克勒斯之柱”就是世界的尽头，因为加的斯的迦太基战舰阻断了通往更远的海洋的通道。[42]对海军力量的战略运用表明，到公元前6世纪或前5世纪时，迦太基人已经发展出一种与地米斯托克利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提出的海权概念相类似的概念了。虽然腓尼基人的思想影响到了希腊海洋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他们看待海权的方式基本上还是海洋/经济的，而希腊人在这方面的想法则总是包含着强烈的军事因素。在腓尼基人那里基本上找不到尚武文化的踪影，正是这种文化使得希腊政治变得好斗、分裂和傲慢。这种军事化的傲慢是希腊对海权之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鼓励它们为了贸易和独立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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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口有限的海洋国家，腓尼基城市在利用海上交通、金钱和结盟来比拼经济承受力的有限战争中是有效的，但事实证明，它们完全无法应付埃及、亚述、古巴比伦、波斯以及最终的马其顿王国的大规模军事力量。腓尼基城镇、城市和贸易站点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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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是紧凑的、地理位置十分明确的定居点，位于海岸边或附近，处于方便航行、容易防守的位置，很少有例外。离岸的小岛、半岛和岬角是最受欢迎的地方。作为贸易场所，它们几乎都位于有遮蔽的锚地（天然的海湾或港口、潟湖或河口）附近。[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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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海权定居点主要由商业区、市场、仓库和港口组成。工业加工，包括气味难闻的染布，是在繁荣的居住区以外的地方进行的。这些城市一开始就有一个天然港口，而像推罗和西顿（Sidon）这种较大的遗址则还有另一个设计先进的人造港口，这个港口是用经过切割的岩石或直接凿开坚硬的岩石建造的。这些港口里都有海军基地，它们位于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防御工事内，由狭窄的、有围墙的入口保卫着，战舰和海军基地控制着贸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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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00年间，腓尼基的“商业、海运、中间商社会”通过向私营贸易征税变得富有起来。然而，他们的集体身份是由他人建构的，就连“腓尼基”这个词也是希腊人发明的。他们脆弱的纸莎、纸草记录大部分都消失了，腓尼基人的历史落到了他们那缺乏雅量的希腊竞争对手、以色列邻居以及被布匿战争重创的罗马人手里。[44]结果，证据的缺失掩盖了腓尼基人在创造海权上的功绩，关于他们的先驱作用和精湛技艺，留存下来的记录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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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有种极为重要的文物——腓尼基钱币，揭示了他们的自我形象。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钱币被广泛使用，它为出口商品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支付方式，而且也是展示战略和文化力量的一种工具。许多钱币上有战舰的图案；西顿的钱币上有大海和城市的图案，而在城墙前面就有一艘战舰。马头鱼尾兽（hippocampus），或者说海马，强调了陆地和海洋之间的联系，而把雅典的猫头鹰和埃及的连枷、曲柄权杖结合在一起的推罗货币反映了一种把新旧事物联系起来的文化：用希腊货币的重量标准来铸造钱币促进了商业的发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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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的海上贸易与包容性政治的发展之间的重要联系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腓尼基城市的政治结构反映了商业/海洋的目的。它们的国王可能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在宗教上也有一定的重要性，但他们通过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与商业精英分享权力。让富有的商人拥有选举权，这把政策与经济利益捆绑在了一起，确保国王不会忘记海洋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并为那些拥有船只的人发声，正是这些船只使得腓尼基城市变得重要。这些小城市的人民需要成为政治现实主义者：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大国的附庸生活着的，必须通过及时的让步、提供支持和缴纳贡赋来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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