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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1700138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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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第二章构建海权：雅典、民主制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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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SEAPOWER:ATHENS,DEMOCRACY AND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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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德国艺术家威廉·冯·考尔巴赫（Wilhelm von kaulbach）所作的关于萨拉米斯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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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这种作为身份和战略的海权概念是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战役之后构建起来的。新近发生的事件被放在朦胧而神秘的过去里重述，为现实中某些既新颖又独特的事情提供了先例。虽然雅典有意识地选择成为一个海权，发展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份，但这一进程是由既存的思想和范例决定的。在希腊世界里，活跃的变化需要用过去的先例来加以确认，而这些先例往往是经过重新想象的，甚至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神话在海权的构建中占据核心地位。对过去所作的新描述反复出现，直到它们成为雅典文化的一部分，这反映在艺术、文学、科学和治国方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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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的知识史始于一份相对较短的希腊文学资源清单，这些文学资源追溯性地应用了雅典模式，把海上霸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早期发展隐藏在了它们所属时代的观念和方法背后。希腊人没有在公元前5世纪组建海军，进行海战。[1]青铜时代的海洋很重要，它在民间留下了许多记忆，包括米诺斯海权和阿伽门农（Agamemnon）远征特洛伊，这些记忆在克诺索斯毁灭之后的一千多年里持续发挥着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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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波战争之前，希腊的海军力量相对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一些希腊国家拥有许多通过长途贸易发展起来的商业船队，但它们无法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统治者麾下的腓尼基战斗舰队相提并论。希腊国家的“海军”是由私人所有、只有两列桨的五十桨帆船组成，它很适合用在交易、劫掠或战争中，可以用它来运送作战人员和高价值的货物。这些活动对操持它们的社会来说要求相对有限。水手和航海在大多数希腊城市的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希腊人接受海权的时间相对晚一些，他们广泛地借鉴了腓尼基先驱者的经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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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之所以会成为海权理论的先驱，是因为他们的文学传统使海权的概念流传到了后世。他们记录下来的思想、主张和事件影响到了后来的每一次讨论。萨拉米斯的胜利促使希腊文学构建出了一个独特的海权概念，以及众多能够确保它在一个尊重先例——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的陆地社会中不会显得过于标新立异的神话故事。虽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承认腓尼基人所做的贡献，但他们仍然需要来自希腊的先驱，以便悄悄地把地米斯托克利那革命性的海权观点转变为希腊海权概念不断进化的最终结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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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对这一过程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作为研究希腊与蛮族关系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米诺斯只是个纯粹的传说，他关注的是萨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他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个计划统治海洋的希腊人……他满心希望统治爱奥尼亚和周边岛屿。”[4]在这段文字中，希罗多德成了第一个、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将拥有一支庞大海军与成为一个海权混为一谈的人。事实上，萨摩斯太小了，承载不了这样的雄心，波利克拉特斯是埃及塞伊斯王朝[5]的海军承包者，埃及是大陆强国，它没有建造大型船只所需的木材，更没有一种使它有能力控制海洋的文化模式。当埃及法老的盟友吕底亚和海军供应者腓尼基落入波斯的统治之后，他们雇用了波利克拉特斯。波斯在公元前525年征服了埃及，萨摩斯的海军力量随之衰退，公元前517年，波斯人处死了波利克拉特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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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同样渴望建立一份早期海权国家（thalassocratic states）的清单，他翻出了传说中的米诺斯以讨论海权的利弊。他笔下的米诺斯海权创造了秩序和稳定——这是进步所需的重要因素，阻止了肆意的暴力和海盗的劫掠。雅典继承了管理海洋的任务，因为它不想与其他国家分享海权带来的经济利益。[7]即使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它也还是在继续执行维持治安的工作，这突出了它在使海权合法化上所起的关键作用。[8]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米诺斯建立了一支海军，用以维持秩序、控制贸易路线和取得对其他城市的霸权。许多希腊城市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以换取分享商业利润的权利，这凸显了帝国及其臣民的道德缺陷。他暗示说，在雅典帝国的核心里也存在同样的缺陷。他没有指明米诺斯奴役了哪些城市，但他的读者知道米诺斯的统治是雅典奠基神话——忒修斯线团的核心。遭到奴役的代价是血腥的献祭，雅典青年被米诺陶诺斯杀死并吃掉。修昔底德用这个残酷的先例来质疑海权的道德基础，希腊人对雅典帝国主义的怨恨与雅典人对米诺斯帝国主义的怨恨如出一辙。他暗示，怪物总有一天会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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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无情地使用武力，把提洛同盟变成了一个海洋帝国，修昔底德希望他的读者“思考一下强行剥削别国而不是令它们认可雅典帝国的长期后果”。米诺斯人的统治曾是对混乱的海盗世界的一种改进，但它越来越贪得无厌，并在特洛伊战争之后灭亡了，特洛伊战争是阿伽门农组织的一次大规模海盗式袭击，而阿伽门农正是爱琴海霸主米诺斯的继承者。修昔底德喜欢文明化的城邦所具有的秩序和稳定更胜于这种无止境的野心。只要它们是自由的，斯巴达和雅典就是这个世界的壁垒，不受异国统治的自由是最大的礼物，它是希波战争的关键，修昔底德哀叹雅典的野心让波斯人再次进入希腊世界中。[9]他记述特洛伊战争的目的是把它当成西西里远征的典型先例，在这两场战争中，受权力和财富驱使的贪婪和野心都招来了大祸。[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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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对波利克拉特斯的处理强调了海权与专业战舰之间的联系。修昔底德明白，当各国都意识到值得为海权奋斗时，它的重要性也就随之改变了，他将此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腓西亚希腊商人为了获得西班牙和撒丁岛的金属而与腓尼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进行战斗。[11]虽然这些战斗的规模很小，但它们推动了战舰的发展，使之从步兵移动作战平台变成了能够体现操纵者航海技术的专业单用途船只。最早的海战用的是五十桨帆船。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在被腓西亚人打败之后，开发出了第一种专门的战舰——三列桨座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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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桨座战船使老式的海军作战方法，即使用近距离的投掷火力和步兵来打倒敌人的方法变得过时了。然而，它的建造和运转成本比以往任何一种船都高得多，而且无法用于商业目的。由于不能再依靠动员私人拥有的船只来作战，各国不得不建造自己的军舰。三列桨座战船的船员需要不断练习才能掌握复杂的划船系统，然后全体桨手还要一起演习，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战斗。配备三列桨座战船的海军需要新的港口、维修和保养用的船坞、大量的造船木材以及其他物资，还有有效的管理。总而言之，在海军获得实施制海权战略之能力的同时，它们的运营成本也在飞速增长。[12]波斯付得起必要的资金，而较小的国家就只能通过根本性的文化转型重建国家来维持三列桨座战船舰队了，否则是无法与波斯抗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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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桨座战船使制海权成了陆上强国的一种可行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对中等规模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位于岛上或是离波斯的军事力量足够远的话。然而，它的代价高昂：三列桨座战船舰队需要有货币经济和新的收入来源。波斯可以从承包商那里购买这种海军舰队，而雅典不得不重建国家以生产必要的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它变成了一个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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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城市开发出了三列桨座战船，以保护地中海西部贸易的安全，但它们也是利凡特大国的海军承包商，以提供专业服务来作为它们缴纳的部分贡品。第一个大规模采用三列桨座战船的大国是埃及，它资助了萨摩斯的舰队。公元前530年，埃及和萨摩斯的联合舰队威胁到了波斯人的利益，这促使冈比西斯（Cambyses）利用腓尼基舰队在公元前525年入侵并征服了埃及“和大海”。[13]波斯获得了300艘三列桨座战船和新的基地，这是它在尝试建立一个普世君主国时必需的战略工具。舰队的运营成本高昂，哪怕是在和平时期也省不掉这笔钱，它消耗了帝国的大部分收入。冈比西斯对此的反应是增加税收，这在整个帝国里引起了大规模的反抗。[14]选择的要素至关重要：波斯海军的存在是为了将陆军力量投送到利凡特海岸以外的地区去，比如埃及、爱奥尼亚、希腊、意大利，甚至是迦太基。它不代表波斯有防卫上的需要、向海权身份的转变或文化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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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埃及并不能满足波斯人的野心。公元前517年，一支波斯舰队占领了萨摩斯，在埃及被征服之后，萨摩斯已经没有能力经营舰队了，波斯还派遣了一支侦察部队向西前往西西里岛，对希腊世界外围的海军力量进行评估。另一支舰队的根据地设在爱奥尼亚，用来控制那里的希腊城市。公元前500年，它迫使纳克索斯停止与波斯控制下的爱奥尼亚城市进行经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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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希腊本土国家还处在波斯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但埃及被征服，意味着它们保持独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波斯的力量和财富可以压倒任何竞争对手。公元前500年，当爱奥尼亚的希腊人起来反抗波斯的统治时，300艘驻扎在当地的波斯三列桨座战船连同足够建造另外53艘三列桨座战船的木材落到了起义军手里。波斯马上派遣了一支腓尼基舰队进入爱琴海。尽管波斯舰队在一场重要的海战中败北了，但到公元前494年，他们又带着600多艘三列桨座战船回到了爱奥尼亚海域，并以压倒性的力量、高超的技术和贿赂在拉德之战中赢得全面胜利。这是杀鸡儆猴，要吓唬那些小国，令其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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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的，拉德之战的失败促使雅典建立了一支由三列桨座战船组成的海军，这个令它在转变为一个海权的过程中耗资巨大。迄今为止，海洋国家一直是处于棋盘边缘的玩家，都是些小城市或岛屿，在大陆大国的夹缝中生存着。雅典就完全不同了：它更大、更富有，自豪地保持着独立，最重要的是，它实行的是民主制。如果没有公元前508年至公元前507年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实施的国内政治民主化，雅典是不可能成为海权的。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地米斯托克利利用民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成果创造了雅典海权，这是雅典这个国家在一代人中发生的第二次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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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奇的是，海权的新奇性和成本在实行寡头政治的精英和信奉民粹主义的民众之间引发了激烈的政治辩论。对希罗多德来说，作为民主制、战略和文化的海权使雅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伟大”：“从僭主手中解放出来的新鲜、自由把力量和信心的储备都释放了出来，这使她能够取得仅在一代人之前还无从想象的成功。”雅典人成了所有希腊人中最勇敢的人，因为他们是为自己而战。[15]在雅典成为海权前很久，民主就已经使它变得非常强大，这让斯巴达人很担心。雅典的自由和进步挑战了他们静态的世界观；斯巴达人担心“如果阿提卡人获得自由，他们很可能会变得像斯巴达人一样强大”，不再服从斯巴达的领导。为了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斯巴达人打算用武力恢复雅典的僭主制度。虽说科林斯的反对阻碍了斯巴达的计划，但波斯也怀有同样的忧虑，它告诉雅典人，如果想要和平，他们必须恢复僭主政治。雅典的民主和进步挑战了斯巴达在希腊的统治地位，挑战了斯巴达控制希洛人的能力，也挑战了波斯对爱奥尼亚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在雅典海军诞生之前，斯巴达人已经对雅典心怀恐惧了。希罗多德援引了一部戏剧来展示雅典在文化上的与众不同。当一部讲述米利都被波斯军队攻陷的戏剧让雅典观众潸然泪下时，这位剧作家因为“让他们联想到自己将要遭受的悲惨命运”而被罚款1000德拉克玛[16]，他的其他作品都被禁止上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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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了爱奥尼亚起义军，并帮助他们摧毁波斯在该地区的首府萨迪斯之后，雅典面临着被复仇心重的波斯国王毁灭的命运。公元前490年，600艘三列桨座战船把大流士国王的两万军队送到了希腊。由于希腊没有一支拿得出手的三列桨座战船舰队，波斯舰艇被当成运输工具来使用，三列桨中也只有一列在划动。[18]在马拉松的海滩上击败波斯人后，雅典将军米提亚德（Miltiades）认为需要建设一支海军来应对持久的威胁。公元前483年，劳里厄姆[19]（Laurium）银矿的产量大幅增长，地米斯托克利说服了雅典民众，用这笔钱在原有的100艘三列桨座战船基础上又建造了100艘，并支付了船员的长期培训费用。雅典起初拥有的100艘三列桨座战船是在拉德之战以后建造的，目的是防止拥有大约99艘三列桨座战船的埃伊那岛（Aegina）变成波斯人入侵的基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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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有意识地将自己重建为一个海权，以维持一支由专门建造的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这支舰队是用来控制海洋的。地米斯托克利认识到，波斯对雅典乃至整个希腊构成了生存威胁，波斯拥有强大的陆海军力量，足以压制恼人的、独立的希腊诸国，使它们沦为纳贡的行省。他利用这一危险来说服他的同胞把新近实行了民主制的雅典变成一个海权，并加深民主对权力的控制。这种彻底的双重重建把政治权力从拥有土地的精英手里转移到城市民众手里，增加了国家收入，把精英束缚在为国家服务之中，并为海权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21]这些极具争议性的过程对于我们理解作为文化的海权至关重要。创建了三列桨座战船海军后，巨大的成本迫使雅典成了一个海权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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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战役的失败并没有吓倒大流士，他计划再进行一次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但却被埃及的起义搞得腾不出手来。在公元前486年登上王位的薛西斯（Xerx es）起初对希腊并无兴趣，但他的表兄弟马铎尼斯（Mardonius）以及被流放的雅典僭主佩西司特拉提达伊（Pisistratidae）说服了他采取行动。希罗多德笔下的薛西斯宣布：“我们要把神的天空笼罩之处全都变成波斯的疆土”，“把所有人类都置于我们的枷锁之下，不管他们有没有冒犯过我们”。这种亵渎神明的狂言巧妙地与地米斯托克利把萨拉米斯的胜利归于诸神形成对照，诸神嫉恨一个凡人竟敢自称统治着欧洲和亚洲。[22]他认为薛西斯的失败是神对其妄自尊大降下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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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的入侵计划可能因为公元前483年地米斯托克利的海军法案在公民大会上获得通过而加快了。在那之后不久，薛西斯下令在阿索斯山脚下开凿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运河，公元前480年，他决定消灭任何可能威胁到波斯沿海领土的海军力量。后面这一点至关重要。爱奥尼亚人的起义，还有希腊人在民主思想和不断进取的商业活动推动下对波斯帝国所做的干涉，挑战了波斯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薛西斯调动了1200艘三列桨座战船，“这是到此时为止，古代世界里最庞大的舰队，当然，它是和陆军部队联合作战的”，这支海军里包含大量的预备队，在远离利凡特基地作战时，这些部队非常重要。国王做出假设，认为所有的希腊城市，包括那些处于西西里和科孚岛（Corfu）上的，都可能会被卷进来。既然组织了这样一支庞大的舰队，薛西斯就打算充分利用它，按照预定计划以来势汹汹的西进征服希腊之后，再用这支舰队威慑其他国家，或许还会让偏远的腓尼基城市迦太基臣服。[23]这一帝国扩张计划与先前的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的野心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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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入侵时要依靠舰队来支援和维持其庞大的军队。尽管在绕过阿提密西安海角（Cape Artemesium）时遭遇风暴损失了许多船只，而且又在温泉关（Thermepylae）耽搁了时间，但波斯大军还是继续前进，占领并焚烧了雅典。雅典平民逃往沿海的岛屿避难。然而，薛西斯按部就班地把希腊诸国收为臣属的战略却因为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战役而崩溃。波斯的战舰很可能又被用作运输工具，而且桨手也不满员。一艘三列桨座战船只用一列桨、60个人就能很好地航行，但这样不能产生最大的动力。相比之下，希腊的战舰配齐了桨手，还搭载了重装步兵。这就是为什么地米斯托克利要选择在一条狭窄的水道里开战的原因：这种战场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航海技能的重要性，从而使希腊人更优越的肌肉力量和重装步兵成了决定胜利的关键。希罗多德把胜利归功于希腊人坚持他们的阵形，而波斯舰队则没能做到这一点。[24]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对重装步兵战斗的描述。在作战当天，雅典仍然是一个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它拥有200艘三列桨座战船，但只能给其中的一半配上船员。其余的船借给了盟国。人手短缺迫使雅典海权的政治家们——从地米斯托克利开始——建立一个帝国来资助它的舰队。[25]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在萨拉米斯以及第二年在普拉提亚（Platea）取得的胜利并不能确保希腊的自由。为了抵抗波斯的威胁，希腊需要团结和盟友；雅典在爱奥尼亚和埃及寻求这些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