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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昔底德精心挑选的词语中，萨拉米斯战役成了文化转型中决定性的一刻。地米斯托克利那革命性的概念重塑了雅典这座保守的、基于陆地的城市，它曾把马拉松战役当成自己荣耀的顶点，现在却成了一个独特的海洋帝国的首都。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人放弃了他们的城市，“登上船，成了水手”。[26]这不是一个战术选择：它标志着一种文化上的改变。功也好，过也好，都要由地米斯托克利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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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雅典海军优势的光辉岁月还未到来，尚需进一步的根本变革。必须用整整一个世代的时间来进行专业训练，才能创造出足以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中取胜的战术技巧。公元前480年，雅典人承认了西顿人——他们获得了以自己的船舰运送薛西斯的殊荣——在用三列桨座战船战斗方面堪称大师。在萨拉米斯战役之后，3艘西顿的三列桨座战船被当作战利品保存起来，这表明雅典人对于他们战胜拉德之战的胜利者、他们在制海权方面的前辈感到十分骄傲。[27]竖立在泛希腊的宗教中心德尔斐（Delphi）的雅典人胜利雕像手举一个三列桨座战船的冲角；它是从此战的战利品中买来的。然而，萨拉米斯只是雅典海军伟大的预兆，而不是证据。只有当雅典拥有一个帝国来资助它时，雅典海军才会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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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79年春天，一支人数减少但仍然强大的波斯军队回到了阿提卡（Attica），希腊联盟内部的根本分歧在此时显露无遗。斯巴达更关心的是加强科林斯地峡的防御，而不是援助他们的阿提卡盟友，所以他们迟迟不肯派出援军，直到雅典人指出，伯罗奔尼撒半岛没有被城墙包围，如果雅典的船只运载波斯的军队登陆，他们是无法抵御的。波斯将军马铎尼斯懂得制海权的价值，他邀请雅典人加入国王一方，帮助波斯征服希腊其他地区。波斯的提议使按兵不动的斯巴达行动起来，然而，在一次尖锐的舌战中，斯巴达使节指责道，正是雅典“扩张帝国”的野心引发了希波战争，这预示着两国在未来将要发生的冲突。[28]希罗多德用一桩令人震惊的暴行来要求他的读者承认新生的民主制的黑暗面：当一位雅典议员建议接受波斯人的条件时，他被其他议员用石头砸死了；他的家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被砸死他的那些人的妻儿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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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了雅典人的决心之后，希罗多德又叙述了在普拉提亚的陆战中取得的胜利，然后才把笔锋转回大海。这年春天，由于受到爱奥尼亚人将要起义的消息鼓舞，主要由雅典船只组成的希腊舰队在斯巴达人的指挥下，前去袭击停靠在萨摩斯岛的波斯舰队。不知是因为事先得到了消息还是因为资金短缺，波斯人遣散了腓尼基分舰队；其余船只则由爱奥尼亚希腊人驾驶，撤退到了米卡列海角（Cape Mycale）。在这里，波斯舰队的船只被拖上岸，四周围以匆忙建造的栅栏，还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守护它们。希腊人没有被这种防御阵势吓倒，他们在爱奥尼亚起义者的帮助下登陆，排好阵形，在雅典人的领导下向栅栏猛攻。他们洗劫了营地，烧毁了波斯舰队。这场胜利促使更多的爱奥尼亚城市发动起义，重新开启了将会引发下一次战争的基本文化冲突。斯巴达人想把爱奥尼亚起义者迁回希腊本土，而雅典人想建立一个爱奥尼亚帝国。确信希腊已经安全的斯巴达人回国了，把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雅典人克山提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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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了爱奥尼亚诸岛之后，舰队向北航行，到达了赫勒斯滂[29]（Hellespont）。在那里，希腊人发现薛西斯用船搭建的那座著名的浮桥已经毁于风浪，于是他们围攻并占领了这座桥在欧洲那头的终点塞斯托斯（Sestos），并向雅典的神庙奉献了桥梁的索具，这些索具象征着通往欧洲的钥匙。在把蛮族驱逐欧洲之后，克山提波斯给其他想要成为征服者的人发出了一个可怕的警告，为希罗多德这部波斯帝国兴衰史画上了一个戏剧性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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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斯托斯陷落时，希腊人俘获了行省总督阿尔塔乌克铁斯（Artayctes），他们认为此人犯有谋杀、盗窃和玷污圣域的罪行。尽管此人提出要用大笔金钱来赎自己和儿子的命，但克山提波斯心如铁石：“他们把他钉在一块木板上，高高地吊起来。至于阿尔塔乌克铁斯的儿子，他们当着他的面用石头把他砸死。”不仅是阿尔塔乌克铁斯手上沾了希腊人的血，而且他的祖父也曾煽动居鲁士（Cyrus）发动邪恶的战争来建立一个帝国，这使得对他的惩罚变得公正和恰如其分。[30]钉死阿尔塔乌克铁斯是前所未有的野蛮行径，它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薛西斯应该老老实实地待在亚洲，居鲁士和冈比西斯在自命不凡地追求普世君主国时的败亡就预示了他的失败。[31]雅典的胜利恢复了势力均衡，这是所有海权追求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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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波斯军队赶出欧洲之后，舞台上的场景不可避免地转向希腊的政治：在公元前430年左右，希罗多德完成他的著作时，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当雅典和斯巴达为了争夺希腊世界的霸权而厮杀时，他的读者把目光投向了希波战争，寻找英雄和榜样。[32]希罗多德故意把历史事件投射到当下，把雅典人的决心和意志当成公元前480年和公元前479年希腊获得胜利的关键，以及“对希腊自由的威胁与不可避免的冲突和苦难的根源”。他用讽刺性预示的情节设置手法将这一主题贯穿全书，诱使读者和听众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0年的“葬礼演讲”中引用了希罗多德的话，这强调了两位作者在主题上的连续性，以及同时代的人对希罗多德文本的熟悉程度。[33]很少有人提及希罗多德对雅典帝国主义的批判给修昔底德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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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醉心于通过文化体现出来的多样性，他的文本扩展应用了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的方法，波斯帝国的兴起——这造成了把单一文化强加于希腊世界的威胁——提供了叙事的线索。他对下一场关乎存亡的文化冲突进行了预告，不断地拿缺乏雄心和远见、只满足于赶走蛮族的斯巴达人跟勇于进取、充满活力的雅典人做对比。修昔底德提出了“文化差异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观点。[34]斯巴达完全不惧怕制海权战略，它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而且主导着军事平衡。它害怕的是雅典的海权文化，即激进的民主制、帝国主义和对外扩张——这些议题最终会导致雅典建造“长墙”，使它成为阿提卡郊野中的岛屿和捍卫帝国之显赫的堡垒——这种文化比雅典的三列桨座战船可怕得多。当雅典从民主国家演变为海权的时候，海军力量和民主政治的激进组合威胁到了希腊既存的势力平衡，挑战了波斯的帝国主义和斯巴达的权威。雅典帝国的象征是三列桨座战船和雅典的恢宏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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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雅典海权的性质与地米斯托克利的性格密切相关，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才华横溢、意志坚定的人，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冷酷无情、狡黠多诈、言而无信、贪得无厌。希罗多德暗示，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战役之前，地米斯托克利的诡计已经让其余的希腊人对雅典人抱有猜疑之心。然而，只有地米斯托克利觉察到了波斯的军队和舰队实际上是一个战略单元，可以在海上击败它。他选择萨拉米斯作为战场，把波斯人引诱过来，击败了他们，却没得到任何胜利的荣誉。他的目的显而易见：在萨拉米斯战役之后，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强迫其他希腊城市为雅典舰队的花费买单，比如说他围攻了雅典附近的安德罗斯岛（Andros）。[35]为了资助对雅典人和希腊人的安全都至关重要的雅典舰队，雅典需要一个更大的经济基础，一个帝国。修昔底德强调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欺骗和诡计是如何令雅典与斯巴达平起平坐的：“雅典海权的迅速增长和雅典人在对抗波斯人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使斯巴达人和其他希腊人惊慌不已。”修昔底德把地米斯托克利视为雅典的爱国者，而反对者则认为那些据称是“背信弃义”的行为败坏了民主和海权的名声，使所谓的个人缺陷变成了文化和身份的普遍缺陷。希罗多德宣称他没有对国家造成任何伤害，而修昔底德则以他与斯巴达人之间的冲突——不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作为后来雅典政策的基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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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米斯托克利的“长墙”在希波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修建了：把雅典城与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连接起来，使得雅典人有能力采用制海权战略。通过将雅典转变成一个战略性的岛屿，这些城墙把城市的焦点从陆地转移到了海洋，此举保护了市内的平民，但并没有保护贵族的地产。修昔底德借助地米斯托克利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雅典人成为航海民族，他们将会用获得的所有优势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就是他第一个冒险告诉雅典人，他们的未来就在海上。因此，他立即开始为他们的帝国打下基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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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对希波战争和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那段时期的简短讨论强调了雅典的帝国主义侵略，其中包括在埃及发生的战争，那是一场为了争夺控制权和资源而爆发的斗争。就在建立了提洛同盟，以及同盟在雅典两栖攻击力量的胁迫下转化为一个向其缴纳贡品的帝国后不久，公元前466年前后，在小亚细亚南部的攸里梅敦河，希腊人在与一支波斯舰队交锋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三列桨座战船为步兵准备了额外的甲板空间。雅典不再害怕任何海军对手，因此，它可以专注投送自己的陆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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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是在斯巴达拒绝担任爱琴海/爱奥尼亚同盟——这一同盟是在公元前479年米卡列战役获胜之后成立的——的领导者之后才接受这一荣誉的。提洛同盟用独立换来了安全，是雅典的保护使爱奥尼亚的城市和岛屿得以免遭波斯帝国的吞并。同盟对为雅典的保卫工作提供资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雅典是具有支配地位的同盟成员。雅典的海权比斯巴达的陆军力量贵得多：人值不了几个钱，舰队可不是这样。雅典把同盟当成税收基础，将商业和土地的收入结合起来。胆敢反抗的城市会被攻占，它们的船只和城墙会被毁掉，还会失去在同盟会议上投票的权力并被迫付钱。在很多情况下，反抗是由倾向波斯统治或斯巴达霸权的寡头领袖发起的。难怪雅典喜欢让它的卫星国组建民主政府。[39]民主制成了战略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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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维持提洛同盟的是与波斯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雅典人竖起了一个上面画着红色图案的盾牌来庆祝攸里梅敦河的胜利，那个图案是雅典娜“举着一艘腓尼基船上的装饰性船首”。但同盟很快就转变为一个纳贡体系。雅典用征收的钱来支付维持以及更重要的训练舰队的费用，建立了一支在战术能力上具有优势的专业海军部队。从事实来看，雅典解除了盟国的武装，把它们贬为臣属——“雅典权力的基础”是它的海军。几乎完全由岛屿和沿海城市组成的提洛同盟只能用强大的舰队来加以控制。随着拥有战舰的同盟成员数量的减少，雅典在海上获得了绝对的统治权。雅典拥有制海权，即使不进行陆战，它也能阻断同盟成员的进出口，而它在围城战方面的专长使它能够征服拒绝服从的城市。到公元前460年，只有希俄斯（Chios）、莱斯沃斯（Lesbos）和萨摩斯三座岛屿还在以提供船只的形式服务于雅典，其他成员都在支付现金。10年后，雅典开始在同盟城市驻扎军队，这种趋势在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时有所增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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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安全、抵御外国威胁和打击海盗的基础上的。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不但有同盟军队攻下海盗盘踞的岛屿斯基罗斯（Skyros）这样的事，而且雅典也在继续进行反海盗的巡逻。安抚比镇压更便宜，所以，当同盟的金库移往雅典时，对诸岛征收的贡品减少了，收上来的钱被用在把雅典变成一个帝国的首都上。[41]与希腊本土共同体相比，雅典更为重视这些岛屿的意见，因为岛屿基地对雅典帝国的核心区域爱琴海与赫勒斯滂来说是战略要地。失去对这些岛屿的控制将使爱琴海从经济的主干道变成战场，雅典想要再恢复这种控制，成本会很高。征服萨摩斯花费了1200塔兰同[42]。同盟数目巨大的货币储备被存放在雅典卫城，这使得雅典有足够的资金实施以三列桨座战船和围城战为基础的海洋控制战略。同盟的收入使雅典能够充当一个大国。[43]这种长期的资助一直是制海权战略的关键。希波战争结束之后，雅典把同盟的纳贡数目降到了“温和”的水平，但公元前431年，它与斯巴达的战争爆发，这促使它用舰队来胁迫往日的盟友，向它们强制征收额外的金钱，并进行贸易管制。对附庸国共同体所进行的资源榨取导致了反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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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65年，萨索斯岛（Thasos）爆发了反对雅典控制的起义，再加上以地米斯托克利为榜样的激进民主派取代了亲斯巴达的雅典贵族成为领导者，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破裂了。[45]尽管遭到了流放，流放到了小亚细亚，但地米斯托克利这位海权国家的创建者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希望能够重新掌权。他的名声成了拥护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者划分彼此界限的战场。地米斯托克利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作品中占据如此突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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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攸里梅敦河获胜之后，地米斯托克利的同事厄菲阿尔特（Ephialtes），以及伯里克利被选为雅典军队的指挥官，这为进一步民主化提供了保障。当雅典公民大会讨论是否要向斯巴达派遣援军，帮助他们镇压伊索米山（Ithone）的希洛人起义时，厄菲阿尔特当众宣称斯巴达是雅典的“天敌”。尽管贵族派的客蒙（Cimon）在随后的投票中获胜，得以率军前去援助斯巴达，但厄菲阿尔特利用客蒙不在的机会推动了进一步的民主改革，并在公元前461年放逐了他。斯巴达人担心他们的盟友会把“某些革命政策”带进冲突地区，于是就粗鲁地把客蒙和雅典军队打发回去了。斯巴达的无礼给在希波战争中结成的同盟画上了句号，加速了提洛同盟向雅典帝国的演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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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把硬实力和法律控制结合起来：雅典的法院成了上诉法院，它与民主派的关系良好，一直在逐步取得提洛同盟的上位司法权。雅典的法律坚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是有效进行经济剥削的关键条件。它使盟国，也就是后来的附属国支付其会费的义务合法化，并提供了一个能证明这些义务正当且能授权它使用武力的公共论坛。最终，就像从让盟国提供军舰和士兵转为让它们支付金钱一样，雅典的法律也有效地颠覆了盟友的独立性。[47]法律与海军力量联手撑起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只有依靠先前的盟国以及后来的附庸的资源才能走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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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生的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和米卡列完成了它的任务，但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不一样，他们不能就这样回家。为了保护他们的城市免受波斯人的袭击，他们需要动员本土之外的大半个希腊海洋世界并调集至关重要的造船资源。绳索和帆来自埃及，木材和沥青来自马其顿。资源依赖和经济需要迫使雅典接触更广阔的世界，这增强了帝国主义的诱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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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一支庞大的三列桨座战船舰队所需的巨大成本使得大部分国家对成为一个海军强国望而却步。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政治制度，让富有的精英阶层来分担责任，那么很少有国家能负担得起船只和海军的基础设施。在米卡列以及后来在攸里梅敦河所取得的胜利扩大了雅典海权的经济基础，创造了一个可以养得起海军的帝国。雅典击败了拥有巨大资源的波斯帝国，成了一个海权。人民可以通过节日（通常会发放大量肉食）、国家雇用、为桨手发放全薪和其他福利来分享这些新到手的财富。金钱和民主使雅典的民粹主义领导者有能力把新身份强加给国家，改变政治力量的平衡，并警告那些害怕社会平等带来后果的披甲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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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富和力量的刺激之下，公元前5世纪50年代，雅典产生了想让埃及摆脱波斯统治的野心。雅典试图通过援助埃及起义者来把自己的身份从海权升为大国。同盟内部的反对派被压制下去，斯巴达也只能作壁上观。让埃及恢复独立将产生一个强大的盟友，会分散波斯的军事力量，并确保战略物资的来源。雅典明白，只有独立的埃及能够制衡波斯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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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一个世代的时间，雅典帝国的势力就得到了急剧扩张，这令大陆列强感到担忧。它们更关心稳定和秩序，担心雅典海军力量所承载的导致平等的民主制会造成政治混乱。修昔底德认为这种恐惧就是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原因。[49]屡获成功燃起了雅典人的野心，令他们傲慢自大。雅典人并不是只打退了波斯的一次入侵，而是打退了两次，这使得他们开始谈论起“打到波斯去”或是“征服迦太基”这类话题。形势变化令斯巴达感到紧张，这不足为奇——它的贵族盟友被免职了，厄菲阿尔特进行了改革，“长墙”巩固了雅典的安全，而一旦雅典在埃及取得成功，就会在国外引起连锁反应，促进民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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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山提波斯之子伯里克利相信雅典能够打败斯巴达并保持对爱奥尼亚和爱琴海的控制。当他在公元前461年成为国家事实上的首脑时，财富和威望的空前增长——这与海洋帝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已经改变了雅典。他以掠夺和利润的承诺来取悦选民，从而控制了那些无情且激进的民众。他宁可两次同斯巴达开战——斯巴达完全有理由对雅典的野心感到忧虑——也不愿意违抗公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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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45年）是对雅典民主国家、提洛同盟的凝聚力和制海权战略的一次考验。主导冲突的战略因素只有一个。雅典控制着麦加拉[50]（Megara）和至关重要的吉安尼亚山口（Geraneia），阻断了斯巴达人进入阿提卡的道路，与此同时，从麦加拉出击的雅典军舰控制了科林斯地峡的两侧。只要雅典人掌握麦加拉，斯巴达军队就无法对阿提卡造成多大的威胁。一些雅典贵族曾计划向斯巴达打开大门，以恢复昔日的政治秩序，但这种机会始终没有等到。斯巴达的陆权未能对雅典造成严重打击，而雅典的宿敌埃伊纳岛却被征服、解除武装并被迫加入同盟。公元前456年至公元前455年，雅典舰队洗劫了拉科尼亚（Laconia）海岸，摧毁了位于基赛阿姆（Gytheum）的斯巴达海军基地。然而，制海权并不是决定性因素：雅典人能否获胜，关键还是在陆地上。[51]公元前454年，在埃及的冒险失败了，虽说修昔底德夸大了失败的规模以及雅典派出的军队和船只的数量以预示西西里的灾难，但这场失败还是改变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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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起码，在埃及的溃败给雅典的政治注入了现实主义气息；民主派召回了遭到陶片放逐法制裁的贵族客蒙，利用他作为斯巴达之友的名声来进行和平谈判。最终，雅典放弃了成为一个大陆帝国的要求，以换取斯巴达对其海洋帝国的承认，而且还承诺不再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吸收成员。最糟糕的是，麦加拉回到了斯巴达的阵营里。虽然埃及的灾难在同盟内部引发了不和，但是，波斯做出反击的打算使雅典别无选择，只能增强同盟的凝聚力，使其成为一个帝国。公元前451年，在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附近的海上，雅典面对波斯舰队取得了精彩的双重胜利[52]，这导致了《卡里阿斯和约》（the Peace of Callias）的签订，这一和约把波斯舰队赶出了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南部。跟波斯的和约以及《雅典—斯巴达三十年和约》（the Athenian-Spartan Thirty Years’Peace）使国际关系恢复了稳定，这令雅典得以巩固帝国，也让雅典民主派得以巩固国内政权。和平使建立提洛同盟丧失了理由，但建立一个帝国能够使雅典通过利用其资源来“保持伟大”。[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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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通过美化城市来夸耀他们的力量。华丽的建筑和壮观的仪式使薛西斯造成的破坏变成了一种美德，既象征着人们抛弃有形的城市却仍然保持雅典人身份的意志，又象征着他们独特的人力资源。他们的城市是由人构成的，而不是用石头造的。“实际上，地米斯托克利把他们的城市从有形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即使城市被夷为平地，城邦仍会留在雅典人的心中。”雅典作为一种理想、一个概念、一座想象之城的存在，全都要归功于这种精神。历史学家们对使雅典变得伟大的观念进行了研究，而哲学家则就最好的政府形式展开了讨论，因为他们认识到了选择在雅典的崛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萨拉米斯成了雅典身份的试金石，这座城市是如此的胆大包天，甚至放弃了有形的东西而代之以精神的东西，并赢得了令人惊叹的胜利。“上船去”一词概括了充满活力、勇于进取的雅典精神。[54]萨拉米斯战役之后，雅典这座到那时为止都是由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内陆城市被重建为一座海洋城市：“长墙”把它和比雷埃夫斯联系在一起，而新的庙宇建筑群提供了从正面观看战场的场所，三列桨座战船则成了硬币和陶器上的标准图案。统治着雅典的人们利用船坞、港口、庙宇和其他公共设施来加强这种新身份。从建筑到陶片上的涂鸦，艺术在所有层面上强化了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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